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年前委内瑞拉与世界霸主的外交交锋

新年伊始，关于委内瑞拉总统被美军掳走的新闻震惊世界。在强国博弈与外交角力的旋涡中，一个拉美国家的命运再次成为全球焦点。这一幕，仿佛在历史中早已上演——让我们把时钟拨回1810年，看看“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如何代表初生的委内瑞拉，走向伦敦，面对当时的世界霸主，寻求承认与支持。玻利瓦尔在1810年曾作为委内瑞拉使团成员出使伦敦，与英国外务大臣韦尔斯利侯爵会面，试图争取英国支持委内瑞拉独立，但最终未能获得英国政府的正式承认。

委内瑞拉的挣扎与轮回：从“解放者”玻利瓦尔到“阶下囚”马杜罗

委内瑞拉的经济难题：坐吃山空，能支撑多久？

*文章节选摘编自《玻利瓦尔传》（ [英]约翰·林奇 著 三联书店 2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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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奥尔革命（节选）

殖民地的怨言

1807年，玻利瓦尔返回委内瑞拉，坚信独立对于祖国不可或缺而且无从避免。他的信念不仅源于在加拉加斯的生活和在庄园的工作，也来自他在欧洲的见闻，那里的国际局势让他警觉到近在眼前的变革，时代思潮在他的脑海里留下印记。他发觉，在委内瑞拉少有志同道合之士，殖民地的政治意识还不足以动摇对国王的忠诚和对已有秩序的支持。他给出的理由劝服了兄长胡安·比森特，其他家人和朋友却无动于衷，几乎没人意识到西属美洲的危机和权力平衡的改变。玻利瓦尔的信念，以及他与克里奥尔人观点的分歧，解释了他随后四年的政治立场。在人生的这一阶段，诸多刺耳的声音向他袭来，他却无力发出自己的声音。

玻利瓦尔内心是革命的，但在表面上循规蹈矩。玻利瓦尔与其他克里奥尔贵族从事着相同的职业——管理资产，耕耘土地。在加拉加斯以西通往马拉凯路上的圣马特奥，在奥库马雷附近的康塞普西翁和图伊山谷的亚雷，他的种植园出产热带作物，满足加勒比和欧洲市场的需求，他拥有黑人劳工，其中许多是奴隶，而他自己也躬身亲耕。他在亚雷的庄园，与安东尼奥·尼古拉斯·布里塞尼奥（Antonio Nicolás Briceño）的领地毗邻，两家的边界纠纷旷日持久。1807年9月，双方爆发了一场暴力对峙，布里塞尼奥带领一群手持手枪、砍刀和匕首的奴隶，阻拦玻利瓦尔和他的劳工在被视为布里塞尼奥家田产的土地上耕作。玻利瓦尔的律师们出面为他据理力争，布里塞尼奥最后被逮捕，但案子由于当年的政治混乱而不了了之。与此同时，玻利瓦尔在自家庄园操持作物种植和售卖的过程中，认清了在殖民地环境中谋生的现实，宗主国都在谋求自身利益，对美洲人不管不顾。他得出的结论不同于他的大多数邻居。作为殖民地子民，他将成为殖民地当局最凶悍的敌人。

委内瑞拉白人对混血人和黑人数量占优心知肚明，也能感受到周围敌视的目光。直到殖民时代的最后岁月，克里奥尔人依然相信现存政治结构无可替代，他们将西班牙统治视为对法律、秩序和等级制度最有效的保障。但在1789年至1810年，周边力量逐渐消融了他们的忠诚。在革故鼎新的年代，西班牙无力在国内外掌控全局，克里奥尔人意识到，他们的世界地位取决于能否实现一个紧迫的政治目标——独揽大权，不再将权力分享给疲敝的宗主国官员。

