梁实秋：雅舍前的徘徊

作平按：本文节选自我的《1942，中国北碚：一座小城的抗战与生活》，系该书之一章，已刊于《同舟共进》2026年第一期。原文有两万多字，杂志版面有限，删去数千。此即删节版。目前，该书正在出版社编辑中。

兰海高速从重庆北碚城区穿过。北碚入口附近，灰白的公路如同一柄利剑，将一座翠绿的小山一剖为二。于是，同一座山就有两个名字：左边叫雨台山，如今是公园；右边叫梅花山，它的得名，缘于长眠山上的张自忠。所以，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张自忠陵园。

梅花山东北方向三公里外的地方，是另一座比雨台山更低的小山，小得甚至没有名字。几级台阶上去，半山腰，有一片复建的民国风格建筑。

那便是因梁实秋而大名鼎鼎的雅舍。

梁实秋与重庆、与北碚和雅舍的缘份，起自于抗战烽火正炽的1938年。

当年夏天，作为国民参政会议员，梁实秋前往武汉参加第一次大会。

会议期间，梁实秋遇到老朋友张道藩。张道藩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他告诉梁实秋，国民政府即将迁都重庆，“参政会除了开会没有多少事做。”为此，他邀梁实秋去重庆，参加中小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的工作。

这个编辑委员会，隶属教育部，下设总务组、中小学教科书组、青年读物组和民众读物组。梁实秋认为，“既到后方，理宜积极参加与抗日有关的工作”，便欣然接受了张道藩的邀请。

1938年秋天，重庆还未褪去夏日的酷热时，开完国民参政会的梁实秋溯流而上，从武汉抵达重庆，开始了他长达8年的北碚岁月。

雅舍的日常

刚到重庆时，张道藩将梁实秋接到编译馆设在上清寺的办事处。不久，重庆遭遇大轰炸，机关人员纷纷迁往乡下，编译馆落址北碚。梁实秋由是也坐着小火轮，从市中心来到偏僻的北碚，住进了编译馆分给他的小房子。

40余年后，80多岁的梁实秋在遥远的热带回首往事，他说，刚到北碚时，他看到的北碚，“有两三条市街，黄土道”，虽然简陋，但“相当清洁”。最初，他“住在委员会的三楼上”，那是一间真正的斗室，室内仅一床一几一椅而已。

他的具体职务是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中小学教科书组主任。

对于这项从未涉足过的工作，任务繁而事务细，梁实秋却只向张道藩提了惟一一个要求——这要求如同一面镜子，足以照见梁实秋的品行操守：他说，他在国民参政会已经领了一份薪水，因此，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不用再给他另发工资。

编辑委员会提供的房子太过逼窄，非久留之地。不久，梁实秋便有了新居，那就是留名中国文学史的雅舍。

原来，编译馆附近的小山坡半山腰，有人刚建成一座房子，梁实秋和吴景超、龚业雅夫妇一起，合资把它买了下来。

吴景超，安徽歙县人，与梁实秋为清华同学。1923年8月，他们从清华毕业后，一同乘坐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从上海前往美国。梁实秋先后就读于科罗拉多学院、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吴景超先后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和芝加哥大学。

梁实秋的专业是英语和欧美文学，吴景超的专业是社会学。后来，一人以文学名世，一人成为著名社会学家。

回国后，吴景超在金陵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抗战军兴，他在国民政府经济部任职，虽转入政府部门，仍潜心著述，并主编《新经济》半月刊及艺文丛书。1947年后，仍回清华教书。及至建国，在中央财经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68年去世。

龚业雅系湖南人，与梁实秋的三妹梁亚紫乃北平女师的同班同学，过从甚密。因这一关系，梁实秋早年就认识龚业雅。梁实秋说，龚业雅性格开朗，“全家人都很喜欢他。”

1927年夏天，梁实秋和程季淑新婚不久，刚在上海落脚，梁亚紫和龚业雅也到了上海，住在梁实秋租的房子里，“无拘无束地狂欢了好多天”。租屋只有一间卧室，梁亚紫就和龚业雅就打地铺睡在梁实秋夫妇床前。后来，吴景超与龚业雅相识相知并结为伴侣，和梁氏兄妹的介绍、撮合密不可分。

雅舍之名，系梁实秋所取。

山坡上的那座房子，僻在郊外，并无街巷，自然就没有某路某街某巷某号的门牌。梁实秋也好，吴、龚夫妇也罢，都是需要与外界邮件来往的人。为方便邮递员，他们决定给房子取个名字。

