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疯”计划：借外国兵舰，雇澳洲水手，跨海直掏东京

说起晚清那会儿的事儿，您可能头一个想到的是鸦片战争、甲午海战，要么就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但今儿咱不说这些大路货，单表一人，这人姓宋名育仁，字芸子，四川富顺人。要说这宋育仁，可真算得上是晚清一号“奇人”。

奇在哪儿呢？奇在他一个翰林院的清流文人，竟然在中日甲午战争打得最窝囊的时候，躲在万里之外的英国伦敦，脑子里蹦出一个石破天惊的主意——咱别在海上跟日本人硬碰硬了，干脆凑一支奇兵，漂洋过海，直接去掏他的老窝，打日本本土！

这主意，听着像不像天方夜谭？可偏偏这位宋先生，他不光是想想，他是真干了，而且差一点就干成了。您要问后来怎么着了？哎，这正是咱们今天要聊的一段几乎被尘土埋没的往事，一段能让人拍案叫绝，又能让人扼腕长叹的历史插曲。

宋育仁这人，打小就聪明。生在咸丰年间，家里不算大富大贵，但读书是一把好手。十五岁就考中了秀才，被当时督学四川的大人物张之洞一眼看中，选进了成都的尊经书院。

这尊经书院可了不得，是四川的最高学府，里头出来的都是像廖平、杨锐、吴之英这样日后搅动风云的人物。宋育仁在这里如鱼得水，学问做得扎实，思想也渐渐开了窍，不再只盯着四书五经，开始琢磨起天下大势、中外得失。

光绪十二年，他进京赶考，中了进士，点了翰林，成了天子门生，进了翰林院当庶吉士。这在当时，是读书人顶荣耀的出路，按部就班下去，少不了是个朝廷大员。

可宋育仁骨子里有股不安分的劲儿。他目睹国家积贫积弱，心里着急，写文章，发议论，主张变法维新，提出“君民共治”，在守旧的京城官场上，得了个“新学巨子”的名号，既是褒奖，也透着几分对他“不安分”的侧目。

机会在光绪二十年来临了。朝廷派他出使欧洲，担任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四国公使馆的参赞。这对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宋育仁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

他到了伦敦、巴黎，不像有些官员那样只顾着应酬观光，而是真下了功夫。他跑议院听辩论，进工厂看机器，访学校问教育，和当地的学者名流交往，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详详细细记下来，后来编成了《采风记》这本书。

这本书在当时可是畅销读物，让很多闭目塞听的国人第一次比较真切地看到了西洋世界的模样，蔡元培先生读了都佩服不已。宋育仁自己也通过这些考察，更加坚定了中国必须变革图强的信念。

就在他潜心考察西洋富强之道的时候，遥远的东方，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消息传到欧洲，起初清廷还报些“捷音”，但很快，真实的败绩就像凛冬的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刮来。

平壤丢了，黄海大战北洋水师惨败……宋育仁在伦敦使馆里，坐立不安，忧心如焚。他分析形势，认为日本国小资源少，经不起持久消耗，曾上书建议朝廷打持久战。但前线兵败如山倒，持久战从何谈起？

眼看着局势一天天败坏，这个书生参赞急得是五内俱焚。或许正是这种极度的焦虑，加上他在欧洲接触到的国际法和战时商务规则知识，碰撞出了一个在常人看来近乎疯狂的计划。

某一天，一个大胆到极点的念头在他脑海里清晰起来：何不利用现成的国际规则，组建一支“雇佣舰队”，奇袭日本本土？

具体的方案是这样的：当时英国有现成的军舰，本来是打算卖给南美国家阿根廷和智利的，有五艘兵舰，十艘鱼雷快艇。咱们可以把它买下来。

兵员从哪里来？澳大利亚是英国属地，那里的商会按照西洋惯例，有权自己招募武装水手保护商船。中日开战，南洋震动，澳大利亚商会完全有理由组织一支护航武装。咱们就借这个名头，招募两千名澳大利亚水兵。

这样一来，舰船、人员都是“外国籍”，挂的是英国商旗或澳大利亚的旗号，名义上是保护商船队。然后，这支舰队从菲律宾出发，一路向北，直扑日本的长崎，甚至奔着东京去。

这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国际法上钻个空子，打他个措手不及。

您听这计划，是不是觉得有点像小说里的情节？可宋育仁他不是空想家。他立刻行动起来，展现了惊人的行动力和外交手腕。

他找来使馆的同事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人秘密商议，大家都觉得有戏。于是分头行动。宋育仁自己利用在欧洲的人脉，找到了关键人物：一位美国退役的海军少将夹甫士，和英国一家叫做康敌克特银行的经理格林密尔。

跟他们谈妥，由清朝政府出面，向这家银行借款三百万英镑，其中二百万用于购买舰船武器，一百万作为军费。同时，联系上了前北洋水师的英国籍教习、提督衔的琅威里，请他出山担任这支特殊舰队的司令。琅威里熟悉中国也熟悉海军，由他指挥，再合适不过。

