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政治部主任为何把军政委告了？导致政委55年只获少将军衔

1952年，一封举报信送到了第46军党委。被举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这支部队

的老政委李中权。而举报他的，是自己手下的政治部主任张秀川。

这一告，直接影响了李中权的军衔授予，也埋下了两人此后数十年的恩怨。

李中权这个名字，在开国将军里不算响亮，但他的革命经历，堪称传奇。

1915年，李中权出生在四川达县一个贫苦人家。1928年，13岁的他加入共青团。1932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李中权举家参加革命。不是一家几口，是一家十口人全部跟着红军走。这在当时的川陕苏区，成了一段佳话。

但这份革命热情，很快就要用鲜血来偿还。

1933年，父亲李惠荣为掩护一名红军通信员，把帽子跟对方换了，自己引开敌人。最后退无可退，与敌人肉搏，牺牲在通江县。1934年，大哥李中泮因反对张国焘的个人主义，被错杀于平昌县。当时李中泮是红33军独立团政委，正值壮年。

长征开始后，一家人的苦难还在继续。二哥李中池在会理战斗中阵亡。五妹李中珍和妹夫石映昌过草地时遇难。母亲王理诗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艰难前行。她两条腿肿得厉害，腹部还生了毒疮，但每次遇见李中权，都强撑着说自己没事。

1936年3月，母子最后一次见面。李中权已是师政委，看着憔悴的母亲和几个弟妹，心如刀割。

但军纪严明，不能带在身边，他只能把自己的战马、一袋干粮、一块银元留给母亲，忍痛告别。

战马帮他们翻过了雪山，但没能让母亲撑到胜利。1936年7月，队伍走到炉霍县冬古喇嘛寺附近，母亲再也走不动了。她对几个孩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跟着红军走。"

1937年春，李中权在延安宝塔山下见到了三个弟妹。出发时一家十口，到达时只剩四人。他泪流满面，但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他要建立新政权，让其他人不再受这种苦。

李中权和张秀川的矛盾，从1951年就开始了。

当时李中权还在军区学习，46军的政治工作交给政治部主任张秀川负责。部队搞打靶考核，张秀川发现有指战员补打，认为这是"锦标主义"，要求报纸大肆批评，上纲上线。

副军长萧全夫把情况反映上去。李中权提出不同看法：补靶确实不对，但只是个别现象，不应上升到"全军锦标主义"的高度。他要求报纸停止宣传。

张秀川不服，跟李中权激烈争论。但李中权是军政委，他按自己的想法做了结论。

事情本该到此为止，但张秀川继续向上级反映。军区首长很快就站在了张秀川这边，认为他反对锦标主义是对的，质疑46军领导为什么不支持。李中权坚持："不能简单一概而论。"

这一次交锋，李中权既得罪了上级，又得罪了下属。这为后来的举报埋下了伏笔。

1951年，李中权奉命调到空军系统，出任空3军政委。当时空军刚刚组建，很多经费没有到位。李中权犯了一个好心办坏事的错误。

他为了让空3军尽快投入工作，直接把46军的一部分经费带到了空3军，用来购买器材、建设营房。客观来说，李中权没有中饱私囊，钱都用在公事上。但他事前事后都没走手续，没做账目，也没办借款程序。

这是典型的军人思维——重结果不重过程。战争年代，事事请示可能贻误战机。但和平时期，规章制度必须遵守。李中权的疏忽，被人抓住了"小辫子"。

而且这样做的不止他一个人。陕西军区司令员刘金轩、华东空军政委王集成、苏北军区司令员张振东，都有过类似情况。说白了，就是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期，思想还没转变过来。

1951年底到1952年，全国掀起"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主要在党政军机关展开。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全国规模的运动迅速铺开。

到1952年1月，运动进入高潮，各地开始"打老虎"——贪污旧币一亿元以上的叫"大老虎"，一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

运动本身是必要的，但执行中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一些人为了在上级面前露脸，上纲上线，把原本可大可小的问题无限放大。更有甚者，借机打击报复，陷害同志。

李中权很快就成了被举报对象。1952年，他接到46军党委的通报：存在贪污、浪费等问题。李中权感到非常委屈，当即决定回老部队说清楚。他以为老战友都了解自己，能很快恢复清白。

但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军领导张秀川等人以军党委名义对他提出严厉批评，甚至要严办。无论李中权怎么解释，都没用。

当时各地都在比赛"打虎"成绩，投机取巧的人为了立功，不择手段。但李中权的情况更复杂——这不只是扩大化，还有打击报复的嫌疑。

张秀川没忘记1951年那次较量。他抓住李中权挪用经费的事，向上级举报。而上级领导因为之前的"锦标主义"之争，也没帮李中权说话。

处分很快就下来了。李中权心里不服，用了三年时间申诉。最后调查清楚，他确实没有私用公款。但处分没有撤销。

这顶"帽子"直接影响了李中权的定级和授衔。

1952年全军干部评级，李中权被定为副军级。这个级别，对他来说是明显偏低的。

要知道，1947年8月东北野战军第9纵成立时，李中权就担任纵队政委了。与他同时期担任政委的梁必业、邱会作等人，大多是准兵团级。即便晚成立的纵队，好几个政委也是正军级。李中权的资历和战功，评正军级问题不大。

但因为那桩"官司"，他只能定副军级。

1955年授衔时，正军级大多对应中将，副军级则是少将。

李中权最终被授予少将军衔，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这些荣誉当然珍贵，但对比他的经历和贡献，这个军衔确实低了。

李中权自己后来回忆说："那个错误处分影响了我的定级、授衔、职务和使用，内心长期感到痛苦。"这句话说得很含蓄，但痛苦可想而知。

再看张秀川，1955年升任第46军政委，也被授予少将军衔。1962年，他升任海军政治部主任。1968年，升任海军副政委。1969年，他还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李中权在回忆录里谈到张秀川，认为对方"善于钻营"，有人被他蒙蔽后给予很大权力。但这种做法注定无法长久，步步高升之后就是跌入谷底。

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张秀川受到牵连，被停职审查。随后被开除党籍和军籍，2005年去世。

2014年8月4日，李中权在北京病逝，享年100岁。

开国将军傅崇碧这样评价他："这些恩恩怨怨、坎坎坷坷的经历，丝毫不影响他后来的工作。相反，他用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专心致志，不遗余力。"

有信仰的人，才拥有豁达的胸怀。

李中权的一生，见证了从革命战争到和平建设的转型期，经历了政治运动的冲击，也承受了不公正待遇。但他始终坚守信念，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那场三反运动中的举报，改变了他的军衔，却改变不了他的信仰。这才是一个真正革命者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