梁实秋提出，取龚业雅之雅字，谓之雅舍。并找来一块木牌，大书雅舍二字，竖在门外的土坡下面，“往来行人一眼即可望到。”过了不久，木牌被人顺手取走，“大概是拿去当作柴火烧掉了。”不过，雅舍已广为人知，无须再制作指示牌了。

雅舍之名，听上去风雅浪漫，一如多年后我看到的复建的雅舍一样——它同时还挂了另一块牌子：梁实秋纪念馆。

事实上，真正的雅舍只能说是至为普通的川中农舍。雅舍的六间房，“可以分为三个单位，各有房门对外出入，是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

不过，在另一篇文章里，梁实秋又说，“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篱墙，墙上敷了白灰”。

此文写于搬到雅舍两个月后，当然比晚年回忆更准确。由是推之，他说的低级茅舍并非实指雅舍乃茅草所盖，而是一个形容词。雅舍有窗而无玻璃，糊的是纸，纸若破了，“风来则洞若凉亭”；虽是瓦房，但“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

雅舍六间房，梁实秋占两间，吴龚夫妇和两个孩子占两间，另两间租给许心武和尹石公。此二人亦是梁实秋同事。

我看到的雅舍系虽是复建，但其位置应该无大的出入。只不过，从街上走到雅舍的台阶，如今是青石堆砌，那时却是土路，若遇雨水，必泥泞一片。

我站在雅舍前眺望到的街巷楼宇，那时候是阡陌交错的稻田。稻田旁边，是高粱地、竹林、水池和粪坑，其后是荒僻的森林，更远处，缙云山拖着一抹青黛从天际线上逶迄而过。

和当时四川的绝大多数农舍一样，不仅雅舍的外墙用竹条编织为墙，涂上泥土后抹以白灰，里墙亦复如此。这种竹墙，隔音奇差，“故我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邻人轰饮作乐，咿唔诗章，喁喁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均随时由门窗户壁的隙处荡漾而来，破我岑寂。”

荒山野岭，老鼠与蚊子才是原住民，人不过是冒失的撞入者。故此，“入夜则鼠子瞰灯，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或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或吸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脚上磨牙，使得人不得安枕……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相鼠在牙，一阵咬便是一个洞洞。”

至于蚊子，其骚扰之严重，比老鼠更过之。梁实秋感叹，“雅舍的蚊风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每当黄昏降临，满屋里都是蚊子在飞舞，这些蚊子又黑又大，乃至给梁实秋一种错觉：它们的骨骼都是硬的。秋肃天寒，别处的蚊子早不见踪影，雅舍的蚊子依然猖獗。

重庆平坝甚少，北碚地处缙云山麓，除了沿嘉陵江有小块平坝外，哪怕城区里，也到处是高高低低的山。雅舍所在的山腰，是一面倾斜的台地。

雅舍的建造者在造房前，并未将台地完全弄平整。于是，房子只好依山就势。从山下的土路到雅舍门前，要爬几十米的坡不用说。即便到了室内，仍须上坡，“因为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客来无不惊叹。”梁实秋自己呢，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

梁实秋所居的两间屋子，陈设“只当得简朴二字”。四只竹凳横放，上面架以棕绷，便是床。不仅睡上去摇摇晃晃，吱吱作响，且每过一段时间，就得把棕绷取下在水里浸泡后再暴晒。不然，彼时普通人家几乎家家常见的臭虫就会满床都是。床之外，一几一椅，那是梁实秋平日读书写作必用的。

陈设如此简朴，梁实秋调侃说，“我非显要，故名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无博士文凭格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丝织西湖十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不能张我四壁。”

最令人称奇的是，这么一个文化人客居的小院，居然搭了一个猪圈，且猪圈里真的养了猪。

原来，雅舍主人——梁实秋、吴龚夫妇以及两位租客，合伙请了两位工友，负责雅舍日常工作。

一个是20岁左右的小陈，他的主要工作是挑水担柴。雅舍左近，没有水井，日常用水，必须到坡下的嘉陵江挑取。我算了一下距离，即便以今天裁弯取直后的路程计算，也有3里多。

距离如此之远，还要挑着上百斤重物爬坡上坎，不是身强力壮且长期劳动的年轻人，根本不能胜任。雅舍每天的用水，小陈要往返十次八次。他的两条腿肚青筋暴露——这是体力劳动者，尤其是肩挑背扛者身上常见的。

其时工厂极少，嘉陵江也没有经受工业污染，但江水仍然不能直接饮用。小陈买了两只大瓦缸，两缸相叠，各凿一小孔后以竹管相通。缸内平铺一层沙一层石一层炭。河水挑回来，先盛入上面的缸，经过过滤，由竹管注入下面的缸，再以明矾搅一下，水便清澈了。

