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恶贯满盈的特务，41岁逃到台湾，84岁在大街上说共产党的好话

1946年深秋的南京雨夜，一辆吉普车疾驰而过，车内坐着一名目光阴鸷的少将，他叫毛森。彼时的他意气风发，却少有人知道，这个看似温文的浙江人很快就会在血腥与暗杀中把自己推向“恶贯满盈”的深渊。

毛森1908年出生在浙江江山。年少时家境清寒，为求出路，他先在杭州法政学校读书，1932年转入浙江警官学校，结识了彼时已在军统崭露头角的戴笠。校场演习结束后，戴笠拍拍这个学生的肩膀，“小毛，好好干，前途无量。”一句话，点燃了毛森骨子里的野心。从警校毕业半年，他就被调进军统机关，成了戴系嫡系。

抗战期间，毛森活跃在浙江、江苏一带，头顶“抗日”光环，暗里却更多把刀子挥向共产党和进步群众。1944年，他从上校跃升少将，出任军统东南特务区长，既掌实权又握重金，“毛区长”从此与血腥和骄狂如影随形。

1945年9月，日本宣布投降，国民党忙着“接收”。上海法租界的76号特工总部——汪伪军统司令部——被毛森整包收入囊中。枪支档案、特务网络，连带大批训好的杀手，成了他手里的“新玩具”。谁知和平未到，内战骤起。毛森得令，“全力围剿共产党地下组织”。

1946年至1949年，他的行动记录密密麻麻：突袭里弄，封锁码头，深夜抓捕。上海解放前夕的四个月，他在徐家汇、虹口投入重兵，仅公开登记在册的被捕人员就逾三千。五月初，一个雨夜，交通大学学生穆汉祥被拖出宿舍；傍晚，枫林桥军统看守所枪声连响，李白、秦鸿钧等革命者血染囚室。彼时的毛森自诩“擒共第一功臣”，却没意识到自己已站在悬崖边。

1949年5月解放军逼近，上海滩气氛森冷。毛森从不信“苟日新，日日新”那一套，他信的是枪口和军令。可局势瞬息逆转，5月24日夜，他改换便装溜向吴淞口，挤进一艘小艇，连夜南下厦门。41岁的他，此后与大陆的海峡一别，历时四十余年。

到台湾后，蒋经国眼中这位“拼命三郎”仍是可用之才。毛森被编入“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专事大陆渗透、策反与沿海破袭。夜色中偷渡小艇的发动机声，此后偶尔仍在闽粤海面回荡。大陆方面对他的名字早已登记在册，列为“战犯甲等”，通缉令贴得到处都是。

1956年，局势骤变。台岛内部斗争激烈，旧军统系被边缘化。识趣的毛森悄然离台，先到琉球，再辗转泰国、南韩，后落脚美国西海岸。凭借早年在上海搜刮的金条、古董，他过起了“海外漂泊生”。朋友问他为何不安顿下来？他摇头：“脚底下没根，总觉得哪儿都不是家。”

时间快进。1992年春，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大陆方面宣布欢迎旅外同胞回乡探亲。已经84岁的毛森借机踏上了回归航班。飞机降落虹桥机场，他扶着拐杖，看看窗外，“这地方，变得我都认不出了。”同行的侄儿小声提醒：“叔，别乱说话。”他苦笑。

在上海停留三天，他独自去了龙华烈士陵园。陵园里安葬着当年被他下令处决的李白、秦鸿钧等人。碑前，他沉默良久，嘴唇翕动，说了什么谁也没听清。随行的老同学回忆，那是句带着吴侬软语的“对不起”。

随后一行人回到江山。老宅早被修葺成红砖小楼，乡里倒还记得这位“混出息”的游子。有人夸他当年出资修缮了中心小学，又捐了图书馆。毛森颤巍巍挥毫，写下八字：“谢谢亲爱的乡亲们。”字迹有些抖，却仍见锋芒。

最戏剧的一幕出现在县城主街。毛森看见新建成的敬老院、农机站，听工作人员介绍合作医疗、义务教育，忽然站定，对围观的人说：“共产党了不起，人民政府了不起！”声音不大，却足够清晰。有人惊讶，有人鼓掌，也有人面面相觑，毕竟眼前这位老人，当年杀人不眨眼。

探亲那几天里，亲戚们还是忍不住追问：“毛伯，当年你真杀过那么多人？”他端起茶碗，低声回答：“打仗嘛，上头有令，不敢不从。可现在想，多少事做错了。”一句话，半是忏悔，半是推诿。夜里，他坐在老屋门口，看着昏黄路灯下的稻田，沉默到天亮。

离别时，县里干部按惯例送了些土特产。毛森没收，只留下了一包家乡泥土，折回身放进衣袋。他告诉旁人，这次或许是最后一次归途。1996年，他客死洛杉矶，终年88岁。遗愿只有一句：“把我葬在家乡祖坟旁。”然而因身份敏感，这个请求至今未能实现。

毛森的一生，是旧中国黑暗政治的缩影。求生、逐利、屠戮、流亡，几个关键词就能勾勒他的人生轨迹。若说他“恶贯满盈”，确有事实为证；若说他晚年幡然悔悟，也的确有那句“共产党了不起”作旁证。可悔恨能否抵偿鲜血？答案从不写在墓碑上，只存于被他夺去生命的人们心里，也留在后来者的档案和记忆里。

史册翻过去，时间节点清晰：1932年投军统，1944年升少将，1949年5月逃亡，1956年再度出海，1992年回乡短暂停留，1996年客死他乡。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串姓名、一次抉择、一段命运。有人将他视为反面教材，也有人把他当作“时代弃子”。他本人曾说：“命由天定，人只随波。”这句自我开脱的话，倒恰好映照了他一生的漂泊与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