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文︱陆弃

1月19日，德黑兰的街头再度笼罩着紧张气息。伊朗警方最高官员艾哈迈德-礼萨·拉丹向公众发布最后通牒，要求参与最近骚乱的抗议者在三天内自首，否则将面临法律的全部制裁。与此同时，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的最高领导人，包括总统佩泽希齐扬、议长卡利巴夫及司法总监穆赫辛尼·埃杰伊，联合承诺将夜以继日地工作，以“解决民生和经济问题”，并对“恐怖事件”的煽动者进行果断惩罚。这一系列行动表面上呈现出国家对秩序的快速收束与民生承诺，实际上揭示出伊朗社会深层的不信任裂隙与权力与社会关系的紧张动态。抗议者被界定为“受骗的个体”，而非敌对力量，显然是一种试图在维持威慑与保留合法性的平衡策略。

骚乱本身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经济压力、政治不满与社会期待长期积累的结果。物价上涨、就业压力、货币贬值以及公共服务的相对缺失，使伊朗年轻群体对制度化渠道表达诉求的信任逐渐降低。当这些结构性矛盾遇上政治事件或外部刺激时，街头抗议成为直接、可见的表达方式。然而，当国家动员行政、立法与司法的最高权力共同介入，伴随威胁与有限宽容承诺时，其信号是复杂的：既在告诫社会个体秩序的底线不可逾越，又试图通过有限让步缓解潜在的激烈冲突。

从机制分析，伊朗政府的策略体现了典型的权力收束逻辑。一方面，通过“最后通牒”与法律威慑，强化国家对社会行为的界定权，确保制度秩序不被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对“受骗个体”的宽大处理，政府显示出灵活性，旨在降低社会抗议的持续性与激烈程度。这种双轨策略反映出国家在面对广泛社会不满时的权力操作模式：用明确的威慑划定边界，用有限的让步缓解紧张，力图在稳定与合法性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然而，长期来看，这种策略存在内在风险。首先，频繁的威胁与有限宽容可能削弱制度本身的信任度。当年轻人和中产群体感知到法律和政策的随意性，以及权力在“谁受骗、谁有特权”之间的判定标准时，社会契约感将进一步被侵蚀。其次，经济和民生问题若未得到实质性解决，权力收束只能压制短期冲突，而无法消除潜在的结构性矛盾。这意味着类似抗议可能周期性爆发，形成高压下的“休克性社会运动”，不仅增加治理成本，也损害国家长期发展信心。

更为复杂的是政治叙事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张力。官方将参与骚乱者区分为“受骗个体”与“敌对分子”，试图在道德与合法性层面划清界限。然而，这种划分不仅容易被社会个体质疑，也反映出政府对社会动力的不完全掌控。公众对信息的解读、社交网络上的舆论扩散以及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执行差异，都可能放大不满情绪，使政策的意图与实际效果产生偏离。在这一点上，伊朗政府面对的，不仅是抗议本身，更是社会信任体系与权力合法性之间的微妙博弈。

从国际视角看，伊朗的内部压力亦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经济制裁、国际金融隔离以及地缘政治紧张，使国家在资源分配、政策空间和社会承诺上面临约束。在这种压力下，权力收束策略显得更为直接与刚性，同时带来制度弹性不足的问题。抗议的社会根源不仅源自经济困境，更涉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任与互动模式。缺乏有效的制度化表达渠道，使短期危机往往被放大为政治紧张，形成国内治理与外交压力的叠加效应。

这种治理模式的长期影响不可忽视。一方面，它可能在短期内维持秩序、压制社会动荡，使权力中心能够集中资源应对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强化社会对权力的不确定感，增加制度合法性脆弱性。在权力收束与社会回应之间，形成一种潜在的张力循环：每一次威慑、每一次宽容，都是对社会预期的重新塑造，而社会的反应则反过来检验权力的效能与边界。

未来伊朗社会的走向，取决于经济、社会与政治互动的综合效应。若经济压力持续、民生问题得不到切实解决，权力收束可能只能延缓而非消弭社会冲突；若制度化渠道得以恢复有效表达与反馈，社会信任将逐步积累，权力收束的负面效应亦可被缓和。这意味着，伊朗治理者不仅需要掌握短期冲突管理的技术，更必须面对长期制度建设与社会契约重塑的挑战。街头抗议、法律威慑与宽大处理的交错实践，正是这一复杂博弈的现实缩影。

在抗议的喧嚣与权力的沉默背后，伊朗社会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信任考验。国家对秩序的收束能力，民众对制度的信任程度，以及政策在现实经济与社会结构中的有效性，将共同塑造未来的政治稳定与社会韧性。而这一切，都不仅关乎眼前的骚乱，更关乎整个社会在不确定时代中寻求平衡与合法性的长远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