在国内，宋育仁也没闲着。他深知如此大事必须获得地方实权人物的支持。他秘密写信给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些手握重兵、相对开明的封疆大吏，争取他们的理解和后援。

一切都在秘密而高效地进行着。据记载，到后来，舰只买妥了，枪炮弹药备齐了，两千名澳大利亚水兵也募集得差不多了，舰队已然是“炮械毕集，整装待发”，箭在弦上。

琅威里摩拳擦掌，就等着一声令下，带着这支奇兵，上演一出跨海远征的好戏。宋育仁这边，也把详细的计划和进展，通过渠道报请朝廷批准。他内心想必是既紧张又兴奋，仿佛在无尽的黑夜里，看到自己亲手点燃了一簇可能燎原的火星。

然而，历史往往就爱在“眼看就要成了”的节骨眼上开玩笑。坏消息来自内部。

当时清朝驻欧洲的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完毕，返回伦敦任所。他一回来，就察觉了宋育仁背地里搞的这套惊天动地的谋划。这位龚公使的反应，用现在的话说，估计是吓得魂飞魄散。

在他看来，这简直是胡闹，是“妄为生事”，是会给朝廷引来更大麻烦的冒险行径。他根本顾不上细想这个计划是否有成功的可能，立即发电报回国内，把事情捅了上去。

此时，清朝中枢是什么光景呢？陆战海战一败涂地，朝廷早已被吓破了胆，主和派占了绝对上风。主持大局的李鸿章，一心只想尽快结束战争，哪怕条件屈辱。慈禧太后更是只求保住她的安稳日子。

在这种氛围下，宋育仁那个充满冒险精神的奇袭计划，传到北京，简直就像在一群惊弓之鸟中间扔了个炮仗。李鸿章坚决反对，认为这是节外生枝，破坏和议。慈禧太后听了汇报，朱笔一挥，定了性：“妄生事端”。

四个字，一道旨意，远在伦敦的一切努力，购船、募兵、借款、备战……全部作废，立即停止。同时，电召宋育仁“速速回国”。

可以想象宋育仁接到命令时的心情。满腔热血，周密筹划，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这“东风”却变成了一盆来自紫禁城的冰水，迎头浇下。功败垂成，莫过于此。

他在回国途中，心中悲愤难平，把整个事件的经过原原本本写了下来，取名《借筹记》。“借筹”二字，用的是张良借箸为刘邦筹划天下的典故，其中寄托了多少不甘与遗憾。他只能“抚膺私泣，望洋而叹”，眼睁睁看着自己构想的、可能扭转战局的奇谋，随着波涛湮没无闻。

不久之后，《马关条约》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历史朝着另一个方向，沉重地滑了下去。

回国后，朝廷对宋育仁这番“妄为”倒也网开一面，没有深究治罪，只是把他降了职，调回翰林院冷处理。但经此一挫，宋育仁的从政热情恐怕也凉了大半。

他后来回到家乡四川，转向实业救国，办商务，兴矿务，开工厂，还创办了四川近代最早的报纸《渝报》和《蜀学报》，继续传播新思想，培养新人才，成了四川维新运动的关键人物。晚年，他作为成都士绅领袖“五老七贤”之一，仍关心地方公益。但早年伦敦那段惊心动魄的冒险，想必已成为他心底最深的一道刻痕。

回过头看，宋育仁这个袭击日本的计划，到底现不现实？后世有很多讨论。

有人说这是书生妄议，异想天开，即便真去了，以区区十几条船、两千人，能否撼动日本本土？会不会在国际上引起更大的外交纠纷？这些都未可知。

但也有人认为，这计划恰恰抓住了当时日本本土防御空虚的心理盲点，战术上具有突袭性，而且充分利用了国际规则和商业掩护，有其巧思和一定的可操作性。

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一种在绝境中不甘屈服、主动出击的胆略和想象力，这与当时清朝上层普遍的懦弱、妥协心态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

它就像一束微弱却刺眼的光，照出了那个腐朽体制下，依然有个别灵魂不甘沉沦，试图以一己之力，搏击命运，挽回狂澜。哪怕这尝试注定失败，其精神气概，也足以穿越时空，让后来者为之动容。

宋育仁的故事，不只是一个奇袭计划的流产，更是一个晚清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和现实困境的缩影。

他既熟读经典，深谙传统，又睁眼看世界，渴望变革；既有翰林清流的身份地位，又能跳出窠臼，干出联络外商、募兵买舰的“出格”之事；既对朝廷抱有希望，努力在其体系内寻求救国之道，最终却又被这个体系无情地压制和抛弃。

他的理想，他的挣扎，他的奇谋，他的憾恨，都深深烙上了那个矛盾、激荡、希望与绝望并存的时代的印记。

而我们今天重新提起他，提起那个半途而废的跨海奇袭梦，不只是猎奇一段尘封的秘史，或许也是想从那个“不可能”的设想中，感受一点在沉重现实中依然挣扎跳动的、不屈的脉搏。

历史没有如果，但那些曾经闪耀过的勇气与智谋，无论成败，都值得后人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