另一位杂工是一个姓黄的50多岁的农村妇女，雅舍居民都称她为黄嫂。梁实秋说，“黄嫂天性极厚，视雅舍为自己的家。”她认为，一个家若是没有猪便不成为家，坚持要养猪，雅舍居民拗她不过，只得任她在院子边上造了一个猪圈，买来一窝小猪。

冬天，遇上重庆难得的艳阳天，黄嫂坐在檐下缝补衣袜，几头小猪哼哼唧唧地偎在她脚边。多年以后，梁实秋还认为，“那是一幅动人的图画”。

当然，养猪不是养宠物，而是为了获得珍贵的肉食。其时，雅舍的桌上，“大概尽是白菜豆腐的天下，景超所最爱吃的一道菜是肉丝炒干丝，孩子们在菜里挑肉丝拣肉屑，父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因此，“年终杀猪又是一景。”

那些朋友

“三千名流聚北碚”，全国各地不少知识分子，都因战争烽火而内迁重庆。在北碚，梁实秋先后和多位好友邂逅，异地他乡，赓续友谊。

梁实秋住在编辑委员会楼上时，邻居方令孺就是他的旧交之一。

方令孺出自安徽桐城方氏，而桐城方氏，“其门望之隆也许是仅次于曲阜孔氏”——明清的方以智、方苞都属桐城方家。

不过，方令孺不愿别人提及她的门第家世，一旦有人当着她面说起桐城方氏如何，“她便脸上绯红”。

方令孺早年嫁到陈家，育有一女，后因志趣不合而中年离异。故此，方令孺常常郁郁寡欢，除了极少数几个朋友——比如梁实秋——外，很少与其它人来往。她一袭黑色旗袍，不施粉黛，独居斗室。

梁实秋与方令孺的交往，始于1930年的青岛。其时，梁实秋应杨振声之邀，到青岛大学任教，主持外文系工作。同期到青岛大学的，还有主持中文系工作的闻一多。

梁实秋与闻一多既是清华同窗，到美国后又同学一年。用梁实秋的话说，“我们有过深厚的友谊。”到了青岛，“青岛山明水秀而没有文化，于是消愁解闷唯有杜康了。”由杨振声倡议，组成了一个固定的酒友局。成员除杨振声、梁实秋、闻一多外，另有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约定周末至少聚饮一次。

闻一多提出，应该邀请另一个女教授加入。这个女教授就是方令孺——方令孺的侄儿方玮德，好诗歌，是闻一多的弟子，且与闻一多的另一位来往甚密的弟子陈梦家交好，是以闻一多与方令孺乃知交。方玮德喊方令孺九姑，周边一帮朋友，包括梁实秋在内，也跟着喊九姑。

方令孺加入后，遂凑成酒中八仙之数。从此，每到周末，“猜拳行令，觥筹交错，乐此而不疲者凡两年。”方令孺不善饮，“微醺辄面红耳赤，知不胜酒，我们亦不勉强她。”

有一天，梁实秋找方令孺聊天，进门后，看到房间里有一个竹制书架，书架上居然全是中英文图书，“这在抗战时期是稀有的现象。”梁实秋感慨，“逃难流离之中，谁还有心情携带图书？她就有这样的雅兴，迢迢千里间关入蜀，随身带着若干册她特别喜爱的书。”

梁实秋看到书架上有一本英文版的《咆哮山庄》——后来译作《呼啸山庄》，顺手将它取出来，说，“这是好动人的一部小说啊！”其时，该书还没有中文版。

梁实秋表示，他要把它翻成中文。方令孺听了，非常高兴，当即把书借给梁实秋，“我总算没有辜负她的好意，在艰难而愉快的情形下把它译出来了。”

梁实秋搬到雅舍后不久，方令孺也搬到了雅舍斜对面的小山上。有一年冬天，方令孺邀请梁实秋和龚业雅到她家吃饭。

北碚的冬天，潮湿而阴冷，且整个西南地区，都没有集中供暖。北碚以及四川最常见的取暖方法，是一种叫烘笼的东西。也就是一只小小的瓦盆，外面用竹条将其编织包裹，仅留盆口向上。冬时，把燃烧而未尽的木炭放入瓦盆中。

这种取暖方式，40多年前，当我幼时，农村仍在普遍使用。至于更为遥远的抗战时期，“那个时候大家生活都很清苦，拥着一个炭盆促膝谈心便是无上的乐事了。”