他们的经济境遇，也在发生着变化。18世纪末，随着种植者摆脱了对可可的依赖，在种植品种里加入咖啡、靛蓝、烟草与棉花，委内瑞拉经济走向多样化。玻利瓦尔对靛蓝种植园很感兴趣，关注了它们在出口市场的前景。1784年，加拉加斯公司的垄断地位终结。1789年，帝国主义自由贸易伸出触手，委内瑞拉经济对更广阔机遇报以积极回应。1783年至1790年，经济进出口总值翻了一番。相较于1782年至1790年，委内瑞拉在1790年至1796年的农业出口又翻了一番，在美洲殖民地贸易份额也显著提高。但财富所有者仍对西班牙垄断进出口贸易心怀不满，1797年发起一场反抗运动，抗议“令委内瑞拉呻吟的垄断幽灵”。加拉加斯公司的退场，把机会留给了新型西班牙商人，他们活跃于公开市场，但仍处于西班牙殖民垄断的保护之下，与本地庄园主彼此竞争。此外，委内瑞拉还成了欧洲战事的受害者。西班牙战败，让殖民地垄断主义的弱点显露无遗——进口产品数量短缺、价格高昂，殖民地产品打入外国市场困难重重。

自1796年起，作为附庸国的西班牙被法国拖入了对英战争，被迫牺牲自身利益，为毗邻的帝国输血。殖民地贸易第一个受损，帝国利润也立即蒙受了损失。英国海军封锁加的斯，切断了大西洋航线。为补给殖民地市场，也为自己能保留些许回报，西班牙在1797年11月18日颁布法令，允许中立地区与美国开展贸易。

18个月后，法令被废除，但殖民地置若罔闻，西班牙船只不得通行，中立船只却可以继续开展贸易。在委内瑞拉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对危机反应不一，殖民地官员担忧税收的减少，商人在意垄断地位的瓦解，庄园主对出口的受损忧心忡忡。他们发出的不和谐声音，加剧了西班牙的政治危机。在《亚眠和约》带来短暂和平（1802—1803）之后，与英国重燃战火加速了帝国贸易的衰落。海军屡战屡败，在特拉法加海战中遭遇最惨重的失利，西班牙失去了大西洋舰队，被进一步与美洲隔离开来。西班牙的政策陷入重重压力，中央政府依赖殖民地税收，半岛的出口商要求垄断市场，殖民地则急于维持贸易和补给。为尽可能满足各方利益，西班牙政府重新开放了中立国贸易。从1805年起，中立国的航运统治了曾经由西班牙控制的大西洋地区。西班牙帝国势力的未来扑朔迷离。经济垄断地位一去不复返，剩下的只有政治管控，而这种管控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法国大革命越发广为人知，它吸引了一些人，震慑了另一些人，威胁了传统秩序的捍卫者。1795年，科罗奴隶暴动，宣称实行“法国人的法律”。1796年，英国海军切断了委内瑞拉与西班牙的贸易路线，1797年2月，英国人又占据了特立尼达。同一年，瓜尔和埃斯帕尼亚发动了一场社会抗议运动，要求获得平等与自由。社会上的危机感与日俱增，因为随着防御开支和税收的增加，人们口袋越来越瘪。1805年与英国重开战端，让18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在西班牙重演。1806年4月和8月，在驻守加勒比的英国海军默许下，米兰达试图在殖民地发动革命，这两次攻击行动震撼了委内瑞拉。殖民地的防御工事还算稳固，但处于经济萧条之中又遭遇了破坏性旱灾的西班牙对其又有了新的财政需求。对于英国的封锁，西班牙的应对之策是重开中立国贸易，将许可证卖给外国人，让他们和殖民地开展贸易，但这一举措无法令出口复苏，也不能确保重要物资的进口。殖民地商人由于被当局征收赋税，受制于令人眼花缭乱的政策变动。尽管战争带来困境，帝国政策在开放与限制贸易之间反复摇摆，当地种植园主与商人依然不愿响应米兰达的攻击行动，他们乐于见到米兰达的失败，捐钱出力来抵御“可怕的怪物”。陷入殖民地当局统治危机的委内瑞拉人，没有向当局发起挑战。自1808年起，欧洲诸国联盟关系反转，西班牙与英国的海战结束，出口体量回暖，委内瑞拉经济前景似乎一片大好。但是，只要殖民地仍然遵从帝国贸易秩序，限制外国贸易商人，向西班牙大量输血，这些改变真的重要吗？委内瑞拉上层社会依旧活在梦境里，但梦就要醒了。

