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我奶奶与女性主义｜《我是上海来的乡下人》

我奶奶徐梅芳是个老病号，她常年有老慢支的毛病，松江人说起来，叫作老齁白。具体症状是常喘不上气，特别是秋冬天，老慢支一发病，总要住上一段时间的院。

有次我奶奶住院回来，神情憔悴，郁郁寡欢，看到我幽幽叹气说：莉莉啊，阿奴（我）今年冬天不晓得能不能过……

那时候我能有多大？大概是似懂非懂六七岁的年纪吧。关于死亡，我一无所知并且有着驱除不尽的恐惧感。我吓坏了，等我妈下班回家，赶紧告诉她。出乎意料，她并没有多大反应，还让我放心吧，越是这么说的人，越是能活得长长久久。

这种事像狼来了一样，发生过很多次。大概上初中的时候，我奶奶身体不好，并显露出担忧神色时，我已经能非常自如地告诉她：奶奶你放心吧，你肯定要活很久的。

果然，我奶奶活到了九十岁，很多身体比她好的人，松江人说架起架来，横起横来的老头老奶，都没能活到九十。像我爷爷，一辈子没去过医院，进入老年后，一直都在尽心尽力照顾着奶奶，结果他先行一步，走得干净利索，让亲戚们好久回不过神来。

我奶奶因为老毛病的缘故，跟乡下老太太们不太一样。

乡下人眼中顶顶好的女人，应该是太奶奶计小妹这种，干起活来任劳任怨，从天亮睁眼做生活，一直做到天黑闭眼睡觉。吃东西则永远捡剩的坏的，随便来一口。从不邀功请赏，更不凸显自我。印象中每次吃饭，太奶奶总是坐在一个小小角落里。她不上桌，有时坐在灶堂烧火的地方，有时坐在一只加出来的方凳上。这在乡下几乎成了种传统，老太太们都不上桌，逢年过节，她们执意要在灶头间里随便吃一口。于是会有儿子或者女儿，代为行使主权，拿一只饭碗，到席面上夹几筷子菜。没人问她想吃什么菜，一定有几块象征性的大鱼大肉，几筷子蔬菜，两只黄澄澄的蛋饺，饭碗上开始冒尖的时候，有人说：好了好了，老太吃不了这么多。又有人说：老太胃口蛮好的，吃得动是最好的事。

而老太总是沉默的，她笑眯眯接下那只碗，会像大姑娘一样，一声不吭走到角落里去，既不提出加菜，也不提出喜欢或者不喜欢。她对一切食物逆来顺受，正如对人生所有起起伏伏一般。

这种风俗在早年几乎成为一种风潮，年纪稍微大点的妇女，争着不上桌，以展示自己的美德。她们抢着说道：什奴（你）坐啊，大阿娘小婶妈，什那（你们）坐么哩，阿奴（我）么旁边头轧一轧吃一口算哉。更有甚者，会抢着说：阿奴吃不落，阿莫脚（最后）弄两口么好哩。

乡下女人必定要谦逊朴实到无与伦比，伟大无私到毫无瑕疵，让你指不出一点毛病，

徐梅芳不是这种人，我母亲有时想起来，会说一句，你奶奶啊，怪样来兮。

怪样，是在人群中不一样，这人总有点别扭，不似常人。很多时候，它不是一个正面词汇。现在想想，我奶奶很早就有了女性意识，尽管她很可能不会承认。因为她的病，她既不任劳任怨也不大公无私，她房间的竹篮里总是吊着舍不得分给别人的点心，她从不豁出去从早到晚干个不停。作为一个离死亡很近的人，她懂得要珍惜自己，常常把日子当成最后一天过。

当然，也不单纯是因为她的病。

徐梅芳并非我爷爷的第一任妻子，她是续弦。在她之前，我爷爷有一位原配夫人，家里人神秘兮兮说，那是我爷爷的花作娘。

花作娘姓金，金家姑娘嫁过来后，不满一年便生病去世。新娘子像花一样，还没结果便败了，于是唤作花作娘。关于花作娘，留下来的故事不多。我太奶奶曾说：金家小姑娘户头（脾气）真正好，从来不响。

除了温柔娴静，她还带来极其丰厚的嫁妆。金家是地方上的大户，花作娘带来的嫁妆有满百衣服满百布，也就是一百件衣服一百匹布，还有无数家什，从汤婆子到铜脚炉，装糖用的瓷罐子，花团锦簇的大瓷盆，都是好物件。

这些东西，在很久以后，成了我两个姑姑的陪嫁。这是我母亲不满意的地方，凭什么不能大家平分？我倒觉得挺公平，儿子获得土地和房子，女儿为什么不能拿点体己家私？

花作娘怎么死的，是个有点离奇的故事。

她从婆家回娘家，要沿着一条河走。那天雾有点大，河面上停了一只乌蓬船，眼看天色渐暗，花作娘心急如焚，走得越来越快，想赶在天黑前到家。经过那艘船时，她被绊了一记，摔倒在地。可能是放在岸上的缆绳，也可能是堆在地上的什么东西。