那个严寒的冬日，当梁实秋和龚业雅冒着风雪走进方令孺居所时，立即闻到了一股扑鼻的香气。他抬眼一看，一只密封的瓦罐放在炭火上，发出轻轻的扑噜声。方令孺告诉他们，罐里煨的是大块连肥带瘦的猪肉，除料酒和酱油，不加一滴水，已经煨了五六个小时了。

这一餐，三个人吃得非常尽兴。孰料，临走时，方令孺幽幽地叹息说，“最乐的事莫如朋友相聚，最苦的事是夜阑人去独自收拾杯盘打扫地下，那时的空虚寥落之感真是难以消受啊。”

与到朋友家做客相比，更多时候，是梁实秋在雅舍接待客人。

有一次，一个叫韩文信的朋友来访，打算晚上留宿。但雅舍一个萝卜一个坑，根本没有可以安排的客房。怎么办呢？韩知道梁实秋和龚业雅都喜欢打麻将，遂提议：打个通宵麻将如何？

梁、龚欣然答应。三人约上住在左近的卢翼野，凑成一桌。两盏油灯，每盏伸出数根灯草，一齐点亮，熊熊燃烧如火炬。龚业雅虽是女子，然性格豪迈、直爽。中途，大约是摸了一把好牌，忍不住仰大大笑，不想却椅仰人翻，灯倒牌乱。四人一直打到鸡鸣报晓，才局终人散。

梁实秋与冰心也是至交。1987年11月，梁实秋去世，其女梁文茜将消息电告冰心，冰心次日便写了一篇《忆实秋》，刊于几天后的《人民日报》。

文章开篇就说，“今晨8时半，我正在早休，听说梁文茜有电话来，说他父亲梁实秋先生已于本月3日在台湾因心肌梗塞逝世了。还说他逝世时一点痛苦都没有，劝我不要难过。但我怎能不难过呢？我们之间的友谊，不寻常啊。”

这不寻常的友谊，起源于梁实秋和冰心的丈夫吴文藻是清华时的同班同学。清华毕业后，梁实秋和吴文藻坐船前往美国留学，船上学生，大部分来自清华大学，另有三个来自燕京大学。一个是许地山，一个是陶姓女生，还有一个就是谢婉莹，即冰心。

那时候，从上海到美国，轮船要行驶数十天。天天面对海浪飞鸥，自然无聊。梁实秋等人便商议办了一份名为《海啸》的壁报。正是因为办壁报，梁实秋认识了冰心。冰心说，“我认识他（梁实秋）比认识文藻还早几天。”在美国期间，他们来往频繁，还一起演过戏。

抗战后，冰心夫妇也内迁至重庆，居住在歌乐山，梁实秋曾去看望他们。冰心记得，梁实秋坐在山上无墙的土房子长廊前鸟瞰嘉陵江，一个人能够静静地看上几个小时。大约在1940年，梁实秋和龚业雅再次前往歌乐山冰心居所，把冰心夫妇接到了北碚——这是冰心第一次走进雅舍。

那个冬夜，如同此前和此后的许多个北碚冬夜一样，寂静，寒冷，阵阵北风中夹杂着雨声和遥远的犬吠。雅舍里，照例是十几根灯草的油灯，以及一只燃了木炭的火盆。此时，雅舍四面透风的门窗反倒是一种优势——不必担心一氧化炭中毒。

梁实秋记得，他们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冰心兴致很高，还主动用闽语唱了一段福建戏词。

另有一次，也是冰心来北碚，众人聚在雅舍一场欢饮。席后，梁实秋拿出一本册页，冰心在上面写了一段话：“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众人见冰心写到这里，一齐叫起了来，说：“实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都不够朋友了？”冰心说，我还没写完呢。继续写道：“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须努力。”

过了些日子，方令孺看到冰心的题辞，又在后面写了一段：

“余与实秋同客北碚将近二载，借其诙谐，每获笑乐，因此深知实秋‘虽外

似倜傥而宅心忠厚’者也。实秋住雅舍，余住俗舍，二舍遥遥相望。雅舍门前有梨花数株，开时行人称羡。冰心女士比实秋为鸡冠花，余则拟其为梨花，以其淡泊风流有类孟东野。唯梨花命薄，而实秋实福人耳。”

梁实秋一生颇有女人缘，他与夫人程氏相濡以沫几十年，程氏故去，又有年轻近30岁的韩菁菁由敬生爱，伴其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至于方令孺、冰心和龚业雅，则是其毕生的红颜知己。

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前线劳军

1940年，梁实秋有过一次毕生难忘的劳军之旅。新年伊始，梁实秋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组织的华北慰劳视察团。视察团的任务是“宣达中央意旨，慰问军民，并视察军民状况及其他文化、宣传、交通、经济等事项”。