由于实用主义盛行，上层社会意识到，相较于市民，自己才是现有社会结构更好的捍卫者。相较可可价格与消费人数的不足，殖民地精英更担忧敌视他们的帕尔多人、黑人和奴隶，玻利瓦尔日后将其描述为“我们脚下的火山”。没有奴隶劳动，就没有可可，没有奴隶劳动，就没有闲暇时光。科罗的暴动，拉瓜伊拉的举事图谋，平原的盗贼，都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威胁着精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复活了黑人权力的幽魂。下层民众的社会抗争令委内瑞拉精英躲进了殖民地的避难所，但殖民地自身已岌岌可危，还有安全之所吗？

出使伦敦

俯首帖耳与叛逆反抗的平衡被打破，并非源于经济萧条或是对殖民统治的不满，而是出于对市民暴乱的惊惧。眼看西班牙帝国四分五裂，帝国中心利益集团纷争夺权，委内瑞拉殖民地各族群也开始行动，像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那样解读时势、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向。

1807年至1808年，拿破仑决定摧毁西班牙最后的独立力量，入侵伊比利亚半岛。发生内讧的波旁王室政府已经四分五裂，国家无力抵御攻击。1808年3月，阿兰胡埃斯（Aranjuez）爆发了一场宫廷革命，发动革命者背后是反对波旁王室的贵族势力，他们迫使卡洛斯四世罢免了戈多伊，卡洛斯四世本人也被迫退位，王位让给了儿子费尔南多。但法国成了最后赢家。它们占领了马德里，拿破仑诱使卡洛斯与费尔南多前往巴约讷（Bayonne）商议国事。1808年5月10日，拿破仑在巴约讷强迫他们退位，接下来一个月，拿破仑将其兄弟约瑟夫扶上王位，成为西班牙与西印度之王。玻利瓦尔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

在西班牙，人们开始为独立而战，自由派计划着制定宪法。地方洪达（junta）组织对法国的抵抗。（*洪达，字面意思为“委员会”，为西班牙抵抗力量在法国入侵西班牙期间在中央和地方成立的带有自治政府性质的组织。）他们向英国派遣代表，以保障和平与结盟。1808年9月，以国王之名，中央洪达宣告成立。1809年1月，中央洪达在塞维利亚（Seville）颁布法令，宣布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不再是殖民地，而是王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享有代表权。但随着法军进占安达卢西亚，中央洪达被逼入死角，于1810年1月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五人摄政政府，他们奉命召集一个既能代表西班牙又能代表美洲的议会。西班牙自由派与保守派没什么两样，也站在拥护帝国统治一边。加的斯议会制定了《1812年宪法》，宣布西班牙与美洲是一个国家。然而，美洲人被授予代表权，却未能享有平等的代表权。宪法许诺施行改革，却拒绝开放自由贸易。

这些事件对西属美洲意味着什么？1808年之后的两年，具有决定意义。法国占领西班牙、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崩溃、西班牙自由派不知变通的帝国主义，给西班牙与美洲关系带来了意义深远、不可挽回的冲击。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在上演：国王遭到废黜，地方自治在兴起，外国势力入侵了这片土地。美洲人面临着一场政治合法性危机。他们能实现不可预想之事吗？他们不再拥有波旁王朝的庇护，他们不想要拿破仑，他们不信任自由派。他们应该听命于谁？帝国官员与地方精英如何分配权力？一旦对这些问题做出自主决定，独立就不可避免了。

