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护送毛主席进京，因故被降十级，毛主席得知后亲自表态

1956年初，上海江南造船厂。毛主席在陈毅陪同下视察，人群中突然认出一个

熟悉的面孔。陈毅笑着介绍："他现在是上海的'包打听'啊！"毛主席大笑，一句

话让所有人愣住："红色包打听，当年在延安立过大功！

"这个被毛主席当众表扬的人叫王范，七年前，正是他开着第一辆车为中央领导进京探路。可谁也没想到，两年后他会被连降十级，直到1967年含恨离世。

1932年4月的一个深夜，上海租界。王范被人从四马路巡捕房带走，铐上手铐塞进囚车。叛徒出卖了他，但这个叛徒只知道王范当过红军，不知道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巡捕房地下党支部书记。

审讯室里，国民党特务轮番上阵。王范咬死不认，一口否认所有指控。特务们拿不出证据，最后只能扣上一顶"共产党嫌疑犯"的帽子，判了十年。

南京陆军监狱的铁窗关不住他，王范在狱中秘密联系同志，传递消息，用列宁的话鼓励自己："革命者应当将监狱当成学校。"

五年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跟国民党谈判，王范获释出狱。走出监狱那天，他第一件事就是找党组织，当天就接受了新任务。同年10月，他改名王凡，奔赴延安。

中央党校的学习只持续了半年。1938年4月，组织上看中了王范在上海当巡捕、搞地下工作的经验，把他调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从此，王范的人生进入了另一条轨道——锄奸反特。

延安表面平静，暗流汹涌。

国民党特务源源不断渗透进来，其中最厉害的是军统汉中特训班培训出来的那批人。

1939年9月，陕西汉中郊外的陈家营，一座戒备森严的大宅院里，军统开办了一个特殊的训练班。对外号称"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圈内人都叫它"汉训班"。

戴笠亲自挂帅当班主任，这个细节足以说明国民党对延安的重视程度。更狠的是，他们请来了张国焘当顾问。这个从延安叛逃的前中共领导人，对延安的组织架构、人事关系、审查制度了如指掌，亲手编写了一套《如何打入延安》的教材。

特训班的学员都是西北本地人，大多是平凉、榆林、耀州的中学生。培训三个月，学的全是暗杀、爆破、投毒、伪装术。最毒的一招是利用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让这些学员伪装成进步青年，报考延安的抗大、鲁艺，通过政审后分配到各个要害部门。

这一招确实管用。到1942年初，已有数十名特务成功潜入延安，有的进了军委二局，有的混进了陕甘宁联防司令部，甚至有人打入了边区保卫处内部。这些人平时不动声色，横向不联系，等的就是配合国军进攻延安时里应外合。

1941年秋冬，转机出现了。一个叫吴南山的特务主动投诚，交代了自己汉训班第四期学员的身份。更关键的是，他说出了一个名字——祁三益，这人是汉训班第四期毕业后留校当教官的，这次被派来延安负责联络。

边区保安处炸了锅。处长周兴立即成立专案组，代号"戴案"。侦探科长陈泊接手此案，他是延安情报界公认的"三大奇才"之一，外号"布鲁"。

陈泊的计划很大胆。他让吴南山假意配合，约祁三益见面。见面地点选在一个偏僻的窑洞，保卫人员提前埋伏好。祁三益一进门就被抓，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审讯持续了三天三夜。祁三益扛不住，供出了20个潜伏特务的名单。通过这20人，又牵出了另外11人。但陈泊知道，水面下的冰山远比这大。

1942年5月4日，延安南关大操场。这天是五四青年节，延安各界举行庆祝大会。陈泊带着十几个保卫干部，押着已经投诚的教官陈兴林，埋伏在会场入口的彩门两侧。

从早上9点开始，各单位队伍唱着歌列队进场。每经过一个人，陈兴林都要仔细辨认。他是汉训班1到9期的教官，对每期学员都很熟悉。庆祝会结束时，陈兴林指认出36名特务。保卫人员立即分头抓捕，同时突审。已经被捕的特务又指认出20多人。

这一案，共抓获56名军统潜伏特务，潜伏范围之广、级别之高，在延安保卫史上前所未有。毛主席听完汇报，连声说："奇功！奇功！"

王范当时是边区保安处副部长，作为领导层全程参与了这个案子的侦破。虽然具体侦办工作是陈泊负责，但王范在组织协调、审讯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这件事，让他被评为"锄奸模范"，也让毛主席记住了这个"红色包打听"。

