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揪出“老狐狸”：广州农商行原行长易雪飞敛财1800万即将宣判

1月19日，刚迈入新年，《人民日报》一篇深度报道就给广州农商银行（01551）“揭了短”——这篇题为《1800多万元利息暗藏多少猫腻》的报道，把原行长易雪飞那套伪装成“市场化借贷”的隐性腐败把戏扒得明明白白，他本人也很快要站上被告席接受宣判。

这场2023年初就启动的调查，不仅终结了这位执掌万亿大行十年的行长生涯，更扯出了他和前董事长王继康“搭档”时，权力运作与利益输送的暗箱操作。

空手套白狼：1800万利息的“合法”外衣

从职业履历来看，易雪飞堪称标准的金融行业精英。1967年11月出生的他，拥有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及中山大学EMBA学位，1993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建设银行系统，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历任广州市分行、广东省分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及汕头市分行行长等重要职务。

2006年，39岁的易雪飞转战广州农信联社（广州农商行前身），并于2013年正式接任行长一职，由此开启了执掌这家万亿资产大行长达十年的职业历程。

不过这一风光履历在2023年迎来转折，因任职期限超过监管规定，他于当年2月辞去广州农商行行长职务，转任广州地铁集团、广州交通投资集团专职外部董事，未曾想一年后便因腐败问题落马。

恰恰是深厚的财会专业背景与长期积累的监管应对经验，让易雪飞避开了直接收受现金的显性腐败模式——他深知这种方式痕迹过于明显，极易触发反洗钱监测或监管预警。

取而代之的是，他利用自身精通的金融规则，设计了一套逻辑闭环的“空手套白狼”操作模式。

为锁定相关犯罪证据，办案人员专门调集专业财会人员组建资产分析专班，对易雪飞及其家属名下的200余个账户、160多万条资金流水开展大数据穿透分析，才最终厘清了这笔隐性腐败的完整链条。

数据分析结果清晰勾勒出易雪飞获取“原始资金”的关键节点。

2017年起，易雪飞通过其妻兄刘晓峰（化名）代持股权作为抵押，由信贷客户张海波（化名）出面申请贷款。在其直接协调操控下，张海波先后从广州农商行获批共计2400万元的企业经营贷款。

这笔经过特殊协调审批的资金，在下发后经过四五道复杂转手流程，最终悉数流入其妻子的个人账户，成为易雪飞对外开展非法放贷的“资金母本”。

凭借这笔套取的银行贷款，易雪飞在幕后悄然扮演起“影子银行”的角色。

以其与信贷客户代彬（化名）的往来为例，2017年至2019年间，易雪飞私下向代彬出借1200万元，约定年利率高达15%。

短短三年内，代彬仅“归还利息”就累计达480万元，直至2019年易雪飞因担心事发才收回本金。

而他的担忧最终成为现实，2023年初，广州市纪委监委接到匿名举报，反映其与多名信贷客户存在可疑经济往来，随即启动对相关问题线索的全面核查，一场针对隐性腐败的调查正式展开。

这种看似“市场化”的放贷收息行为，在真实金融市场逻辑的对照下，显现出三大反常特征。

其一为“舍低求高”，涉案企业规模普遍不小，本可通过正规渠道以5%至6%的市场正常利率获取银行贷款，却主动选择向易雪飞个人借入年化15%甚至更高利率的资金；其二为“有钱不还”，部分企业主支付的利息早已覆盖本金，且自身资金流水规模达数亿元，却刻意维持借贷关系不结清，实质是通过这种方式持续输送利益；其三为“主动加息”，曾有企业主在原定12%年利率的基础上，主动提出将利率上调至近20%，这种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背后，瞄准的正是易雪飞在银行贷款审批等环节为其提供的利益倾斜。

从2005年至案发，易雪飞通过此类方式累计收取利息高达1800多万元。

对比其公开披露的薪酬数据——2019年至2022年间，其年薪大致维持在108万至137万元区间——不难看出，这种借助权力杠杆撬动的非法利息收入，构成了其巨额灰色财富的核心来源。

每一次千万级贷款审批的背后，都精准对应着非法利息的入账节点。

随着调查深入，2024年2月，广州市纪委监委正式对易雪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并依法对其采取留置措施；当年3月，官方对外公布其被查的消息，这位曾以“专业”著称的银行行长，最终倒在了自己精心设计的金融算计之下。

目前案件已进入司法审理阶段，将于近日宣判。

搭档变“狱友”？十三年权力共谋终成空

如果说易雪飞的落马是个人贪欲膨胀的必然结果，那么他与广州农商银行原董事长王继康长达13年的工作搭档关系，则勾勒出这家万亿级农商行一段畸形的权力运作时期。这段被外界称为“二人转”的权力格局，成为广州农商银行发展史上治理代价最为沉重的阶段之一。

两人的权力交集始于2005年前后。彼时，拥有中山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博士学位的王继康从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调任广州农信社（广州农商行前身）担任主任；次年3月，在建行系统深耕13年的易雪飞跨行加入，出任副主任一职，两人的合作自此开启。

