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升起了蘑菇云。就在北京城传来欢呼的同时,台湾“黑猫”中队的指挥大厅里却鸦雀无声——他们的U-2飞行员报告:即使凌晨起飞,也没能抓到一次关键画面。肯尼迪留下的“快刀计划”眼看就要砍在空气里,这一幕成为美国中情局反复讨论的开场白。
时间往回拨三年。1961年春,肯尼迪刚坐进椭圆形办公室,便接到了杜勒斯遗留的尴尬文件:苏联防空导弹已经干掉了鲍尔斯,可对中国的侦察行动还没收尾。肯尼迪很清楚,自己若想在冷战谈判桌上握有筹码,必须看清“红色中国”到底有什么家底。于是,他批准继续执行“快刀计划”,但把机组人员外包给蒋介石——一旦失手,便可全身而退。
1962年1月16日凌晨,两架U-2从桃园基地悄然起飞,穿过福建上空直插赣北。这是U-2第一次深入内陆,胶卷多达七卷,冲洗出的照片铺满了整整两张会议桌。美国人惊喜地发现,新中国的萨姆-2阵地分布稀疏,防空缝隙明显;蒋介石则在旁窃喜,觉得“反攻大陆”又靠近了一步。可是照片也暴露了一个问题:导弹部队虽少,却在快速机动,下一次再来未必还能从相同航线穿行。
毛泽东早获悉此事。他对罗瑞卿说的那三个字——“射天狼”——其实并非一句简短命令,而是一整套思路:诱之、晃之、再聚而歼之。543部队奉命拆分成若干小分队,昼伏夜动,把导弹车队伪装成普通补给车,一边走一边侦听电台,把“黑猫”逼进口袋。
1962年9月9日黎明,一架U-2闯入南昌上空。国庆阅兵临近,街头灯火彻夜未熄,飞机上的自动照相机片刻不停。就在飞行员低头检查储存容量的瞬间,地面指挥口令已下:“三号阵地,放!”三枚萨姆-2拔地而起,仅用17秒就击中目标,机体断裂成两截。新闻很快传到北京,毛泽东笑道:“头一次见面,他们栽了;第二次见面,他们还得栽。”
中情局显然不甘心。麦凯恩批示为U-2安装菲利普斯公司最新的RWR(雷达预警接收机),并附带ECM(电子对抗模块),自信能侦听到萨姆-2的末制导波。可中国工程师也在琢磨对策,他们把高炮雷达波形与导弹波形错位叠加,让RWR误判距离。1963年11月1日,一架装备了新系统的U-2从包头返航途中遭遇“土雷达”连环跟踪。距目标35公里处,红旗号导弹才忽然开机锁定,8秒后命中。飞行员连一句“Mayday”都没来得及喊。
损失三架高价U-2后,美国总统约翰逊干脆撤换了麦凯恩,启用海军出身的雷伯恩。雷伯恩不研究情报,偏信“高难度规避动作”就能救命,强令“黑猫”在外海做低空盘旋、急俯冲、深攀爬。半年内又摔了三架。台湾媒体写道:“鬼才的训练,活活耗掉了精锐飞行员。”雷伯恩因此被赶下台,赫尔姆斯接任。
和前任不同,赫尔姆斯心思缜密。他拿着KH-4卫星拍到的罗布泊照片游说蒋介石:“大陆在准备氢弹,你若错过,再无翻盘机会。”蒋介石的动摇一扫而空。可是此时中国防空链条已换上国产红旗-2,通信系统也升级为复式密码。1969年9月9日,最后一架U-2刚跨过浙江海岸线,两枚红旗-2前后夹击,机毁人亡,“黑猫”编号357降为一堆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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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空中情报,蒋介石悻悻然问赫尔姆斯:“还飞不飞?”赫尔姆斯沉默良久,只留下一句:“这是政治决定。”同年,中情局发电:暂停由台湾执行的一切高空侦察任务。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周恩来提出终止全线侦察,尼克松当面点头。两年后,“快刀计划”封存,U-2撤离台湾;空空如也的基地里,只剩几张弹孔累累的机翼,被尘土埋住锋芒。
当年543部队的老兵回忆,说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完汇报,曾挥手示意参谋把敌机残片寄往军事博物馆,并叮嘱一句:“打的就是天狼星上掉下来的祸患,让后代看看,这玩意儿不是神。”说完,他提笔写下“射天狼”三字。今天,那块导弹碎片仍在展柜里,静静昭示着上世纪那场隐秘又炽烈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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