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毛远新回忆往事，透露出毛主席对周总理的真实看法！

1976年1月15日，北京凌晨零下七度，太平湖面的寒雾尚未散去，中南海的小礼堂却灯火通明。周总理的灵堂刚刚布置完毕，毛远新替病中的毛主席查看现场，回去汇报时，只听到老人家用低哑的声音吐出一句：“花圈不要省。”

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合作经历了无数关键节点。追溯二人关系，常被提及的是1935年的遵义会议，彼时毛泽东年仅42岁，周恩来37岁。会后，周恩来自请担任毛的副手，“以后军事指挥，以你我二人负责。”一句话定下了日后三十余年的默契。

1946年秋，延安枣园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毛泽东手托茶杯，翻看国共和谈电报，突然抬头对身边的周恩来感慨：“恩来，你跑得多，心又细，越是谈判桌，越得靠你。”那夜，两人各自闭目养神，第二天周恩来便带队奔赴南京。细节已随时间飘散，惟有一句“你出马，我放心”在工作人员回忆录中屡被提起。

进入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当年3月在西柏坡，中央讨论新政府班子人选，大多数岗位还在摇摆，毛泽东却直接拍板：“总理非恩来不可，谁也别争。”这句话写进了会议记录，也写进了后来开国元勋的集体记忆。半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周恩来兼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期不定，却是众望所归。

同年12月，毛泽东远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进展不顺，苏方屡屡设障。12月16日，夜深人静，毛泽东给国内拍电报，第一句就是：“盼恩来速来。”11天后，周恩来抵达莫斯科。新中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终在1950年2月14日签署，翻阅外事档案，最后一版文本旁边的批示寥寥数字：“可行——毛泽东”。行文极简，却是对周恩来斡旋能力的最大认可。

1957年11月，莫斯科再次迎来中国代表团。赫鲁晓夫在招待会上拿干部问题开场，试图旁敲侧击。毛泽东举杯示意，随后微微一笑：“人才得靠自己培养，邓小平、周恩来，他们比我机敏，敢揭盖子，也敢收拾残局。”在场的翻译回忆，苏方代表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接话。那一刻，毛的“自我贬斥”实则是对周的最高评价。

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周恩来分管国务院每日批件上百份。毛泽东偶尔批注：“此件恩来处置即可”，落款常只有一个“毛”。简单两字，分量千钧。党史研究者统计，仅1961年至1965年，毛对周的口头或书面褒扬多达二十余次，其中既有“最合适的人选”，也有“此人办事稳”。

进入70年代，政治风云骤起。“四人帮”频频对周总理发难。1974年5月，筹备四届人大，江青等人呈交代表名单，周恩来被故意漏掉。毛泽东在大会堂东大厅看完名单，当场把笔重重一摔：“没有周恩来，名单作废。”在场者无不噤声，这一幕后来被陈锦华写进回忆录，字字真实。

1975年初，周恩来病情恶化。王洪文提出“设常务副总理”接替日常工作。毛泽东让毛远新转口信：“国务院只有一个总理——周恩来，不换。”没有其它修饰，态度已再明白不过。有意思的是，同年秋天，毛泽东曾请吴德代笔，起草国务院工作文件，开头依旧写“总理周恩来指示”。字面上似寻常，实则向外界释放强烈信号——任何时候，周的位置不可动摇。

1976年1月11日，人民大会堂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盛赞周恩来“鞠躬尽瘁”。上海街头却出现大字报，指责措辞“过誉”。毛远新赶回向毛泽东汇报，老人家靠在枕头上，缓缓开口：“攻击周总理，人民不会答应，悼词照发。”对话仅此一句，却定下基调。稍后新华社全文播发悼词，未删一字。

“天安门事件”爆发于4月5日。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矛头迅速指向“四人帮”。事态虽复杂，矛盾却在三个月前已有征兆。对周的真实评价，经由民意释放，形成不可阻挡的潮水。毛泽东深居病榻，仍在静静观察。他了解周总理的分量，也明白那股自下而上的情感很难被任何文件或口号抹去。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逝世。两位老战友就此错身而过，一人归去不足八月。毛远新后来在辽宁抚顺“学习班”回忆：“主席最后几天仍念叨恩来，声音极轻，只模糊听见‘他办事，我放心’。”短短十字，已无赘言。国家档案馆馆员核对口述，确认无误后才将其收入《重要人物访谈录》。

时间走远，但大量电报、批示和会议记录依旧静静躺在档案柜里。它们说明，信任与倚重贯穿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全部的合作历程；也说明，在风云飘摇的年代，个人情谊与国家利益并非对立，而是在一次次抉择中相互成全。这些纸张虽然泛黄，却仍能让后人读懂两位伟人间那份沉甸甸的默契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