接到参政会秘书处的通知时，梁实秋曾有过犹豫。在秘书长王雪艇的劝说下，他想到自抗战以来，“所谓共赴国难只是虚有其名，实际上是蛰居后方徒耗食粮，真正的是无补时艰，如有机会到华北前线巡视一次，至少可以看看华北一带军民的实际情况，可以增长见闻，总是有益之事。”

视察团成员总共六人，即李元鼎、邓飞黄、卢前、于明洲、余家菊和梁实秋。资格最老、年岁最长的同盟会元老，曾任国民政府审计部长和监察委员的李元鼎充任团长。

视察团从重庆出发，经宝鸡、西安、洛阳、郑州、南阳和宜昌等地，行程数千里，历时两个多月，先后访问了五个战区和七个集团军司令部。其中一个，便是张自忠任总司令的第三十三集团军。

湖北宜城境内有一个小乡场，名为快活铺。这里，就是张自忠的司令部驻地。1940年2月，一个雨夹雪的寒冷日子，梁实秋一行抵达快活铺，被迎进了司令部。

梁实秋看到，张自忠的司令部是一栋茅草土屋。一明一暗，外间放着一张长方形木桌，周围摆着木头板凳，布置得像会议室。里间是张自忠的寝室，有一架木板床，床上放着薄簿一条棉被，床前有一张木桌，桌上摆着电话机和几只镇纸压住的公文。

整个司令部，四壁萧然，别无长物，但“整洁干净，一尘不染”。梁实秋感叹说，“我们访问过多少个司令部，无论是后方的或是临近前线的，没有一个在简单朴素上能比得过这一个。孙蔚如将军在中条山的司令部，也很简单，但是也还有几把带靠背的椅子，孙仿鲁将军在唐河的司令部也极朴素，但是他也还有设备相当齐全的浴室，至于那些雄霸一方的骄兵悍将就不必提了。”

张自忠给梁实秋的第一印象是身躯高大，微胖，光头，略显苍白的脸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着普通的灰布棉军服。尽管他是上将，身上却没有任何官阶标识。“他不健谈，更不善应酬，可是眉宇之间自有一股沉着坚毅之气。不是英才勃发，是温恭蕴藉的那一类型。”

梁实秋一行到司令部比较晚，双方见面后，“只是闲道家常，对于政治军事一字不提”。然后是晚饭，即梁实秋说的“一餐永不能忘的饭食”。这顿晚饭，四碗菜，一只火锅。“四碗菜是以青菜豆腐为主，一只火锅是以豆腐青菜为主，其中也有肉片肉丸之类点缀其间。每人还加一只鸡蛋放在锅子里煮”。

这餐看起来颇为家常甚至寒酸的饭食，梁实秋说他得看出，“这是他在司令部里最大的排场。”

晚饭后，客人们被安排去睡觉。士兵将梁实秋引到司令部附近的一栋民房。油灯如萤，只能依稀看到屋角有一大堆稻草，“我知道那是我的睡铺。在前方，稻草堆是最舒适的卧处，我是早有经验的，既暖和又松软。”

梁实秋打开随身带的铺盖，放在稻草堆上倒头就睡。睡梦中，一阵阵轰隆隆的炮声把他惊醒，惊慌中起来凭窗眺望，月明星稀，并无动静。次日才得知，中日双方隔着襄河对峙，每到晚上，日军担心我军偷袭，不时开炮。

次日，雨雪未消，朔风劲吹，比前一天还冷。司令部前的小广场上，集合起近千名士兵，由视察慰劳团举行赠旗仪式。“我们奉上一面锦旗，上面的字样不是‘我武维扬’便是‘国之干城’之类。”

梁实秋即兴讲话。广场空旷，加之风吹雨打，没讲几句就力竭声嘶了。仪式完毕，梁实秋一行离开司令部，“张将军率领部队肃立道边，送我们登车而去。”

这就是梁实秋与张自忠唯一一次见面的全过程。梁实秋说，他的劳军之行结束回重庆后，不少人问他在前线有何见闻，“平时足不出户，哪里知道前方的实况？真是一言难尽。军民疾苦，惨不忍言，大家只知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其实亦不尽然，后方亦有不紧吃者，前方亦有紧吃者。大概高级将领之能刻苦自律如张自忠将军者实不可多得。”

关于张自忠的生平，梁实秋坦言他“初不甚了了”，但“七·七”事变前后，“余适在北平，对于二十九军诸将领甚为敬佩与同情，其谋国之忠与作战之勇，视任何侪辈皆无逊色。谓予不信，请看张自忠将军之事迹。”——在《记张自忠将军》一文的最末，梁实秋如是写道。

