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战士冻死上万人，谁该对此负主要责任？

1983年1月12日，北京西北郊气温骤降至零下六度，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小型研讨会仍旧准时开始。几位两鬓斑白的卫生军官围坐一圈，讨论的却是三十三年前那场比今天冷得多的严冬——长津湖。有人轻声说：“那时候，谁能想到冻伤报告会成为我们此生最沉重的一页？”一句话，让会场空气瞬间凝固。

时间拨回1950年11月27日深夜，朝鲜北部山谷里刮着刺骨寒风。第九兵团十多万官兵刚结束长途行军便被命令展开穿插包围，美军陆战一师和第三步兵师正是他们的目标。战前，营以上干部知道任务，却没料到天气会跌破零下40摄氏度，更没料到后勤线会被飞机和山路双重阻断。

山东出发时，部队身着单薄秋衣。宋时轮在济南火车站巡视队列，眼眶通红。其秘书后来写道：司令员曾三次电报总部请求“棉衣、棉鞋、脂肪含量高的口粮”，可战机稍纵即逝，命令依旧是“立即北上，不得迟滞”。此刻的仓促埋下巨大隐患——抵达前线时，约三分之一官兵没有换装。

进入长津湖地区后，突发的极端寒潮加剧了危局。饥饿连同寒冷一并袭来，即便是经验丰富的美军也冻伤七千余人；而志愿军缺口粮、缺燃料、缺药品，伤寒数字随之直线攀升。三万多非战斗减员，由此产生。

战役展开四十八小时后，20军59师一个连队在海拔一千四百米的高地就地埋伏。黎明时分，美军巡逻分队发现——一百多名战士端枪半跪，全部牺牲，无一人后退半步。西方记者记录到陆战一师士兵低头敬礼的场景，真假已难考证，但这个“冰雕连”却真实存在，他们的姓名至今刻在志愿军烈士名册。

到底是谁的责任？有人把矛头指向宋时轮：穿插过深，补给过慢。但若把历史放大，会发现短板不止兵团一级。那时中国铁路仅有单线，沈阳至安东一天只能往朝鲜方向发送九列军列；空中，美军F-80战机全天候封锁道路，一旦发现车辆，摇曳燃烧弹立刻倾泻。后勤列车被迫夜行，仍难逃侦察机发射的照明弹。运输线断断续续，棉衣堆在车皮里，无法抵达山谷最前线。

此外，兵员结构同样尴尬。第九兵团多取自华东野战军，南方子弟占比近六成，平原作战经验丰富，可对零下三四十度的山地严寒毫无准备。许多战士冻裂双脚仍咬牙潜伏，始终未暴露目标。医学专家后来统计，脂肪含量不足加速热量散失，是南方兵易冻伤的重要原因。

就连美军也承认对手战术出奇不意。史密斯师长被分割后，正是依靠沿途机场与火力阵地支撑，才艰难突破包围圈。若没有那条抢修出的冰面跑道，陆战一师重伤员根本无法空运。换句话说，美军能突围，一半靠自身火力，一半靠空中补给；志愿军失血严重，则是火力与补给的双重孤立。

当然，指挥艺术也有值得检讨之处。穿插幅度过大，导致各团各营彼此失联。夜间会合点偏差几十米，就可能陷入无补给的死角。粟裕曾在战后研究报告上写下短评：“战线拉长，难以顾全。”一句话，道尽了作战方程式与后勤方程式之间的矛盾。可要在极短时间里同时满足两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如果棉衣按时到达，会不会少牺牲两万人？”研讨会上一位老军医追问。同僚沉默片刻，回答简短：“或许，但战争不给假设。”这句话让人心里猛地一沉。无法否认的是，一旦放缓行军，陆战一师如能在长津湖构筑完整防御，战局未必会更乐观。冒险赶路与补给不足，本就如同天平两端。

毛泽东在1951年3月给第九兵团的电报里，写下“英勇善战”四字，并批准兵团休整三个月。鼓励之外，没有惩处。一些批评宋时轮的声音，随时间逐渐散去。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一事实说明最高统帅部判断：非战斗减员属综合因素，并非个人失误能够概括。

冰雕连成为战争图谱中最刺眼的一笔。三万多双被寒冷夺去行动力的脚，换来对方一万七千余人的伤亡，把美军打出了“史密斯率军最长撤退旅”。代价可怖，却也是朝鲜战场上战略转折的关键节点之一。战后，美军检讨报告首次承认：低温对现代部队杀伤力，远大于预想。

若要给责任划出比例，天气、补给、空中压制、战术选择，无一可以删去。长津湖留下的课题直至今天仍在讨论，正因为它无法简单归咎于某个人。那个冰雪覆盖的山谷，用最残酷的数字提醒后人：战争不仅考验胆略，也考验对后勤与气候的预判。许多人在零下四十度的黑夜里静静卧倒，他们没能回家，但用生命把问题摆在了今天的书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