她被吓了一跳，从此一病不起，没多久走了。有人说，那条河上从来没什么船，肯定是看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也有人说，花作娘摔倒再站起来，实际上魂魄已经掉了，不然不会走得这么快。

以现代医学来看，花作娘很可能死于破伤风感染，或者细菌感染导致的败血症。如果回转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一切只能归咎于命运，并且是无法抵抗的命运。

花作娘死得如此突然，而我爷爷大约没伤心多久，已经谈妥了第二桩婚事。徐梅芳同样是好人家出生，只是他们一家都有老齁白的毛病，因此门单户薄，人丁不兴。

等等，故事听到这里，我有点困惑，必须发问：我们张家不是很穷么？为什么我爷爷找的两个老婆，都是挺有家底条件不错的类型？

我母亲略有深意地笑了笑，说：你爷爷长得很好，你没发现么？

瞬间，有一种多年迷雾被一扫而光的感受。即便是很小的小孩，对美丑也有着非常直观的感受。我爷爷确实长得不错，高鼻深目，特别是鼻子极其优秀，山根挺拔，把整张脸拉出了优美的轮廓线。他的侧影有时让我想起天王巨星刘德华，我常常忍不住会多看一会儿他。虽然从有记忆开始，他已经是个老头了。

美是一件很残忍的事，它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模糊，反而依然那么触目惊心。和我爷爷相比，奶奶则显得平凡许多，她的眼睛太小，鼻子太塌，身量也显得太过宽大。

美关乎和谐，我爷爷就很和谐，据说，他还遗传了我太奶奶的好皮肤，非常细腻光滑，乡下人称之为羊皮肤，像羊肉一样细嫩。遗憾的是，我父亲完全像他母亲，小眼睛，黑皮肤。根据遗传学规律，这些特征后来又到我身上，让我妈一次次叹息：你怎么都挑我俩的缺点长？

说回我奶奶的亲事，那是乡间的一场盛大婚礼。那时还没解放，《活了一百零一岁的太奶奶》一文中，我写过太奶奶美貌无双的大女儿被土匪掳走，含冤做了小老婆。乡下人对于很多事情逆来顺受，美貌的姑奶奶在那两年很受宠。直接证据是，当我爷爷结婚时，土匪头子借了他一匹白马，用来迎亲。

这在乡下，相当于一辆劳斯莱斯。想象一番那电影一般的场面，一个俊美的小伙子，驾着一匹同样俊美的白马，晃晃悠悠出现在乡间土路上，完美演绎了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场面。美好的事物即便很多年后，依然有人记得，人们像数老黄历一般，反反复复讲着，那一年你爷爷骑着一匹白马去娶了你奶奶。

但很快，我奶奶如同梦幻一般的新婚燕尔，迎来了命运的击打。

解放了，土匪头子在逃亡台湾时犹豫片刻，很快被一队解放军绑走，当时他美貌的小老婆正怀着身孕，在家急得不行。她不知道一切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一个有心人上门，告诉这个年轻女人：只要你想办法送点钞票黄金进去，人是可以被放出来的。

可能是念及土匪不舍离开的恩情，也可能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着想，这个年轻孕妇拿出所有家私，又借遍所有亲眷，想要孤注一掷，至少把人弄出来。

我奶奶给了她一对金耳环，是她最值钱的嫁妆。至于那些铜脚炉汤婆子装糖的瓷罐头，在这当口都还派不上用场。姑奶奶急急忙忙送了一小包袱金银财宝过去，那人却是个骗子，接过包袱跑得无影无踪。

徐梅芳数次说起那一对金耳环：从耳朵上摘下来给她，后来再也没还过。姑奶奶当然还不出，那时她不仅有个被处决的前夫，还大着肚子，又被人骗光所有家产。她的美丽只带来瞬间的绽放，之后是无穷无尽的冷酷人生，仿佛在控诉，一个人拥有自己无法掌控的天赋，这本来就是一种罪过。

普通女人徐梅芳无需有这样的担心，她只是很心疼自己的一对金耳环。也或者，在花作娘和大姑子的故事中，她逐渐明白，做女人本来就是种罪过，她不用做得太过投入，谁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徐梅芳结婚后一直没有生养，按照乡下传统，她抱养了一个女儿，也就是我大姑姑。嗯，我大姑姑长得确实跟家里人毫无共通之处，她结婚生子后，做了一次认亲，又多了一门亲戚。

抱养女儿这方法很有用，不久徐梅芳生下第一个儿子，却不幸在四五岁时夭折。这些事情后来被轻描淡写提起时，总能让我吓一跳，仿佛那不过是一件不怎么值得一提的小事。

因此，徐梅芳虽然没有晚婚，却算得上晚育，她先后生了三个孩子，我大伯，我爸，我小姑姑。印象中，领养来的大姑姑要大弟妹们十来岁，几乎不像同辈人。

前头说过，我奶奶娘家因为有家族遗传的老慢支，人丁单薄。她有个兄弟，尚未婚配已然去世。这事对我们家影响很大，简单来讲，可能正是因为这件事，才有了我父母的婚姻。

娘家兄弟去世，只留下一座祖宅。等徐梅芳收到消息，带着丈夫儿子赶去时，娘家亲戚讲，宅子里的家私已经给她妹妹家先行搬走，因为她家住得近，消息到得快。现在听起来有点无稽之谈，电视剧里不是通常会走出个话事人，来评定财产该怎么分么？

