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23日夜,华北已是零下七度,北京西郊机场的跑道却灯火通明。周恩来在随行医生搀扶下登上专机,轻轻咳嗽几声,又对秘书交代:“文件别落下,长沙要用。”飞机起飞后,熟悉周恩来的人都明白,这位总理已经把宝贵的体力留给即将展开的谈判。
彼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养病。81岁的老人仍每日批阅文件,偶尔驱车看城南老屋,清晨还能背手吟诵“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表面休养,实际牵挂依旧。长沙市委临时增设的电话专线,几乎每隔两小时就会把最新政务递上竹桌。
周恩来凌晨抵达。毛泽东获报后并未急于会见,而是吩咐工作人员准备湖南米粉和桂花茶,“让总理先歇口气”。次日晚,两人在岳麓山下的小客厅相见。未寒暄几句,周恩来便翻开备忘录,开门见山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及高层职务调整建议。
周恩来提出: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此话一出,室内灯影微晃,毛泽东放下茶杯,挥手示意停笔:“我看,让小平兼个军委副主席更合适。”口吻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
简短沉默后,周恩来点头称是,又追问:“政务这边,小平能否胜任?”毛泽东拔下烟蒂,笑道:“政治思想强,他担得起。”随即在纸上写下“人才难”三字。两位老人对视,神情里都有几分惺惺相惜。
谈毕政务,周恩来关切询问病情,轻轻掀起毛泽东裤腿察看浮肿。毛泽东抬手按住同僚手腕:“你的身体也拖不得,人大一闭幕,你也要休养。”周恩来只是淡淡一笑:“还扛得住。”这一问一答,透露的是彼此深知对方病况的无奈。
24日至25日,两人又作了三轮磋商,定下四届人大人事框架。草案敲定后,周恩来深夜总结数页,次晨交毛泽东审阅。老人戴上花镜,很快批示“照办”并加注“按时召开”。文件至此底定,各方职责、顺序、衔接全部明朗。
长沙冬季日短夜长。休会间隙,毛泽东依旧坚持夜读,偶尔让秘书打开德国产电视机看看录播戏曲。北京电视台摄制组早已在省委接待处待命,多机位拍摄《霸王别姬》《借东风》等折子戏,通过专线专供一人收看。有意思的是,每逢毛泽东要重播节目,湖南频道当即中断常规信号,城市里常有观众致电责问:“怎么又放同一段?”外界并不知原因。
31日夜,毛泽东回忆青年时期在湘江冬泳,说了句“水里才畅快”,却终因医生反复劝阻作罢。另一次,他提议去橘子洲头散步,安全人员连夜勘察水位、风向,仍没让成行。身体状况告诫他岁月不饶人,但思维锋利依旧。
1975年1月8日,北京收到长沙电报:按照长沙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十届二中全会建议邓小平为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并在国务院排名第一副总理。11日夜,邓小平在东交民巷照例步行回宿舍,有工作人员低声提醒:“毛主席决定下来了,您要多保重身体。”邓小平只是点点头:“路还长,忙吧。”
13日至17日,四届人大如期召开。大会闭幕那天,人民大会堂北门顶灯亮到凌晨。邓小平在会后简短发言,称感谢“毛主席、周总理的信任,自己责任很重”。现场掌声久久未歇。
2月3日,长沙送别。毛泽东登车前对湖南省委值守人员说:“客散主安。”随后专列向北。列车过衡阳时,毛泽东一边看窗外冬麦,一边翻看最新病案记录。列车员说他脸色比两个月前红润许多,这大概与连日调理、护理到位有关。
而在北京,周恩来已住进305医院。医生诊断恶化明显,但总理仍在批示公文,偶尔提起长沙会议:“主席那次坚持很准,小平正是时候。”几句轻声,却为后续国家治理同步倚重军事、政务双线的格局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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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雪初融的3月,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常常停着总参机关的吉普。邓小平上午出席国防例会,下午回国务院处理经济计划。有人感慨:“政务、军务两副重担,一身挑。”事实证明,毛泽东当年“军委副主席”之语,正是让他能以军委身份调度三军,又以副总理统筹全国建设,权责对称,运转顺畅。
7月,北京电视台长沙摄制组全部撤回。离京前晚,他们站在岳麓山脚望北斗,心底明白自己参与了一个特殊时期的历史。此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病情急转。9月9日凌晨消息传出,曾在长沙值守的技术员低头沉默,忆起深夜接到电话重播戏曲的场景,默不作声地收起旧磁带。
从周恩来携病飞长沙到人事敲定再到人大召开,前后不过五十余日,却完成了权力承接最关键一步。那句“我看,让他做个军委副主席”,一句话、半分钟,分量却重如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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