克里奥尔人的领袖们仍然继续在玻利瓦尔的宅邸聚会，有些人参与社交、讨论政治，有些人带头倡议、呼吁组建独立洪达，有些人附耳倾听、向当局告密。玻利瓦尔和他的兄弟积极加入讨论，尽管观点比其他同伴更激进，但他有所保留。他的政治信仰是在欧洲确立的，他不愿在加拉加斯的思想混战中妥协，也不愿向支持君主制的绥靖主义靠拢。克里奥尔当权者，或者他们所谓的“城里的大部分绅士”，实际上是以托瓦尔伯爵、何塞·菲利克斯·里瓦斯（José Félix Ribas）和马里亚诺·蒙蒂利亚（Mariano Montilla）为首的45名签名者。在马拉凯大地主、未来的侯爵、西班牙人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德·莱昂（Antonio Fernández de León）的动员下，这45人于1808年11月24日向总司令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拒绝接受塞维利亚洪达对委内瑞拉的管辖，请求建立独立洪达，代表费尔南多七世行使权力。这并非革命之举，而是以“乡贤耆老”保卫正统君主的老旧套路。领头者有种植园主、商人、军人、牧师和其他殖民地精英，包括西班牙人与克里奥尔人。然而，其中没有西蒙·玻利瓦尔。1810年，与其他志在革命的人一道，玻利瓦尔拒绝签署递交给总司令的请愿书，因为请愿书并未提出他所期望的诉求，之后他离开了加拉加斯，前往圣马特奥。玻利瓦尔借此撇清了与组建洪达运动的关系，他的目标在于独立，余者皆为穷途。

玻利瓦尔发觉，委内瑞拉需要完全独立的观点，在米兰达的思想里得到印证。独立，而非奉命效忠费尔南多，正是米兰达力劝他们在会谈中主要关注的议题。但英国的支持已无希望，委内瑞拉不太可能给外务大臣韦尔斯利侯爵（Marquis of Wellesley）留下深刻印象。从回忆录来看，米兰达对此情况心知肚明。

宣扬委内瑞拉独立，并非使团的任务，他们的使命，是为不再承认西班牙当局统治地位的必要性做出解释，因为在西班牙，王室治下的各省有权成立洪达，当局已失去了宪法的正统地位。只有当西班牙人的事业在半岛崩溃之时，委内瑞拉才会寻求英国庇护，以保障其独立。这个国家准备捍卫费尔南多七世的权力，但不打算接受摄政者的指示调遣。最终，使团成员收到指令寻找渠道购买武器，寻求商业保护，并争取英属加勒比当局的承认。

英国也面临着困境：半岛战争处于关键阶段，韦尔斯利侯爵不愿冒着惹怒西班牙的风险来承认委内瑞拉新政权。但他也不想因拒绝接待使团而得罪委内瑞拉人，他们可能不久之后就会从西班牙独立出来，英属加勒比当局已经在与独立于西班牙当局的洪达政权接触。无论如何，商业利益都至关重要：英国外交部认为，“利用共同效忠于费尔南多的纽带，英国可以帮助西班牙保有其殖民地，但需敦促西班牙变革其商业体系”。基于上述考虑，侯爵决定在自己家里接待使团，会面地点在阿普斯利大厦（Apsley House）。他们用法语交流，玻利瓦尔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

7月16日的第一次会面，韦尔斯利侯爵表情严肃，显得郑重其事。他指出，加拉加斯政府的做法不合时宜，因为这一做法建立在西班牙战败的错误前提之上，而实际上当时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西班牙有利。故而他们提出质询：加拉加斯政府的做法是不是殖民政府滥用职权所致，若是这样，这一做法可以纠正；如若不是，委内瑞拉是否已经决定脱离西班牙，另建独立国家。担任委内瑞拉使团首席代表并肩负重任的玻利瓦尔，发表了坚定有力、充满激情的讲话，与英国的大臣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回顾了委内瑞拉1808年7月以来的诸多事件，描述了当局的亲法立场以及他们拒绝市民精英组建洪达之事，特别提到法国对安达卢西亚的占领，此事促使殖民地当局下决心脱离西班牙的行政管辖，把权力交到委内瑞拉公民手中。玻利瓦尔阐明了委内瑞拉的立场：尽管效忠费尔南多七世，但委内瑞拉民众认为摄政政府是非法和不可接受的。但韦尔斯利侯爵坚持认为：抛弃摄政政府，就是宣布独立；如果每个行省都如此行事，西班牙帝国将宣告解体，法国将赢得半岛战争。在英国人看来，这违背英西联盟的宗旨。

