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放映员的回忆：观众散了，还得对着空场子放完电影，值吗？

二十一世纪头几年，咱县里多了支特别的队伍——数字电影放映队。我就是其中一员，每天拉着机器在农村和街道转悠，把银幕架到村口、街角，给大伙放免费电影。说起来风光，里头的滋味，只有摸黑收拾机器时才尝得透。

那时候的放映节奏跟钟表似的准。下午两点准时从县城出发，车斗里装着折叠银幕、投影仪、音箱，还有一箱子备用线缆。驾驶员老周开着辆半旧的皮卡，我们俩就着窗外的风聊几句，多数时候是沉默——心里都盘算着晚上的场地，能不能找棵结实的树挂银幕，附近有没有电源接口。

三点多到了村子，先跟村支书打个招呼，然后就开始"安营扎寨"。村口的老槐树下最抢手，树荫大能遮太阳，树干粗能挂银幕。要是遇着没合适树的地方，就得支起自带的铁架子，两个人抬着银幕往上扣，螺丝得拧得死死的，不然风一吹就晃。机器调试最费时间，接电源、连信号线，投影仪镜头对着银幕来回挪，直到画面方方正正。等这一切忙完，天边的日头已经挂得很低，金晃晃的光洒在银幕上，像铺了层碎金子。

按规矩，得先给省会的监控中心报个到。掏出对讲机，对着麦克风喊："XX村放映点，设备调试完毕，定位正常。"那边回一句"收到"，这才算给今晚的活儿盖了个章。别小看这一步，缺了它，后面的四十块报酬可就悬了。

忙完这些，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从包里掏出早上带的馒头，就着自带的咸菜，蹲在机器旁匆匆扒几口。有好心的村民会端来碗热水，客气地问："师傅，今晚放啥片子？"我笑着答："先放个科教片，讲科学种田的，后面有打仗的。"他们听了乐呵呵地走，说回家吃完饭就来。

天黑透了，打开投影仪，白花花的光束打在银幕上，才算正式开场。先放科教片，多半是讲病虫害防治、大棚种植技术，画面朴实，配音带着股播音腔。这时候场地上还有零星几个老人坐着小马扎，边看边吧嗒旱烟。可等科教片一结束，正片刚开始放片头，人群就开始稀稀拉拉地散了。

不是片子不好，是实在没啥吸引力。我们带的多是些老电影的复映片，画质模糊不说，情节大伙早就从电视上看过八百遍了。年轻人宁愿窝在家里看碟片，孩子们被家长喊着回家写作业，最后留在场地上的，往往就剩我和老周，还有几个睡不着觉的老头。

有回放一部抗战片，看到一半，最后一个老头也打着哈欠走了。银幕上枪林弹雨打得热闹，场地上静得能听见虫鸣。我跟老周对视一眼，他叹口气："放吧，放完踏实。"就这么着，我们对着空荡荡的场地，把两个小时的电影放完了。投影仪的光在黑暗里晃，像是在跟空气对话。

散场收拾机器时，总有人路过问："没人看咋还放这么久？"我只能笑笑："规定得放完，不然不算数。"他们不知道，监控中心那头盯着呢，要是提前关机器，定位记录就会出问题，这四十块钱的报酬就没了。对我们来说，这不是钱的事，是一天的活儿总得有个收尾。

等把机器装上车，往往都快半夜一点了。皮卡在路上颠得厉害，我靠着车门打盹，脑子里全是银幕上的画面。老周偶尔哼两句跑调的歌，打破车厢里的寂静。路过镇上的包子铺，要是还开着门，就买两个热乎的，算是给这一天的辛苦加个餐。

后来有人问我，干这行值不值？风里来雨里去，对着空场子放电影，就为四十块钱。我总想起有次在山村里，一个小姑娘看完动画片，拉着她妈的手说："妈妈，银幕上的人好大啊，比电视好看！"那一刻觉得，就算多数时候没人看，只要有一个人觉得值，这电影就没白放。

现在数字放映队早就解散了，机器被收进了仓库，可我总忘不了那些蹲在银幕前的夜晚。月光、虫鸣、模糊的光影，还有那四十块钱背后的坚持——或许不值当，却也是一代人的谋生方式，带着股笨拙的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