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淮海平原的雪地里,最可怕的声音,不是炮火的轰鸣,而是国民党第十二兵团那两千多挺轻重机枪的集体沉默。
当司令官黄维,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满脑子德国军事操典的“书呆子”,把十万大军带进死胡同时,一个巨大的问号砸在了所有人的头上:号称王牌的部队,怎么就这么垮了?
战事一结束,从徐州“剿总”的杜聿明,到国防部的郭汝瑰,再到兵团里活着回来的军长师长,大家伙儿写回忆录时,口径出奇地一致,都把手指头戳到了黄维的脊梁骨上。
说他死板、不懂人情世故、脱离战场太久,只会纸上谈兵,是陈诚硬塞过来的关系户。
要是换成那个外号“狐狸”的胡琏来指挥,十二兵团没准就能从双堆集那个鬼地方杀出去。
这说法流传得特别广,几乎成了定论。
可要是钻进历史的尘埃里,扒拉开那些当事人的亲笔记录,尤其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那些带着火气和怨气的文字,你会发现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景象:黄维这口锅背得是真冤。
他或许不是个好厨子,但他接手的,根本就是一堆已经发霉变质的食材,这顿败仗的盛宴,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搞砸。
这摊子事的烂,是从根上开始的,也就是黄维的任命。
命令下来那天,十二兵团的军官圈子里炸了锅。
杨伯涛后来写,好多黄维的老部下,一听是他来当司令,个个“灰心丧气”。
在他们眼里,黄维这个人,脾气古怪,待人刻薄,平时不跟人拉家常,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更要命的是,他好些年都在办军校、搞后勤,抗战后期就没怎么正经带兵打过仗。
他脑子里装满了德国军校的条令和战术推演,可淮海平原上,对手不按课本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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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的人心里直打鼓,生怕把小命断送在他手里。
而黄维自个儿,也不是那么信心十足。
他私下里跟亲信嘀咕,说自己就是来“过渡”一下,最多干半年,等胡琏的伤好了,就把位子让出来。
你听听,一个司令官还没上任就想着退休,底下的将士个个心怀鬼胎,这仗还没开打,队伍的心气儿早就散了。
这已经不是一支军队,更像一个临时的草台班子,每个人都在盘算自己的小九九。
杨伯涛在他的《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记》里,一点没给老上级留面子,一条一条地数落黄维的指挥问题:急着赶路,不带够干粮;没搞清楚情况就一头往前扎;对敌人的兵力部署两眼一抹黑;把部队折腾得人困马乏。
他甚至还记着黄维把《孙子兵法》里的“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记错了。
但杨伯涛骂得越狠,就越是暴露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黄维手底下这帮人,已经不会打仗了,或者说,是不想打了。
要是说上头将帅不和是面子上的问题,那底下部队在战场上的表现,简直就是一出荒诞剧。
就说作为兵团绝对主力的第十八军,号称“王牌中的王牌”,土木系的看家宝贝,在双堆集打起来那副德行,说出去都让人笑话。
首先,步兵和炮兵的配合完全失灵。
按理说,第十八军清一色的美式榴弹炮,炮兵军官都是正规军校毕业的,技术应该没得说。
杨伯涛回忆,平时搞演习,炮火延伸打得那叫一个漂亮,炮弹能像梳子一样,贴着步兵冲锋线往前梳理,误差不超过五十米。
可一到了真刀真枪的战场上,全变了味。
双堆集的炮一响,不是打远了,飞到解放军阵地后头看热闹,就是打近了,直接砸在自己正在冲锋的弟兄们的脑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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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会这样?
