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邵式平病重后，省委和亲友劝他出省治病，邵：我问心有愧呀

1962年盛夏，赣江水面闪着刺眼的白光，正午的高温把南昌城炙烤得像一口巨炉。省委大楼里，一份关于省长邵式平住院的急电传到各厅局，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谁都清楚这位“江西老表”在当地人的分量。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南昌时，他随军南下，“江西人民政府主席”五个大字落在简陋的牌匾上，也落在父老乡亲的心头。短短几年，八一大道、井冈山大道拔地而起，城区管网、公共交通、绿化带——一条条被新泥土覆盖的施工缝见证了江西的第一轮现代化尝试。

回想1951年冬，铁路局未经批准砌起一排排低矮平房。邵式平登上吉普车，顶着寒风直奔工地：“南昌不做‘鸽子笼’！要盖，就往高里盖，往远处想！”一句话，工程停下来重新规划。多年后，城市规划档案里仍保存着那张用铅笔加注“50年不落后”的批示。

工业方面，他争回六项“156工程”指标：北郊的拖拉机厂、赣江边的造纸厂、青山湖畔的棉纺厂，一座座烟囱改写了江西“农业省”的刻板印象；教育方面，《江西教育改革方案》把普通高校与半工半读院校并行，让矿山子弟与知识青年都找到归宿。那时一位年轻教师在日记里写道：“省里来人调研，没有官架子，听课、记笔记、放学还一起下食堂排队。”写的正是邵式平。

然而高强度工作留下隐患。1962年5月，他在会议上突然咳出鲜血，被紧急送往江西省人民医院。最早的诊断是严重肺病，医嘱明确：尽快转上海或北京。组织考虑到当地医疗水平有限，连续三次下文件建议外转。好友方志纯赶来病房，轻声劝他：“老邵，去外地治，早日康复，也好回来再干几年。”邵式平摇头，声音沙哑却坚定：“我是省长，省长病了就往外跑，那老百姓怎么办？我若走了，心里过不去这道坎。”

省委办公厅又动员他的妻子。病房灯光昏黄，妻子红着眼眶：“咱们也为江西拼够了，出去治病不过分。”邵式平望着窗外夜色：“你是老党员，你懂。干部能去，北京上海哪容得下千万江西人？把医生请来，这病要在江西治。”一句“我问心有愧”，堵住所有劝说。

随后，卫生部选派多名专家南下会诊，院里配备最新设备。医生回忆检查过程：“他咬紧牙关不呻吟，问的却是药品能否在本省量产。”确诊为肺癌晚期，仍不肯转院。江西医学院的学生轮班护理，亲眼看到这位老省长在病床上批阅城建方案草稿，字迹抖动却没有一行潦草。

时间倒回到1954年夏天长江流域特大洪水。那一年，江西多地受灾，他亲临九江大堤。暴雨中，邵式平把衣袖挽到肩头与民兵轮铲沙袋。有人提醒危险，他甩一句：“堤在，人就在！”这种一线作风让赣鄱百姓信服，也让他的身体透支严重。医生说病根留在那个雨季，八年后终于爆发。

1963年，南昌工学院的师生专门设计一台简易呼吸设备送到病房。邵式平谢过学生，提笔批注：“自力更生是条路，坚持下去，做给全国看。”这一行字后来被镌刻在校史馆。人们这才明白，他留在南昌治病，不只是固执，还是对“自己动手、发展本省医疗”的深层考量。

同年冬，省扩干会上，有人提议对旧城区小街小巷进行大拆大建。病榻上的邵式平得知后，让秘书口述意见：“发展不能一把尺子量完，历史街区是城市根脉，先调研再动工。”后来，绳金塔周边多栋老宅得以保存。如今漫步其间，还能看到墙角一方斑驳的石碑，碑文记录了当年的批示缘起。

1964年初，病情恶化。每次咳血后，邵式平都吩咐把带血手帕锁进抽屉，免得医护人员分心。省里专门派车送来云南细辛、川贝等药材，他摆摆手：“群众也需要这些，少送点，多留药铺。”主治医生跺脚急了：“省委批的！”他只回一句：“人民批了吗？”

3月的南昌乍暖还寒。24日凌晨，病房灯光骤暗，心电图划出最后一道直线。邵式平，享年六十五岁。噩耗传来，全城汽笛齐鸣。灵车驶过八一大道，两侧站满自发前来的市民。有人低声说：“这条路，是他定的线。”

后事从简。遗物除了几件旧军装，就是那只放满批示手帕的小抽屉。省委追认文件中记下这样一句评价：一生俭朴，临终不离岗位，躬身为民，情怀坦荡。

有意思的是，江西省人民医院后来成为全省胸科研究中心。首台国产肺部X光机、第一座生物化实验室都出现在那里。老医师常把新来的实习生领到走廊尽头的铜牌前，轻声讲述：“如果省长当年走了，这些都得推迟好几年。”

历史终究不会说话，可一座城市的街道、厂房与校园替他记录。有工业的轰鸣，有课堂的朗朗书声，也有病房里一盏彻夜不灭的小灯。邵式平拒绝外转，只留下四个字的注脚：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