玻利瓦尔还没讲完。他并不认为不接受摄政政府的管辖攸关帝国的存亡，因为委内瑞拉愿意继续竭尽所能为西班牙爱国者提供帮助，这一点显而易见。接下来，韦尔斯利侯爵暴露了他对西班牙殖民地事务的无知，他提出，尽管使节们奉命遵照帝国的若干基本法律行事，但委内瑞拉革命驱逐殖民地官员的行为已经违反了上述基本法律，因为这些法律规定，殖民地的一切权力由西班牙裔半岛人（peninsulares）行使。

洛佩斯·门德斯纠正了他的说法：没有哪部法律有此规定。韦尔斯利侯爵又返回到纯粹的法理论争：一切政权的基础，是各部分共同服从的中央机关，谁试图破坏中央权力，谁就是在威胁宪法。这种做法只有出于维护人权原则的考量才具有正当性，但为争取人权而引发的法国大革命，已彻底名誉扫地。他认为，只要是拒绝承认西班牙的统治，对西班牙的信赖就徒有其表，加拉加斯应该承认一个经历改革的殖民政府。

使团成员们又尝试另起炉灶论证。他们声言，委内瑞拉赢得的独立，是特殊情况下的成果，其用意在于保护该行省免受法国及其在加拉加斯的盟友的威胁。只要西班牙抵抗法国，加拉加斯就愿意维持统一，但他们接到的指令不允许他们考虑与摄政政府达成任何协议。委内瑞拉人宁可赴死，也不愿屈从于一个非法政权。他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感谢大臣，并将他的建议转告政府。他们也提醒韦尔斯利侯爵，支持加拉加斯会让英国受益——英国人会获得新的市场，在西属美洲受到更广泛的欢迎。侯爵对此表示认可，但认为此事重要性不能和西班牙的独立相比，西班牙的独立对欧洲的自由和英国的长久利益至关重要。玻利瓦尔回应称：期望各个殖民地不要过多考虑自身利益，尚需新的协议；没人比韦尔斯利侯爵更清楚西班牙政府的邪恶。韦尔斯利侯爵承认中央洪达腐败无能、效率低下，但他对摄政委员会寄予厚望。玻利瓦尔最后评述称，委内瑞拉只是西班牙帝国一个很小的殖民地，它的行动不足以给西班牙本土的战争带来重大影响。

韦尔斯利侯爵笑着称赞玻利瓦尔捍卫祖国事业的热忱。玻利瓦尔答道，侯爵以更大的热忱捍卫着西班牙的利益。侯爵回应说，自己在公开和私人场合一直为殖民地谋求福祉，甚至得罪了西班牙前政府。双方谈话继续热烈进行，但没有出现什么新观点。会议结束之时，韦尔斯利侯爵对加拉加斯决定与英国政府接洽表示欣慰，让使团代他向委内瑞拉政府致意。他与使团成员亲切道别，并在两天之后的周四，即7月19日，邀请他们参加了另一次会议。

尽管有了进一步会面和相互致意，但始终没有打破僵局，委内瑞拉人只获得了英国人的非正式友好表示和给予庇护抵御法国的保证，而对前者提出的承认独立的诉求，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英国人会给予满足，前者甚至没有获得购买武器的明确许可。