杨伯涛气得在回忆录里笔都快戳破纸了。
他说,炮兵观察员不敢把脑袋探出战壕,怕被对面一枪爆头。
他们宁愿躲在后面凭感觉估算,结果就是炮弹满天飞。
而步兵呢,也好不到哪去。
早就没了当年打鬼子的那股劲头,别说让他们跟着炮弹炸点往前冲,就是炮击停了,他们也趴在坑里不动弹,好像屁股底下生了根。
上好的大炮,就这么成了一堆废铁。
其次,步兵和坦克的协同也成了笑话。
十二兵团配属的战车部队,那可是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亲手操练出来的,被当成宝贝疙瘩。
这本该是撕开防线的钢铁拳头,结果在双堆集,成了战场观光团。
杨伯涛痛心疾首地记录,每次组织反击,这些坦克一开到距离村庄两三百米的地方,只要看到解放军那边射过来一发火箭弹,立马就吓得不敢动了,停在原地打转转。
杨伯涛火急火燎地跑到坦克跟前,拍着冰冷的装甲,几乎是吼着对车长说,解放军缴获的火箭筒没几个,弹药更缺,打一发少一发,根本不用怕。
可这些被蒋二公子惯出来的“精英”们,根本不听。
于是,战场上就反复出现滑稽的一幕:步兵在前面拿命填,坦克在后面安全距离外“转圈子”,就是不往前冲。
整个双堆集战役打了二十多天,这支坦克部队只有一个副连长胳膊蹭破了点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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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涛还得派人去慰问,送上厚厚的养伤费,跟哄小孩似的。
这些铁家伙,从头到尾就没完成过一次像样的破障突击任务。
炮兵指望不上,坦克在摸鱼,那最基本的步兵呢?
情况更让人绝望。
这也就解释了开头那个诡异的场面。
一一八师三十三团守大王庄,阵地丢得那叫一个快,不到两个钟头就没了。
军部和师部离得那么近,却“不仅没有得到战斗报告,连枪声都听不到几响”。
枪呢?
武器呢?
杨伯涛一句话戳破了窗户纸:“主要是官兵在这时候不肯卖命,机关枪摆在手里也不开放。”
整个十二兵团,有一百多门美式大炮,上千门迫击炮、战防炮,三百多挺重机枪,两千多挺轻机枪。
弹药是紧张,但绝没到打光的地步。
真正耗尽的,是人心和士气。
士兵们抱着能喷吐火舌的武器,却选择了沉默。
这种无声的抗拒,比战场上任何喧嚣的溃败都来得更加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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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压垮这支部队的,是人性的彻底崩溃。
当双堆集的包围圈越收越紧,唯一的补给就靠南京派飞机空投。
这一点点活命的希望,却催生了最野蛮的自相残杀。
杨伯涛用了四个字来形容——“饿犬争食”。
运输机的轰鸣声一传来,就像是给一群饿疯了的狼扔进一块肉。
地面上黑压压的人群疯了一样冲向飘落的空投包。
后面抢不到的人,看着活命的口粮被别人拿走,眼睛都红了,直接拉开冲锋枪的枪栓,对着自己人就扫过去。
抢到东西的人应声倒在血泊里,马上就有新的人扑上去,从尸体上抢走那带血的馒头和弹药,然后又是一阵枪响。
空投场,这个本该是希望降临的地方,变成了十二兵团内部最血腥的屠宰场。
连执法队都弹压不住。
更要命的是,这种混乱之下还藏着巨大的不公。
别的军长都在抱怨,说黄维搞的“平均分配”是假的,好东西,特别是美式装备的弹药,都优先给了他的老部队,杨伯涛的第十八军。
杨伯涛自己也承认,第十八军因为有汽车营,开战前拉的弹药就比别人多,空投分配时确实也占了便宜。
于是,最荒诞的一幕出现了:弹药富裕的部队抱着机枪不肯打,缺衣少食的部队为了一个馒头自相残杀。
这种从内到外的腐烂和撕裂,比解放军的炮火厉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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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如果当时指挥的真是胡琏,他能把这支部队带出去吗?
他或许能凭着自己的威望和手腕,让军官们不敢那么明目张胆地怠工,能用更狡猾的战术避免一些低级失误。
但面对这样一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军队,他又能做什么呢?
他能让那些怕死的炮兵把脑袋探出去吗?
他能让那些爱惜铁壳子的坦克手冲锋陷阵吗?
他能命令那些心里早就想投降的士兵扣动扳机吗?
黄维,这位固执的“书呆子”司令,最终成了这场惊天溃败的最大责任人,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他跳进去的,本来就是一个无底的深坑。
突围时,黄维脱下将官服,换上士兵的棉衣,最终还是在乱军中被俘。
此后的二十七年,这位昔日的兵团司令在战犯管理所里,一头扎进了永动机的研究,试图从物理定律中寻找那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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