也或许乡下人行事粗糙，不管怎么样，徐梅芳指使着家里几个男丁，搬回了许多木头和砖瓦。八十年代，家里盖房子时，这一批原材料正好派上用场。当时盖房子需要四处找亲眷来帮忙做小工，我大伯母喊了她娘家大姐一块来帮忙。娘家大姐看着这一家人盖房，竟有这么粗的木头，心里好是羡慕。于是她把自己女儿，介绍给了大伯母尚未婚配的小叔，也就是我爸。

我母亲很不乐意这桩亲事，却绕不过她妈翻来覆去说：这么好的人家，这么粗的木头，到哪里找这样好的亲事？

如果不是徐梅芳兄弟忽然过世，这些木头绝不会运到我家来。另外，还有一桩趣事，我父亲作为张家的小儿子，原本打算入赘某家。在乡下也算寻常之事，通常家里有两个儿子以上的，因为负担太重，入赘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没想到入赘的事，却遭到徐梅芳妹妹反对，反对理由为：原本徐家便家丁不兴，你作为大姐，总要有个儿子给徐家开门口。大概意思是，小儿子应该结婚后，为徐家开枝散叶，以后生的小孩姓徐才好，怎么还要入赘到别人家去？

徐梅芳既不同意入赘，也不同意儿子给徐家开门口，她并非一个别人说什么便是什么的女人，她很有主意，也很能折腾，指挥着一家人盖好四上四下的楼房，两个儿子一人一半，谁也没话说。

我对我奶奶最深刻的印象，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最多七八岁，寒假一个人在家无聊至极。父母每天上班，冬天的乡村没有任何乐趣，只剩下乏味的阴冷。

有一天，我奶奶说，明天要焋糕，莉莉啊，阿奴是弄不动，明朝你要帮忙哦。

我瞬间被委以重任，并感到难以相信，自己真的能做这件事吗？

等到第二天早上，冻得抖抖索索中，被带到小屋里。小屋很温暖，我太奶奶烧着火，正在煮红豆，空气里全是那股好闻的味道。红豆煮到软烂，捞起后放在纱布袋里，一遍一遍沥沙去壳，就费了不少功夫。豆沙放在大碗里，加入白糖时，我奶奶挖了一勺，让我尝尝甜淡。

我央求着她，多给吃一点，她没有给，理由是今年就种了这么点红豆，要做三十帧糕，不够用怎么办？

到了要焋糕的时候，米粉被倒在一只大木盆里，又倒入许多白糖，搅拌一番。那盆上，可以架两三个模具，模具底部是一层竹子做的夹板，一层纱布。焋糕并没有那么难，像我这样的小孩，在旁边看一会便学会了，先在模具里撒一层米粉，这米粉是梗米和糯米配起来磨的粉。用一根竹片，把厚薄摊均匀，拿着木格印上一道浅印，在每个格子里，放一勺甜豆沙。再撒上米粉，用竹板推匀，最后一步把木格用力摁下去，摁出较深的十六个方块。

一整块米糕，是一帧，每两块，叫一束。

做完前几帧糕，我奶奶两手扶着腰表示腰痛难忍。她认认真真开始教我，在旁边做起了最耐心的技术指导。我从开始的粗手粗脚，到后来越做越像样。她很高兴，夸奖我说：莉莉倒蛮有干活的样子。

八九十年代，乡下刚开始养第一代独生子女，很多老头老太都舍不得让小孩干活。但那是我童年中很难忘记的一天，那天我被当成一个大人，认认真真地干了不少活。

下午，先做完的糕被放到炉灶上，土锅大火烧开，再蒸30分钟。空气中弥漫着不可思议的香甜气息，漫长的等待后，我吃到了新年的第一束糕，绝对是童年的高光记忆。新做出来的焋糕，又香又软，像在品尝世界上最暖融融的甜蜜幸福。

很遗憾，我父母下班回家时，这些焋糕已经在桌上逐渐冷却，他们吃的时候，也没有我那么惊喜。我奶奶正细数着，焋糕要分别分给每家每户多少帧，什么时候要拿去……

后来我总吵着让奶奶再焋糕，她说身体不好，再没怎么做过那么多糕。

等到我四十岁，逐渐收到不能劳累的医嘱，我才真正理解徐梅芳。做女人不必太过要强，特别是一腔热血为别人为子女，你得省着点用自己。

很多年后，当人人开始谈论女性主义，我常常想起我奶奶。这个有点怪样的女人，只是默默把自己往前排了排，就引起了一些非议。看，她竟然想着自己，她竟然不任劳任怨……比起太奶奶计小妹们的奉献牺牲，她略带别扭地走出了爱惜自己的一步。

其实做女人怎样都行，那里面并没有规则，也没有人要狠狠摁下那个木格，印出十六个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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