委内瑞拉代表们试图让英国外交部相信，委内瑞拉国内的革命运动并不极端：“代表们说，革命中几乎没有民众闹事，完全懵懂无知的各阶层民众轻易就接受了引导。”这番论调在韦尔斯利侯爵身上毫无用处。会谈给人的显著印象是，侯爵在敷衍应付委内瑞拉人，而相较于影响委内瑞拉，英国人更忧心于安抚西班牙。玻利瓦尔或许会觉得有几分满意，虽然英国政府没有认可委内瑞拉的革命，但它也没表示不赞同或采取行动反对加拉加斯政府。此外，对于委内瑞拉提出的希望英国指示其舰队指挥官和西印度诸殖民地增进与委内瑞拉的友谊、加强英帝国民众和委内瑞拉人之间的商贸往来、让英国海军严守中立等请求，英国人都欣然接受。安德烈斯·贝略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结果令人满意。英国允许两位委内瑞拉代表洛佩斯·门德斯和安德烈斯·贝略留在伦敦，继续为委内瑞拉工作——洛佩斯·门德斯为玻利瓦尔的军队招兵买马，安德烈斯·贝略为西属美洲发声和写作。

阿普斯利大厦会谈，对委内瑞拉而言毫无成果，对玻利瓦尔而言却是深受教育。在此前的生命阶段里，他寻觅、发现并明确自己的政治目标。但确立争取独立的目标还不够。为实现目标，他必须学习公关技巧，提升个人声望。这是他的第一次政治出访：在度过了一段带领种植园奴隶辛苦劳作、和同辈辩论屡次受挫的日子后，玻利瓦尔此时与英国外务大臣又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辩论。他从西班牙帝国的一个小角落，走上了大英帝国中心舞台。他在政治上赢得了声望，这是他在伦敦的第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是他找到了展示自己雄辩之才的舞台。玻利瓦尔的风格在意见交锋之中展露无遗，对他而言，那不是平静、冰冷的辩论，而是充满活力、激情澎湃的演说，就像猎人追逐猎物一般，他锲而不舍地追寻自己的目标，总能设法阐明自己的立场。韦尔斯利侯爵对此印象深刻，并对他的满腔热情表示赞赏。但玻利瓦尔的激情投入并没有逾越外交界限：这几位委内瑞拉代表对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的旧事只字未提。玻利瓦尔在委内瑞拉使团中毫不犹豫地承担起团队发言人的重任，扮演了领袖角色。伦敦之行让他获得了信心与动力，是他政治生涯的里程碑。他回到委内瑞拉后，一位未来的领袖人物已经呼之欲出了。

1810年9月22日，玻利瓦尔乘坐英国皇家海军的“蓝宝石”（Sapphire）号军舰离开英国，于12月5日抵达拉瓜伊拉。米兰达也想搭乘这艘军舰，甚至将行李和63卷文件搬了上来。他已经请求韦尔斯利侯爵颁发离境许可，但英国政府担心，向殖民地输送一位革命者，会惹怒西班牙人，

因而舰船起航时并未带上他。最终，10月3日，米兰达告知韦尔斯利侯爵，无论如何他都要离开。10月10日，在莫里尼的陪伴下，米兰达没有通知家人，登上了一艘定期班轮，在12月11日抵达拉瓜伊拉。玻利瓦尔已经为这位革命先驱的到来铺平了道路，他对克里奥尔精英对米兰达在社会、政治和个人方面的偏见都置之不理，营造了接纳他的社会舆论，不仅把他当作独立事业的新成员，还将其视为领袖。玻利瓦尔前往拉瓜伊拉，与其他克里奥尔人一道面见米兰达，还精心安排将其迎回加拉加斯。人们反应各异。这位先驱期待被人们奉为领袖。但许多委内瑞拉人将他视同外国人，大多数革命者则视其为垂暮老人。事实上，米兰达已年届花甲。保皇党编年史家何塞·多明戈·迪亚斯几乎无法抑制愤怒：“我见到米兰达志得意满地入城，被当作天赐的礼物来欢迎，最邪恶的煽动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大概65岁了，面相严肃，不知倦怠地聒噪，对准备支持他的那些自负的渣滓举止友善。对幼稚而粗野的人来说，他是政坛圣哲，能纾解国家的危难。”