1940年5月，张自忠以第五集团军右翼兵团总指挥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身份战死于湖北襄阳，消息传至北碚，梁实秋闻讯，意外而伤感。

半年后，国民政府为张自忠举行国葬，将其安葬于与雅舍一箭之地的梅花山，梁实秋亲历其盛，后来，他回忆说：“张将军灵柩由重庆运至北碚河干，余适寓北碚，亲见民众感情激动，群集江滨，遗榇厝于北碚附近小镇天生桥之梅花山，山以梅花名，并无梅花，仅一土丘蜿蜒公路之南侧，此为由青木关至北碚必经之在，行旅往还辄相顾指点：‘此张自忠将军忠骨长埋之处也。’”

花酒，温泉和手术

梁实秋是生活的艺术家，他天性恬淡雅致，骨子里有一种古代士大夫的浪漫情怀。生活条件艰难，他却能从艰难的生活中发现美，发现情调和趣味，从而让平淡乃至艰苦的营生，也能熠然生辉如朗月。

并且，梁实秋性格平和温婉，复又幽默有趣，他身边总是围绕着一大帮朋友。朋友们常到雅舍相聚，这是梁实秋体味人生乐趣的一大途径。

雅舍门前有一方空地，梁实秋的说法是约一丈见方，大概也就是三四十平方米的样子。院子边上，有两株梨树。三月，梨花洁白如雪。春秋佳日，月明风清之夕，有朋友结伴而来，梁实秋便把滕椅搬到梨树下，清茶一壶，闲谈半宿。

如今楼宇林立的街道，那时候，还是一片漠漠的原野。“有时看到下面稻田之间一行白鹭上青天，有时看到远处半山腰呜的一声响冒出阵阵的白烟，那是天府煤矿所拥有的川省唯一的运煤小火车，有一次看到对面山顶上起火烧房子，清晰地听到竹竿爆裂声。如果不太晚，还可以听到下面路上小孩子卖报的呼声：‘今天的报，今天的报！’”。

现在的雅舍，虽然复建在半山坡上，但周遭楼房密集，且大多高达20多层，雅舍便罩在一片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梁实秋时代，雅舍高高在上，四周景物一览无余。

所以，梁实秋认为，“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尤其春天的月夜，庭前梨花开放，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驳，景象幽绝。有月而无友的夜晚，梁实秋常伫立在雅舍前看月，尽管月色带来的，不完全是悠然与愉悦——更多时候，他让梁实秋思念起远在北平的妻儿。

对杜诗造诣颇深的梁实秋，一定会想起老杜的名句：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帽，双照泪痕干。

梁实秋好酒，酒量不错。在雅舍，他时常独酌，下酒菜只是一斤花生，却可以就这一斤花生喝下整整一瓶茅台——那时的茅台还是一种价格低廉的土酒，和国酒这样的奢侈毫无关系。

当然，一斤茅台下肚，梁实秋也就“颓然而睡，不知东方之既白”了。花生就酒的习惯，余上沅调侃梁实秋，说他这是“吃花酒”。

北碚温泉闻名遐迩。热爱生活、追求生活品质如梁实秋，自然不会错过。在北碚期间，他多次前往北温泉公园。北温泉公园成为他晚年追忆陪都生活的重要线索。

他说，“北碚的名胜是北温泉公园，乘船沿嘉陵江北行，或乘滑竿沿江岸北行，均可于一小时内到达。其地有温泉寺，相当古老，建于南朝刘宋景平元年，虽经历代修葺，殿宇所存无几，大门内有桥梁渠水，水是温热的，但其中也有游鱼历历可数。寺内后面有两座大楼，一为花好楼，一为数帆楼……温泉的水清澈而温度适当，不像华清池那样地烫。泉喷口处小小的水帘洞，人可以钻到水帘洞后面，二人并坐于一块平坦的石上，颇有奇趣。”

有一次，梁实秋和友人洗罢温泉，还在公园里的农庄住了一宿。许多年过去了，梁实秋还记得那个闲适而宁静的夜晚：“我夜晚不能成眠，步出走廊，是夜没有月色只有星光，俯瞰嘉陵江在深黑的峡谷中只是一条蜿蜒的银带，三点两点渔火不断的霎亮，偶然还可以听见舟人吆喝的声音。对面是高山矗立黑茫茫的一片，我凭栏伫立了很久，露湿了我的衣裳……”

抗战期间，梁实秋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吃的是平价米，米中夹杂有不少石子、沙粒和稗子。长期食用这种米做的饭，很容易患盲肠炎。

