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从“石亭”到“千秋亭”：千年石刻背后的盛唐往事

从“石亭”到“千秋亭”

千年石刻背后的盛唐往事

钟力生

公元730年，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正值大唐盛世。在偏远的西蜀梓州铜山县（今四川省中江县广福镇），几位地方官员做了一件看似寻常却影响深远的事——他们在玉江（郪江正源）畔修建了一座石亭。从此，有关这座石亭的历史故事，回荡千年，至今余音不绝。

盛唐的送别亭：一座石亭的文化使命

这座由寮丞宋元愻、主簿郭钦让、县尉崔文邕主持修建的“石亭”，承载着盛唐文人最深沉的情感——送别。

在交通不便的古代，离别往往意味着永别。长亭送别，是古人最隆重的情感仪式之一。“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这首弘一法师（李叔同）作词，广为传唱的歌曲《送别》，充分展现了长亭送别的场景与心绪。

石亭建成后，他们邀请飞乌县（今中江县仓山镇）前主簿赵演撰写了一篇文采斐然的《石亭记》，并由书法家铜山县前主簿郭延瑾书丹，刻于亭旁崖壁。这篇骈文引经据典，描绘了石亭四季美景：“种柳横阶，莳兰约砌；韶月则娇花乱入，溽暑则新藤竞垂；绿苔缀钱，红癣织锦，俯伏江浒，编联道周……”“驻征盖于浮云”“握离杯于沟水”则描绘了士人们别离时，驻车于石亭，在水天一色浮云入江的郪江畔赋诗赠行的高雅情趣。

《石亭记 ·千秋亭记 》拓片（局部）

文中引用西汉疏广叔侄辞官归故里“二疏辞郊”、东汉建安七子王粲“风流云散，一别如雨”、大唐宰相苏颋“黄莺急啭春风尽”、诗仙李白“萧萧班马鸣”等典故，把文人雅士们在石亭所在的古道旁折柳赠诗、曲水流觞，将离愁化作诗句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堪称唐代送别诗文发展的缩影。

从“石亭”到“千秋亭”

崔文邕的情怀和抱负

主导工程的县尉崔文邕出身“博陵崔氏”，这是东汉以来的名门望族，唐代曾出过15位宰相。他的叔祖崔玄暐曾参与“神龙政变”逼武则天退位，族兄崔颢写下“昔人已乘黄鹤去”的千古名句。作为偏远小县的县尉，崔文邕渴望通过这座石亭“留名青史”。

次年五月，意犹未尽的他将“石亭”更名为“千秋亭”，并在石刻旁补题了一首五言诗，改刻标题为《石亭记·千秋亭记》。诗中写道：“饮饯凭何地，依岩辟此亭，玉江标胜讬，石壁效题铭；秋染藤宜紫，春图柳爱青，樽来是离酌，皆为送归情。”既抒发离愁，也暗含对功绩的彰显。

崔文邕此举并非偶然。作为名门之后，他渴望通过“立言”实现“千秋不朽”。这种心态在盛唐士族中颇具代表性——他们既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又追求风雅文名。然而，千秋亭未能如其名般永存。安史之乱期间，杜甫流寓四川时途经此地，写下凄绝的《光禄坂行》：“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和萧瑟的《江亭送眉州辛别驾升之》：“别离伤老大，意绪曰荒芜”。诗中之意，恰似这座亭子的命运：唐末战火中，亭身倾颓，唯有石刻跨越千年，成为历史的见证。盛唐的雄心，终敌不过乱世的烽火。

书法瑰宝

《千秋亭记》的千年流传

千年后，崖壁上的石刻却迎来新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成都青羊宫附近的古玩市场经常有人售卖一种碑帖拓片，有的裁切成册，有的裱成横幅，因其字体舒张遒逸、颇有古意，为书法爱好者追捧喜爱，因帖中题名“石亭记·千秋亭记”，人们省称为《千秋亭记》或《千秋亭帖》。

