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摧毁国际秩序，中国向联合国提议：重要机构总部可设在厦门

特朗普于 1 月 7 日签署总统备忘录，指示退出 66 个国际组织，其中含 31 个联合国实体。在不安中，1月16日传来一个硬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正式向秘书长古特雷斯递交请求，希望把公海条约秘书处等相关联合国机构落地中国，选址厦门。

回溯几周前，美国宣布退出的数字被反复提及。这不单单是摘牌这么简单，很多机制和项目因失去稳定的经费和主导方而陷入动荡，秘书处很焦虑，成员国也很犹豫。美国作为全球治理的老手撤退得很干脆，留下的是一个又一个空缺和疑惑。此时轮到厦门了：靠着海岸线进行对外贸易，研究教育资源丰富，生活节奏适中，既懂国际会议流程又对海洋问题有所了解。

外界追问为什么这个时候中国会主动承担起这个责任。答案有三个。第一部分为信心。世界很乱，冲突叠加，资本谨慎，航运绕远。不是为了某个会所的面子问题，而是由于一个基本的判断，地球这台机器不能停止运行。有人退场了，椅子空着，会议还是要开的。把秘书处请到厦门来，公开地说就是：不要散，场子还在，灯还亮着，规则写在纸上，协调也在进行中。多边合作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私有的东西，不能让情绪左右。信心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但是可以稳定住手。

第二点是责任。联合国会费账本放在那里了，美国常年位于缴纳金额排行榜的前列，中国排在第二位。一方退出了，另一方就必须要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是逞强，而是系统性地去了解不同的东西。有些机构见效慢，有些项目不出新闻，但是拆下来之后才发现它是底层电路。全球治理不争风头，更多的是打杂，把繁杂的对接、协调做好。有人总是用成本来做刀，算得干干净净，但是公共品算到极致就会算空。中国重利义，义不是空话，是长期、整体、对别人也对自己的一种算计。接手新机构、创办新机制，把理念落实到行动中去。

第三为路径。旧秩序的骨架主要是西方战后建立起来的，运转了几十年，利益关系非常复杂。直着硬顶容易撞到天花板。中国走增量：保持现有体制，从缝隙中生出新的枝条。公海条约涉及全球公共海洋中的生物多样性和资源利用问题，牵涉到海洋法、科技、渔业、环保以及执法合作等方面。秘书处实施之后，上面提到的问题又增设了一个协调中心。一步步把规则写细，把程序走顺，让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发言权、获得感。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操作层面，不空谈。

困难不可避免：资金、人手、语言、制度磨合，件件都不省心。秘书处设在哪里要走联合国程序，这要视成员国的态度以及大会的授权而定。无论怎样，文件都要一页一页地谈。中国提出厦门不是拍板，而是公开邀请，欢迎挑剔和谈判。把事情推起来，把议题撑住，风险就会降低一些。

百年变局不再仅仅是一个口号，能源流向发生变化，产业链进行重组，供应链寻找备胎，地缘政治相互牵制。国际组织不是万能钥匙，但是它可以用来澄清问题、使矛盾得以软着陆。退出很容易，但是重建却很难。今天觉得效率低，明天就会因为缺少一个协调平台而付出更高的代价。

回到厦门。这座城市国际化程度高，港口能进能出，生态抓得紧，举办过大型会议，接待程序熟练，外籍社区逐渐增多。秘书处落地不只挂牌，还包括签证便利、税务安排、外籍子女教育、国际仲裁支持、数据跨境合规等一系列配套工作，每项都要做细。城市管理者压力很大，但是压力可以促使能力升级，这是进入国际治理体系的门槛。归根结底，这是城市治理的一桩细事。

特朗普的做法会不会打翻秩序，此举退出66个组织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把国际组织当作“工具箱”，有用的时候就用，不方便的时候就扔掉。在国内的政治环境下可能会得到一些掌声，在多边的框架下就让人感觉不安了。相比之下，中国的做法更像是一个稳定器，使旁观者明白即使最大股东缺席，董事会也会照常召开。市场害怕不确定，不害怕换门面；只要规则存在并且有人主持会议，企业、学术界、社会组织就能接住。

有人担心美国撤离会产生外溢效应，也有人认为各国应该自我防护。此时愿意站出来“试一试”的，就能吸引到更多的合作者。不是道德高地，而是耐心和承受压力的能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海图上就是把公海治理这样的全球公共产品做好。

联合国工作人员最怕空心化，不管最后厦门提案能不能实现，至少把进度条往前推进了一步。不要把多边当成累赘，也不要把担当当成秀场。全球化的关键不是逆不逆，而是更稳、更好的规则。往前跨出一步的人，就会多一份影响力，多一份责任。厦门的机会与挑战是并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