这年春天，梁实秋也不幸中招——在今天，只需极为简单的小手术即可，但在几十年前，技术落后，加之基本的药物也十分匮乏，割盲肠竟是高风险的大手术。

急性盲肠炎发作后，梁实秋腹痛不已，必须手术。恰好，外科主任患了疟疾，带病上岗，满头大汗地走进手术室。手术室里蚊蝇乱飞，两个护士不停地挥动着手里的拍子驱赶，以防止它们落到梁实秋腹部的伤口上。

电力供应不足，一灯如豆，昏暗阴沉。并且，就连这昏暗阴沉的电灯，一会儿也因突然停电而熄灭了。梁实秋的一个朋友，原本站在手术室窗外等待，这时，他赶紧找来一只两尺长的大电筒，站在旁边为手术照明。

手术就在这种极为恶劣的条件下结束了。七天后拆线，梁实秋开始发高烧，白血球激增，这是出现炎症感染的迹象——当时，青霉素还没有广泛应用于临床，只能口服一种英文名叫Sulfonamide的磺胺类药物，效果无法和青霉素相比。

总之，该出院时，梁实秋竟昏迷了。医院组织医生会诊，外科说是感染了内科病症，内科说是外科手术出了问题。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干脆第二次开刀，再次打开梁实秋的腹部。二次开刀后，内外科没再争论，也没有像上次那样用线缝合伤口，而是塞进一卷纱布，让其自动愈合。

愈合时间极为漫长，梁实秋在床上以仰卧姿势，一躺就是一个多月，每天清洗伤口流出的脓水，让他痛不欲生，却只能咬牙忍受。以后，又是长达半年的将息，才渐渐恢复了元气。

听说梁实秋生病住院，他的清华同窗顾毓琇前往探视，并作诗安慰：

人生意义何由识，痛苦来时共乐天。

有病难忘身作客，无眠便觉夜如年。

安心是药曾相劝，壮志得闲宜自怜。

信有扁华今再世，膏盲能起便夷然。

教书与写作

复旦内迁北碚后，不少在北碚的文化名人都到复旦大学兼课。梁实秋也是兼职教授之一。

续在复旦兼职后，他又于1943年，到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书。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建于1941年，校址在壁山。1943年，一部分迁到北泉公园，成为独立的分校。近水楼台，这所历史极为短暂的学校，便把梁实秋挖去讲西洋文学史。

梁实秋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林斤澜。多年后，林斤澜在一篇短文里回忆过梁实秋上课的情景。

冬天的北碚，天气阴冷，尤其江边山脚，有时会飘起柳絮般的雪花。身材微胖的梁实秋，身着皮袍，头戴绒帽，围着一条可以在脖子上绕三圈的长围巾，坐着滑竿赶到学校。

到校后，下了滑竿，梁实秋脸上带着微笑直奔教室。他的授课方式颇为与众不同：“他不看学生，从长袍里掏出一张张长条小纸条，扫一眼，就开讲。他讲的是西洋戏剧史，希腊悲剧，中世纪，文艺复兴，顺流而下，不假思索，只摆事实，不重观点，如一条没有滩，没有漩涡，平静可是清楚的小河流。一会儿法国，一会儿英国德国，提到人名书名，写板书，法国的法文，英国英文……抗战时期，学生多半是流亡学生，学过点外语也耽误了。他全不管，从不提问，和学生不过话，更不交流。下课铃一响，揣纸条，戴帽子，围三圈围巾，立刻走人，上滑竿。和别的老师，‘进步’的和不见得‘进步’的名流，都不招呼。”

以今天的标准衡量，梁实秋的授课方式，比如不和学生互动交流，只顾自说自话，未必就是一个优秀教师——至少，这种授课方式，颇有值得商榷处。

但是，彼时，无论在复旦大学还是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他的课经常满座”。一方面，“当时书不易得，流亡学生自有生活方式，读书时间也少。他的课显得知识丰富，条理清晰，叙述烂熟又动听”；另一方面，则和他名气大，影响广密不可分。

定居北碚时，时任《星期评论》主编的刘英士向梁实秋约稿，梁实秋应约开了专栏，写下一批随笔——或者按中国传统文学归类法，可称之为小品文。每篇两千字左右，谈天说地，机趣横生，既有当时生活之素描，亦不乏人性人情之反省。

龚业雅与梁实秋既是好友，又同在一个屋檐下，这些以《雅舍小品》为总题的作品，墨迹未干，龚业雅先睹为快。梁实秋笔下所写人事，牵涉到不少他们共同熟识的人乃至共同的朋友，“都是真人真事，虽多调侃，并非虚构，所以业雅看了特感兴趣，往往笑得前仰后合。”有时，梁实秋拖延症犯了不想写，龚业雅就不时催促，“我才逐期撰写按时交稿。”

