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邓稼先病危，杨振宁回国探望，闲聊问：国家给你多少奖金？

1958年10月，北京站的站台还带着初秋的凉意。邓稼先提着并不沉的帆布包，朝远处挥手，妻子许鹿希和两个孩子在站台尽头站着。列车汽笛一声长鸣，他转身上车，车门合上的那一刻，全家人都不知道，这一别竟要十几年。

那趟列车的终点，不是地图上常见的城市，而是保密编号“221”的戈壁深处。邓稼先和一群年轻科学家在那里开始了看似“失踪”的岁月。公开的姓名从此消失，他被日复一日的沙尘包围，也被一份特殊使命紧紧束缚。

好友杨振宁当时在美国。新闻里，他的名字很快和“诺贝尔奖”联系在一起。媒体聚光灯之下，他欣喜，却时常想起那个在联大操场上讨论散裂过程的同学——那个大家叫“邓老憨”的人。

两人渊源要追到更早。1922年与1924年，两户安徽籍教授家庭相继迎来男孩。清华园西院狭窄的石板路见证两个小不点你追我赶，用弹球决定谁先吃母亲带来的小点心。少年时的默契，像白墙上爬的紫藤，一到春天就自动缠在一起。

抗战爆发后，杨振宁跟随父母辗转昆明，考进西南联大物理系。三年后，邓稼先背着行李也到了昆明，再次与他同校。没有固定的教室，他们常在防空洞口用石灰在地上写方程。轰炸机的低沉嗡鸣当成节拍，两人讨论仍不停。

抗战胜利，求学道路分叉。杨振宁直奔芝加哥大学，又去普林斯顿。邓稼先先留北大当助教，1948年才赴美普渡大学。那年夏天，两人在芝加哥短聚，租了便宜公寓，轮流做晚饭，边吃边谈费米的β衰变理论。临别时，邓稼先说：“学好了，得回去。”

1950年，他真的回来了。实验室简陋到连恒温箱都靠自制，但他知足。八年后，二机部递来一纸任命，“要放一个大炮仗，愿不愿去？”邓稼先没有问待遇，也没问期限，只说一句：“什么时候出发？”

1964年10月16日，新疆上空升起震耳欲聋的巨响。那朵巨大蘑菇云让不少外国记者怀疑：中国背后一定有西方专家支援。杨振宁隔着大洋读到这种猜测，第一反应就是：邓稼先在里头吗？

直到1971年，杨振宁终于获准回国访问。抵沪后，他填访友名单，把“邓稼先”写在最前面。周总理特批，邓稼先从青海被紧急召回。北京小招待所里，两位花甲科学家像孩子一样拍肩拥抱，却默契地不谈工作细节。

临登机前，杨振宁禁不住好奇：“我听说有外国专家帮忙，真的假的？”邓稼先沉默片刻，“振宁，你先上飞机，我以后告诉你。”周总理随后指示：如实说明。信件追到上海，拆封那刻，杨振宁眼眶湿了——“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短短十几个字，比获奖证书更重。

时间推到1985年，国家发放“两弹一星”特等奖金，总额一万元，按等级分配。轮到邓稼先，信封里是10元人民币。有人觉得寒酸，他却把这张纸币压在笔记本首页，每次翻到都微微一笑。

1986年5月，他病情急转直下。杨振宁坐最长距离的航班赶到北京医院。病房窗帘半掩，光线暗淡，两人聊天像从前一样随意。杨振宁忽然问：“国家给你多少奖金？”许鹿希代答：“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杨振宁愣神，以为听错，再确认一次，答案仍是“20元”。

对话只几秒，却像钉子一样钉在记忆里。邓稼先笑得平静，仿佛谈的不是奖金，而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收据。一个月后，他在同一间病房停止呼吸，终年62岁。

邓稼先身后，中央军委正式公布其事迹，《解放军报》头版用了“无名英雄”四个字。公众这才知道，那年沙漠里卷起的黄沙，卷走的是多少青春与家庭团圆。

1987年深秋，杨振宁在八宝山停了很久。抬头时，他轻声说：“人生不过几十年，肯奉献出来，才算没白走。”风很冷，墓碑前那束贝多芬第六交响曲封面的白菊，静静立着，没有答案，也不需要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