美洲深处丛书

丛书主编：戴锦华、魏然

译丛名为“美洲深处”（América profunda），源自阿根廷思想家库什（Rodolfo Kusch）的同名代表作。在半个多世纪前，库什在阿根廷军事独裁时期选择“内部流亡”，回到阿根廷北部山区，进而重新“发现”了不同于港口大城市的“深度的美洲”：安第斯原住民的精神世界。他的实践得到了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广泛呼应，在墨西哥、秘鲁、巴西，说出“美洲深处”，就意味一种不甘于重复欧美主流叙事的立场，一种阅读与身体探索相结合的求知方式。

在这里，我们借用“美洲深处”，并非偏锋猎奇，译介“弱势文学”，而是深知众多读者仍旧期待超越手机微信的“浅阅读”，渴望思想的深度。更深的意味是，我们深知当代中国正在重新定位自己的世界历史意识。近代以来，“美洲”往往被不假思索地等同于“西方”的一部分，这片大陆复杂多样的文化地形被一笔带过。“中-西对举”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限定了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的可能。带领读者走向“美洲深处”，是一次思想探险的邀约，邀请读者潜入一片绝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与感觉结构的历史“丛林”。游历的结果是，让深度的美洲改造我们的知识谱系，进而理解“现代”，理解第三世界，理解未来。

已刊三种

玻利瓦尔传
[英]约翰·林奇 著 安梁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9

用英语撰写的研究玻利瓦尔的重要传记作品之一。传主西蒙·玻利瓦尔是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时期的风云人物。他首先是一个富有雄才伟略的革命者，因为他先后将六个拉美国家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被拉丁美洲人民尊奉为“解放者”；他还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所倡导的民族解放原则对拉美国家的独立斗争和独立后的政治制度建构影响深远；他更是一个广受认可的卓越政治家，委内瑞拉、大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和秘鲁政府都曾在他的领导下投身拉丁美洲独立革命时期的风云际会。

约翰·林奇的这部传记作品，把玻利瓦尔置于“他所亲历社会的社会、经济、知识和政治之中”，以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无与伦比的出版文献、大量二手著作与许多专题研究”为基础，融入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研究无可挑剔、记述无比忠实……文笔相当出色”的优秀文本，是“迄今最出色的‘解放者’传记著作”。

萨帕塔与墨西哥大革命

[美]小约翰·沃马克 著 胡楠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11

美国历史学家小约翰·沃马克所著的《萨帕塔与墨西哥大革命》虽然写于1968年，但至今仍旧是认识萨帕塔这位拉丁美洲大众偶像的核心书目。沃马克是美国拉美史研究的代表人物，《萨帕塔与墨西哥大革命》更是风靡美国及墨西哥学院内外的认识墨西哥现代历史和文化的“入门必读书”。该书的特色之处是，以通俗而富于诗意的语言，以人物为中心，串讲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墨西哥社会。我们国内目前对墨西哥的介绍，仍未能超越“通史”的范式。这本书是一种极为宏大的历史视野，在人物活动的线索中，呈现一幅墨西哥社会的历史全景：从农业社会的肌理，到议会选举的角力，政治阴谋、武装冲突、革命者的理想与局限，都在本书中得到了细腻的描写，这显然能为中文读者提供权威的、有生命质感的阅读体验。
堂娜玛利亚的故事：生命史、记忆和政治认同[美]丹尼尔·詹姆斯 著 刘倩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9

《堂娜玛利亚的故事》以阿根廷工运妇女领袖玛利亚·罗尔丹的生平故事为线索，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庇隆主义兴起到90年代阿根廷的政治变化，乃至拉丁美洲劳动整体阶层状况，是口述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典范性著作。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堂娜玛利亚的口述史，文本从日常生活细节入手，为读者直接呈现出个人如何介入若干民族历史大事件，并受到这些大事件的深刻影响；第二部分，作者从叙事理论、记忆理论、口述史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等多重视角对“证言”进行了处理，不但将堂娜玛利亚的口述作为一种历史参照的文本，更对这一口述本身做出各种跨学科分析。因此，全书不仅可读性强，而且能为当前中国方兴未艾的基层口述史、劳动研究、女性主义研究提供诸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