王继康到任之初，广州农信社正处于三级法人机构分治、权力分散的治理困境中。

他借农信社改制的契机大刀阔斧推行“削藩”改革，将贷款审批、人事管理等核心权力全部收归市联社统一管控。这场改革虽有效破解了农信社的分治难题，推动了机构整合，但也客观上形成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治理格局，让王继康成为机构内极具话语权的核心人物。

在其掌舵的十余年里，广州农商行的内部管理呈现出明显的集权特征。据办案材料披露，王继康曾在内部直言：“广州农商行的干部，我都是让他们两年一轮岗，听话的上，刺头的下，用谁舍谁就我一句话的事。”

这种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使得贷款审批等关键业务链条上的核心岗位尽在其掌控之中，也吸引了不少逐利商人主动靠拢。

圈内曾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哪怕我赚一块钱也要给王总八毛，只要能贷到款，我就心甘情愿！”这一说法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权力与利益捆绑的紧密程度。

作为经济学博士，王继康的贪腐手段同样带有较强的专业性和隐蔽性。

他曾认为“每一笔受贿款都经过了精心设计”，试图规避监管与调查。例如，在其女儿赴香港租房居住期间，他被商人精准拿捏这一需求，通过亲信运作收受了一套价值1亿元人民币的香港豪宅及百万级家具。

为掩盖痕迹，这套房产未登记在其本人及亲属名下，购房资金更是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出境，隐蔽性极强。

在资本市场领域，王继康的利益输送手段更为复杂。他曾利用掌握的内幕信息，通过商人代持股份的方式，在某只A股股票走出125%的“V型反转”行情中，完成了高达两千万元的权钱交易。

更值得警惕的是，他还提前布局“期权腐败”，与心腹约定在位期间加大对特定项目的信贷投放力度，换取退休后项目利润的“二一添作五”分账，试图在离职后继续延续权力的寻租价值。

这场持续多年的集权寻租“美梦”，最终被一条看似普通的短信打破。2019年6月，办案人员在留置对象冯某的手机中发现一条信息：“兄弟，应酬完了没？去你家楼下聊几句。”正是这条信息成为突破口，如同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最终引爆了这场金融反腐风暴。

2019年7月，王继康被调离广州农商行原职，转任市管企业专职外部董事；仅一个月后，官方便发布了其落马的通报。后续调查显示，王继康伙同他人或单独收受的款物折合人民币高达2.85亿元。

估值沉沦：万亿农商行的扩张后遗症

核心管理层相继落马后，广州农商行过往扩张周期中积累的风险隐患与治理漏洞逐步显现，企业不得不直面转型与修复的双重压力。

在王继康与易雪飞先后主导经营的近二十年间，该行资产规模从不足500亿元跃升至万亿级别，实现了规模的快速扩张，但这种扩张并未同步建立起稳固的风险防控体系与市场信任基础。

2017年该行赴港上市时，股价曾站上5港元/股的高位，此后却持续震荡下行；截至2026年1月19日，股价已滑落至1.61港元/股的历史低位，总市值缩水至约232亿港元，长期处于深度破净状态。

进入2025年，尽管广州农商行已启动大规模资产转让工作以加速风险出清，但最新财务数据仍显示其经营压力持续加大。根据2025年三季报，截至9月30日，该行总资产规模维持在1.4万亿元，同比增长3.42%，但盈利核心指标出现明显萎缩：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10.2亿元，同比下降2.4%；净利润仅为17.2亿元，同比跌幅高达18.7%。

盈利端的承压，既与过往激进扩张后风险逐步暴露的历史因素密切相关，也叠加了当前利率下行、资产收益收窄等行业共性挑战。具体来看，该行净利差已从2020年的2.01%持续收窄至2025年中的1.03%，净息差收窄直接挤压了核心盈利空间。

资产质量持续承压，成为制约该行发展的核心瓶颈。2024年底，该行曾一次性处置145.9亿元涉房资产，以压降房地产领域的风险敞口，但整体风险暴露仍在扩大。

截至2025年6月末，该行逾期贷款规模从2024年末的311.5亿元增至510.93亿元，逾期率从4.45%攀升至7.12%；更值得警惕的是，“不良贷款偏移度”高达115.3%，这一指标意味着大量已逾期90天以上、具备高度违约风险的贷款，仍被归类为“正常”或“关注”类，资产质量报表风险存在低估。

这种资产质量困境的形成，一方面源于过往信贷投放集中度较高、内控机制建设未能匹配规模扩张速度等历史治理问题；另一方面也受到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部分区域信用风险上升等外部市场环境的冲击，属于区域性银行在行业周期调整中面临的共性挑战。

为化解积重难返的风险，大规模资产转让成为广州农商行的重要应对举措。

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的三年间，该行累计转让债权总额预计将达到481.1亿元。2025年10月，该行再次公告公开挂牌转让资产包，该资产包本金总额约149.8亿元，债权总额约189.3亿元，评估账面价值约为121.3亿元。

从资产质量来看，这批资产财务表现疲软，2023年和2024年分别录得税后净亏损3.8亿元和8亿元；从行业分布来看，资产高度集中于租赁商务服务业和房地产业，其中租赁商务服务业占比38.78%，房地产业占比20.5%。这种“以时间换空间”的风险出清举措，既是对过往风险累积的必要消化，也折射出区域性银行在行业周期调整中面临的转型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