《三巴孴古志·金石苑》日本帝国图书馆藏本

早在道光年间，四川按察使刘喜海（清代名臣刘墉侄孙）偶然得到《千秋亭记》拓片时，这位嗜好金石的“博古君子”如获至宝，并钤印“西蜀得碑记”。他非常喜欢这种“楷行相参，圆笔如南朝《瘗鹤铭》般散逸，方笔似北魏石刻般豪放”的独特书风，将其摹入著作《三巴孴古志·金石苑》中，后被日本帝国图书馆收藏。清代对书法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碑学的兴起，清代乃至民国时期，学者们极其重视对碑石、摩崖、墓志等的访碑考察和摹习，这极大地推动了《千秋亭记》碑帖的传播。

《三巴孴古志·金石苑》中收录的 《石亭记·千秋亭记》摹本

清末，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提出“尊魏卑唐”，贬斥唐代书法“古意已漓”。然而，他晚年却私藏《千秋亭记》拓片，潜心临摹，遂成“康体”。近代学者商承祚揭露：“康有为书法自诩宗魏，遂有尊魏卑唐之论，今见此知康书所自。”章钰更讥讽：“卑唐一篇，真欺人也。”这场公案背后，实为书法审美之争——《千秋亭记》明显受到魏晋南北朝碑刻书法的影响，是含“汉魏风骨、六朝古意”的唐代摩崖石刻，与唐代盛行“欧、褚、颜、柳”书体风格迥异，康有为“卑唐”而不是一概抛弃，也不能算“欺人”，恰是“书法多样性发展”的绝佳范例。

南梁《瘗鹤铭》局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刻迎来悲剧结局。当地农民因不满拓碑者践踏附近庄稼，遂用镰刀剜去残字。存世1240年的摩崖石刻，就此彻底消失。幸而刘喜海的摹本、后世的拓片及《中江年鉴》收录的影印件，为后世留住了《千秋亭记》“韩陵片石在人间”的风采。

玉江文脉

从“铜山三苏”到石刻群

青山不改容颜，江河万古奔流。从千秋亭故地旁不舍昼夜涌流不息的玉江水，见证了铜山县文化的兴盛繁荣与历史变迁。

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铜山人苏易简高中状元，成为宋代四川首位状元。其家族“铜山三苏”（苏易简、苏舜元、苏舜钦）以文章书法名世。苏易简的远祖正是《千秋亭记》中化用诗句的宰相苏颋，冥冥中延续了玉江文脉。秉承《千秋亭记》的唐风，受“铜山三苏”激励，唐宋以来，玉江流域留下许多文化印迹，既有摩崖题刻，又有摩崖造像，内容涵盖儒学经典、诗文、宗教、记事、公约等诸多事物，称作“玉江石刻群”，成为研究蜀地文化的重要遗存。

明嘉靖年间，迁居铜山的陕西布政司左参议王惟贤，发掘出《宋进士题名记碑》，记载苏易简三世功名。发掘的《宋参军赵鼎吉修尉廨碑》中称：“苏易简，国初进士第一，蜀斯文发祥权舆此地。”王惟贤将这些写进了《铜陵纪胜碣》《铜山乡贤祠记》，并和《千秋亭记》一样刻于玉江畔的崖壁，用来“阐扬前烈，以开后人，实一方风化”。清咸丰八年（1858年），中江县令林振棨冒雨寻访了铜山的文化遗迹，观唐开元十九年千秋亭石刻后“尘襟为之一爽”。并赋诗赞道：“千秋亭废剩青山，唐代名留管扫斑。曾见开元全盛日，韩陵片石在人间。”此时，石亭早无踪影，唯有石刻传承的文脉在山水间流淌。

尾声

石亭虽逝文韵长存

《千秋亭记》的故事，如同一部微缩史诗：它曾承载开元盛世的雅集风流，寄托士族子弟的功名梦想，卷入碑学之争的学术硝烟。那些镌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与情感，早已渗入悠悠玉江水，化作杜甫的诗、苏易简的墨、康有为的笔势。不仅是盛唐文化的一页剪影，更重要的是折射出了中国文化遗产传承的绵长与坚韧。正如民国诗人黄镜澄所叹：“留得开元真迹在，赵崔文字亦千秋。”

今日，当我们在拓片与文献中重读《石亭记·千秋亭记》，仿佛仍能听见玉江畔的离歌，看见盛唐的月光洒满石阶——那是文明最动人的回响。

来源：纵目

作者：钟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