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心腹与我党有血海深仇，被俘后毛主席：不能杀，送到我这里

1956年春，北京阴雨连绵。功德林里，一个身材消瘦的中年男子在案前奋笔疾书，他叫康泽。就在几小时前，他刚把两万余字的《自省录》交给工作人员存档。没人会想到，八年前的隆冬，这个人还坐在襄阳城头，用望远镜寻找解放军的炮口。时间拉开了距离，也拉开了命运的褶皱。

再把日历拨回到1948年7月16日拂晓。襄阳上空红色信号弹划破夜色，华野六纵的突击队冲进司令部地堡。枪声停歇后，一名将领被从废墟里抬出，右臂和面部被黄磷弹灼伤，他就是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身边的战士有些犹豫——眼前这人，是苏区时期“别动队”血债累累的头子。前线指挥王近山却拿起电台：“遵刘司令员命令，活捉，严禁乱枪。”一句话钉死了处理方式，也为康泽保住了一条命。

康泽的履历并不复杂：1904年生于四川安岳；1925年进黄埔三期；1929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却并未接受马克思主义，反而坚定了右派立场；1932年协助蒋介石组建复兴社，“别动队”便由此登场。三十多年，他把青春耗在“安内剿共”四个字上，凶狠出了名。江西兴国、闽西连城留下过无数无名坟，红军家属被驱逐出村，甚至要四户互保才算“良民”。毛泽东后来谈到苏区覆灭的主因，点了两个人：蒋介石和康泽。

然而毛泽东并不打算用子弹结束账目。康泽被押送北平途中，加重的烧伤让他痛得直冒冷汗，卫兵仍得按规定加镣铐。保卫干事小声抱怨：“这么多人命债，还给他上药？”运输队长淡淡回应：“上面电文写得清楚——安全送达。”十来个字，没有情绪，却像山一样压在每个人心里。

抵达功德林后，刘伯承以“同乡”的口吻谈了两个钟头，没有训斥，也无嘲讽。康泽抿着嘴听，偶尔低头。散场时他只问了一句话：“贵部有医生没有？我不会残废吧？”刘伯承挥手示意医护进场，算是回答。那一刻，康泽忽然明白，对手并未像自己当年对待俘虏那样报复；他更想不通的是，中央为何要留下他。

谜底在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中揭开。毛泽东写道：“不杀他们，不是无罪可杀，而是杀了不利。”几行字，定下了对战犯“给出路、促自新”的总方针。政策一出，康泽的命不仅保住，还多了任务：把特务机关内幕写出来，供历史研究。于是功德林的深夜，常见灯光亮到天明。看守调侃：“又加班？”他笑笑没回话，继续写《复兴社回忆录》。

翻读这些材料，能看到一条隐藏的战线：从1931年“攘外必先安内”口号，到1937年“统一战线”受阻；从戴笠“军统”暗杀网络，到康泽“别动队”长驱深入苏区，组织结构、行动方式、经费来源，都被他一笔笔摊开。这批文献后来送至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清理旧档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有意思的是，康泽在稿末加了一句：“此为当年愚忠所致，殊可痛悔。”短短十三字，胜过千言辩解。

1963年4月9日，他拿到最高人民法院特赦令。沈醉来探望，两位旧日同僚相对无言，半晌，康泽笑道：“想不到还能活着走出这道门。”这一年，他59岁。从此，他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做专员，审阅稿件、口述回忆，日子平静得像任何一位普通退休干部。偶有记者寻访，他只摆手：“该写的都写在档案里了。”

1967年，康泽病逝，终年68岁。档案袋上厚厚的自述材料仍在，它们记录了一个特务头子如何被俘、被存活、被改造的全过程。有人评价，留着康泽，胜过一场隆隆炮火消灭的情报价值；也有人坚持“血债必须血还”。争论持续多年，却无法改变那纸电令——“不能杀，送到我这里”。历史就此拐了个弯，留下一段不同凡响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