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升起了蘑菇云。就在北京城传来欢呼的同时，台湾“黑猫”中队的指挥大厅里却鸦雀无声——他们的U-2飞行员报告：即使凌晨起飞，也没能抓到一次关键画面。肯尼迪留下的“快刀计划”眼看就要砍在空气里，这一幕成为美国中情局反复讨论的开场白。
时间往回拨三年。1961年春，肯尼迪刚坐进椭圆形办公室，便接到了杜勒斯遗留的尴尬文件：苏联防空导弹已经干掉了鲍尔斯，可对中国的侦察行动还没收尾。肯尼迪很清楚，自己若想在冷战谈判桌上握有筹码，必须看清“红色中国”到底有什么家底。于是，他批准继续执行“快刀计划”，但把机组人员外包给蒋介石——一旦失手，便可全身而退。
1962年1月16日凌晨，两架U-2从桃园基地悄然起飞，穿过福建上空直插赣北。这是U-2第一次深入内陆，胶卷多达七卷，冲洗出的照片铺满了整整两张会议桌。美国人惊喜地发现，新中国的萨姆-2阵地分布稀疏，防空缝隙明显；蒋介石则在旁窃喜，觉得“反攻大陆”又靠近了一步。可是照片也暴露了一个问题：导弹部队虽少，却在快速机动，下一次再来未必还能从相同航线穿行。
毛泽东早获悉此事。他对罗瑞卿说的那三个字——“射天狼”——其实并非一句简短命令，而是一整套思路：诱之、晃之、再聚而歼之。543部队奉命拆分成若干小分队，昼伏夜动，把导弹车队伪装成普通补给车，一边走一边侦听电台，把“黑猫”逼进口袋。
1962年9月9日黎明，一架U-2闯入南昌上空。国庆阅兵临近，街头灯火彻夜未熄，飞机上的自动照相机片刻不停。就在飞行员低头检查储存容量的瞬间，地面指挥口令已下：“三号阵地，放！”三枚萨姆-2拔地而起，仅用17秒就击中目标，机体断裂成两截。新闻很快传到北京，毛泽东笑道：“头一次见面，他们栽了；第二次见面，他们还得栽。”
中情局显然不甘心。麦凯恩批示为U-2安装菲利普斯公司最新的RWR（雷达预警接收机），并附带ECM（电子对抗模块），自信能侦听到萨姆-2的末制导波。可中国工程师也在琢磨对策，他们把高炮雷达波形与导弹波形错位叠加，让RWR误判距离。1963年11月1日，一架装备了新系统的U-2从包头返航途中遭遇“土雷达”连环跟踪。距目标35公里处，红旗号导弹才忽然开机锁定，8秒后命中。飞行员连一句“Mayday”都没来得及喊。
损失三架高价U-2后，美国总统约翰逊干脆撤换了麦凯恩，启用海军出身的雷伯恩。雷伯恩不研究情报，偏信“高难度规避动作”就能救命，强令“黑猫”在外海做低空盘旋、急俯冲、深攀爬。半年内又摔了三架。台湾媒体写道：“鬼才的训练，活活耗掉了精锐飞行员。”雷伯恩因此被赶下台，赫尔姆斯接任。
和前任不同，赫尔姆斯心思缜密。他拿着KH-4卫星拍到的罗布泊照片游说蒋介石：“大陆在准备氢弹，你若错过，再无翻盘机会。”蒋介石的动摇一扫而空。可是此时中国防空链条已换上国产红旗-2，通信系统也升级为复式密码。1969年9月9日，最后一架U-2刚跨过浙江海岸线，两枚红旗-2前后夹击，机毁人亡，“黑猫”编号357降为一堆残骸。
失去空中情报，蒋介石悻悻然问赫尔姆斯：“还飞不飞？”赫尔姆斯沉默良久，只留下一句：“这是政治决定。”同年，中情局发电：暂停由台湾执行的一切高空侦察任务。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周恩来提出终止全线侦察，尼克松当面点头。两年后，“快刀计划”封存，U-2撤离台湾；空空如也的基地里，只剩几张弹孔累累的机翼，被尘土埋住锋芒。
当年543部队的老兵回忆，说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完汇报，曾挥手示意参谋把敌机残片寄往军事博物馆，并叮嘱一句：“打的就是天狼星上掉下来的祸患，让后代看看，这玩意儿不是神。”说完，他提笔写下“射天狼”三字。今天，那块导弹碎片仍在展柜里，静静昭示着上世纪那场隐秘又炽烈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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