《雅舍小品》发表时，梁实秋用的是笔名子佳。除少数圈内朋友外，大多数人不知道子佳是何方神圣。有一次，刘英士在一家餐馆吃饭，邻桌有几个大学教授，正在热烈讨论《雅舍小品》。

一个姓徐的教授大声说，“你们说子佳是梁实秋，这如何可能？看他译的莎士比亚，文字总嫌有点别扭，他怎能写得出《雅舍小品》那样的文章？”

朱光潜在报章上读到几篇雅舍小品后，从成都写信给梁实秋，“大作《雅舍小品》对于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之上。”

如此期复一期，篇复一篇，到了可以独立成书的时候，龚业雅一边建议梁实秋结集出版，一边热心地找到国立礼乐馆擅篆刻的杨仲子，请他为梁实秋刻了两方印章，一方是阳文的“雅舍小品”，一方是阴文的“雅兴”。两方印章，自此长随梁实秋，直到晚年。

《雅舍小品》付梓前，一向不请人作序的梁实秋，坚持要龚业雅为之序。于是，龚业雅写了一篇只有几百字的短文，文中说：

“二十八年（1939年）实秋入蜀，居住在北碚雅舍的时候最久。他久已不写小品文，许多年来他只是潜心于读书译作。入蜀后，流离贫病，读书译作亦不能像从前那样顺利进行。

“刘英士在重庆办《星期评论》，邀他写稿，‘与抗战有关的’他不会写，也不需要他来写，他用笔名一连写了十篇，即名为‘雅舍小品’。刊物停办，他又写了十篇，散见于当时渝昆等处。

“战事结束后，他归隐故乡，应张纯明之邀，在《世纪评论》又陆续发表了十四篇， 一直沿用‘雅舍小品’的名义，因为这四个字已为不少的读者所熟知。我和许多朋友怂恿他辑印小册，给没读过的人一个欣赏的机会。

“一个人有许多方面可以表现他的才华。画家拉斐尔不是也写过诗吗？诗人但丁不是也画画吗？‘雅舍小品’不过是实秋的一面。许多人喜欢他这一面，虽然这不是他的全貌。也许他还有更可贵的一面呢。我期待着。”

尽管梁实秋在抗战胜利次年离开了北碚，以后又远走宝岛，再也没有回过他偶尔还会梦见的雅舍。但是，雅舍这个名号，一直是他著作的最大标记。以后，《雅舍小品》还在继续写作、发表、出版。

《雅舍小品》之外，他谈美食和忆旧的作品，也都以雅舍命名——是为《雅舍谈吃》《雅舍忆旧》。其中，单是《雅舍小品》，据说就有300多种版本。

梁实秋在北碚、在雅舍写下的冠以雅舍小品名目的作品，谈天说地，知人鉴世，以一种雅致、诙谐的文笔，讨论人生与人性，它表明即便在战争的烽火下，生活仍然要继续，生活仍然在继续。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雅舍已经等同于梁实秋，等同于身处困境，却依然能够自由舒展的平易、闲适和自得。

1942年前后，梁实秋书生议政的兴趣渐渐消隐，他不再有那种以天下为已任的激情。他由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由臆想的拯救转向胡桃核里的逍遥。当他从社会公共事务中抽身回到雅舍，在那简陋却又丰盈的小世界里，他几乎是无心插柳地成为一代散文宗师。

梁实秋对平凡生活中的诗意描写，对普通人生命的善良关照，更能让人因为珍爱生活，珍爱人生而对日军的入侵催生出强烈的反抗意识。

并且，当大半个中国都陷入烽火，大多数中国人都因战争而焦虑时，天下板荡，人心动摇的大环境里，《雅舍小品》诸多篇什所表达的随遇而安、苦中作乐式地寻找生活趣味和生命情调的乐观，以及对人生、人性、世情、社会的深刻反思，不独于文学上是一种创新，于思想上是一种探索，即便单论实用性，也有助于慰藉人心，安抚民众。

烧饼的滋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

北平沦陷那天，梁实秋放声痛哭。他流着泪对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及后，梁实秋流亡西南，父母和妻儿留在北平。一直到1944年，梁夫人程季淑才带着三个孩子，间关万里，南行北碚。剪烛西窗，恍如梦寐。

又是两年过去了，即抗战胜利次年的1946年，梁实秋终于带着妻儿回到了睽违八载的北平——倚门怅望的父母早已白发如雪，形如枯松，惟有从小就喜爱的北平烧饼，还是从前的滋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