1949年2月，西柏坡。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但城里的局势谈不上稳定。国民党残留的特务、土匪、帮派分子四处活动，时刻威胁着中央领导的安全。

李克农和叶剑英考察后决定，把中央机关安排在北平西郊的香山。但光选好地方还不够，得有人先去把安保工作做扎实。这个重任落在了王范头上。

王范当时在热河当公安厅长，接到命令后立即赶往西柏坡。李克农交代得很清楚：整顿社会治安，为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选择驻地，布置沿途警卫。

那段时间王范忙得脚不沾地。他经常穿着便装在颐和园东门外摆摊卖报纸，实际上是在侦察敌情，摸清沿途有没有埋伏。从西柏坡到北平，从清华园车站到香山，每一段路他都亲自走过，每一个可疑的地方都要排查清楚。

3月23日上午11点，西柏坡。

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登上汽车，向北平进发。临行前，毛主席说了句后来很有名的话："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

车队出发时，王范坐在第一辆汽车里。这辆车的任务是探路、排险，如果路上有炸弹，第一个炸飞的就是他。但王范没有犹豫，他知道自己的命没有毛主席值钱。

24日凌晨3点，车队改乘火车。早上6点抵达清华园车站。一行人在颐和园益寿堂稍作休息，王范先跑到右侧的农乐轩查看烧开水的情况，然后又去听鹂馆的厨房盯着做饭。他担心有人在食物里下毒，从食材采购到烹饪装盘，全程没离开过厨房半步。

下午4点，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乘车前往西苑机场，检阅解放军部队，和民主人士合影。一切结束时已是晚上7点。

这个时候最危险。一天下来，大家的警惕性都放松了，而且天已经黑了，最容易出事。王范坚持自己坐第一辆车走在最前面，沿途每隔一段距离就下车勘察路况，确认没有埋伏后才示意车队通过。

车队最终安全抵达香山驻地。王范这才松了口气，但整个人已经虚脱了，连续几天几夜没合眼，这一路又是高度紧张，下车时腿都在发抖。

几天后，毛主席要去长安大戏院听戏。又是王范负责场内外的警卫工作，从西直门到长安大戏院沿线所有路段的执勤和站岗，全是他亲自安排。那天晚上毛主席和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一起听戏，全程没出任何差错。

事后李克农对王范说："你们也是梅兰芳，也是演了一出好戏啊！"

1955年，王范调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是个敏感岗位，一手抓反革命，一手抓冤假错案。

王范的工作理念很明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他顶住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敢于依法办事。1956年，为了在清案工作中统一政策，他搞了个"清案二十八条"和"冤错案例"，多次在干部会上强调：捕人要少，打击要准，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

这些话在今天看来没什么问题，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1958年，风向变了。王范被扣上"忽视党的领导"、"忽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右倾"、"立场不稳"、"包庇反革命"等一连串帽子，多次受到重点批判。

上海市委最终的决定是："调职、不作处分"。这个表述很微妙，说是不处分，但实际上王范被下放到上海县七一人民公社当工业部副部长。从市检察院检察长到公社副书记，这个落差不可谓不大。

毛主席得知消息后专门过问了这件事，情况这才有所好转。1960年6月，王范被安排到闵行区当区长。两年后，又调到江苏省体委当主任。虽然级别不算低，但跟检察长相比，还是差了一截。

1966年，更大的风暴来了。王范再次受到冲击，这一次比1958年更猛烈。批斗、审查、侮辱，各种手段轮番上阵。王范坚持为自己辩护，但没有用。

1967年1月12日，王范去世，终年62岁。关于他的死因，官方记载语焉不详。有说法称他留下了一封217字的绝命书，但这封信的内容至今没有公开。

整整11年后，1978年4月，江苏省委为王范平反昭雪。但这个迟来的正义，王范已经看不到了。

这个当年护送毛主席进京的"红色包打听"，在延安破获特务大案的锄奸模范，在上海坚持依法办案的检察长，最终没能等到拨乱反正的那一天。他的一生，折射出那个时代无数革命者的命运——他们为理想奋斗，为人民服务，却在政治运动中受尽磨难。

历史终究会记住他们。王范的名字被写进了党史，被写进了延安保卫史，被写进了新中国建立的那段光辉岁月。1984年，江苏省如东县党史办编印了《王范同志纪念集》，里面收录了他1950年春在济南火车站站台上与毛主席的合影，还有他与朱德、李克农等中央领导的合影。

可谁能想到，18年后，他会以那样的方式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