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内容提要

在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数字经济正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核心引擎，创新活动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驱动作用。文章立足于数字经济创新研究框架，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创新指标全面衡量45个“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东道国）的数字经济创新水平，深入探讨东道国数字经济创新能力对中国投资区位决策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研究发现：东道国数字经济创新水平的提升会显著增强该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东道国数字经济创新主要通过制度优化和投资便利度的改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产生积极影响。

一、引言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不断拓展经贸合作深度，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据商务部统计，2013至2024年间，直接投资流量从126.3亿美元增至509.9亿美元，在中国对外投资流量中的占比由11.7%提升至26.5%；投资存量从574亿美元增长到370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从8.7%上升到11.8%，沿线国家或地区日益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战略区域。在此背景下，如何科学选择投资目的地仍然是企业跨国经营决策中的核心议题。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深刻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和国际资本流动方式。据统计，2022年全球51个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总量已突破41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6%左右，成为世界经济的关键支撑；2023年美国、中国等五个国家数字经济总量超33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60%。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已成为影响国际投资决策的关键区位变量。

现有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多聚焦于经济规模、资源储备等传统因素，针对数字经济创新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仍显不足，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关于数字经济创新如何影响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较为匮乏。鉴于此，本文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创新指标，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创新能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影响，并分析其差异性及作用机制，以期为优化“一带一路”投资布局提供科学依据。

二、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创新的内涵方面，张森等（2020）将其区分为广义的社会系统变革与狭义的技术创新应用；康瑾等（2021）则强调其既包含数字技术本身的创新发展，也包括传统经济体系的数字化转型；任保平等（2022）构建了包含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传播与应用的系统框架。

经济效益方面，研究显示数字创新能够提升产业活跃度（戴若尘等，2022）、增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黄勃等，2023）、优化要素配置并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宋培等，2023），还能促进产业协同（矫萍和田仁秀，2023）并通过多条路径推动共同富裕（李思仪和韩秋红，2024）。

关于数字经济创新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已有研究指出，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吸引中国投资的重要因素，数字基础设施、创新环境与制度保障等均发挥关键作用（刘振林，2023），且主要通过提升东道国自身创新能力来实现（周经和吴可心，2021）。自主创新与专利产出也被证实与OFDI正相关（张明哲，2022）。

综上所述，尽管现有研究认为东道国数字经济创新水平已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考量，但针对“一带一路”背景下，数字经济创新如何影响着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框架和实证证据都较为欠缺。为此，本文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创新指标全面衡量东道国数字经济创新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假说，通过实证方法检验数字经济创新对投资区位决策的影响效应，同时深入分析其作用机理及在不同条件下的差异化表现。

三、理论分析与假说的提出

数字技术创新的持续突破使得东道国的数字基础设施、人才储备、数据治理及产业生态已成为跨国投资的关键区位优势。数字经济创新通过技术扩散与知识溢出，不仅提升了本地产业竞争力，还促进了全球创新网络的良性循环。东道国存在的“技术位势差”，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梯度式技术转移的市场空间，特别是在数字技术后发国家，技术缺口与要素错配为中国优势产业的对外投资创造了需求基础。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创新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创新通过数字治理技术优化东道国制度质量，提升制度透明度并降低政策风险，从而改善投资环境。良好的制度安排（制度质量）有助于减少跨国经营的不确定性，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缓解“制度距离”的负面影响，进而增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与规模。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创新能够优化东道国制度质量，从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正向影响。

数字经济创新借助数字化手段简化投资流程、降低信息成本，并利用智能合约、区块链等技术提升监管透明度与跨境资本配置效率，系统性改善东道国投资便利度。投资便利度的提升有助于降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信息搜寻成本与合规风险，优化区位布局。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3。

假说3：“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创新能够改善东道国投资便利度，从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正向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与数据

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际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取对数）。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创新水平（DEI），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驱动创新、数字技术外向竞争力三个维度，共13项指标，基于熵值法测算综合指数。控制变量包括市场规模、市场增长潜力、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丰裕程度、贸易开放度、投资开放度、地理距离等。

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92023年）、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信息技术报告》及CEPII地理距离数据库。

（二）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东道国数字经济创新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经济创新能力（DEI）的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的基准回归结果（列2）同样证实了这一显著正向关系。这表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地区的投资决策明显偏好数字创新水平较高的东道国，反映出数字经济因素已成为影响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核心决定要素。如列（3）至列（5）所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DEI1）、数字驱动创新（DEI2）和数字技术外向竞争力（DEI3）三个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结论稳健。假说1得到验证。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为t值。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测度方法（主成分分析）、剔除疫情期间样本、使用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等方式进行检验，结果均显示数字经济创新对OFDI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证实基准结论可靠。

表2 稳健性检验结果

（三）异质性分析

按收入水平分组回归发现：数字经济创新对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均呈显著正向影响，且对中高收入国家的影响系数更大；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不显著且为负。这可能是因为低收入国家数字创新水平较低、吸收能力有限，且伴随较高的政治经济不确定性。

表3 异质性检验结果

（四）作用机制分析

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创新显著优化东道国制度质量，进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正向影响（验证假说2）。数字经济创新显著改善东道国投资便利度，进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正向影响（验证假说3）。

表4 机制检验结果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9-2023年间45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以数字经济创新为核心解释变量，实证检验了东道国数字经济创新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一是数字经济创新水平已成为影响投资区位决策的新兴关键因素，东道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驱动创新、数字技术外向竞争力均发挥着正向影响。二是“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创新水平通过优化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和改善投资便利度两个渠道，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产生积极影响。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全面提升数字经济创新能力，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构建数字创新生态，突破关键数字技术瓶颈，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企业集群，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拓展。

第二，实施差异化投资策略。对中高收入经济体，重点开展高端数字产业合作与联合创新；对低收入国家，优先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普惠服务。建立动态评估与多边合作平台，形成与各国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投资促进体系。

第三，推行“数字赋能”投资促进策略。推动制度协同与数字治理标准互认；强化人才共育与技能培训；建设数字投资平台与跨境数据通道。通过示范园区和多边合作机制，系统改善东道国数字环境，引导中国投资向数字创新活跃区域集聚。

作者：张如庆、王继香，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