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将领陈铁回忆：卫立煌39年约我一同入党，我转头就密告胡宗南

1939年2月的晋东南，垣曲县城外薄雾缭绕，十四集团军的指挥部刚刚迁入一座旧祠堂。就在这个并不起眼的山城里，卫立煌与陈铁之间发生了一段外人很难想象的对话，也由此埋下了一颗左右他们此后命运的种子。

彼时的卫立煌四十六岁，已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忻口会战后，他对八路军的顽强印象极深，又多次接触延安方面的联络员，观念正悄悄变化。战区幕僚们能感到这位长官情绪与往日不同，却摸不清根由。卫立煌表面仍在替蒋介石拱卫黄河防线，实际上对南京的命令已是有一条执行、暗中三条打折。

陈铁出身川军，黄埔一期毕业，却一直挤不进蒋介石的核心圈。因为脾气耿直，他在南京被视为“难用之才”，在卫立煌眼里却是可靠干将。1938年底陈铁升任十四军军长，一纸任命把他推进山西前线，与卫长官朝夕相处。

事情的引爆点出现在39年2月中旬的一个夜里。卫立煌设宴，仅召陈铁、彭杰如和陈武三人。灯油跳动，他突然低声说出一句话：“我们改换门庭，当共产党，你们干不干？”这话像石子砸进井水，三人愣住。陈铁当即提醒：“蒋的特务多得是，真要办，咱们风险太大。”短短一句，却泄露了恐惧。卫立煌沉默片刻，没有继续逼问，酒席草草收场。

第二天清晨，陈铁骑马巡防时仍在回味那番谈话。他明白卫立煌并非一时冲动——从1938年4月延安之行回来，卫立煌与延安的电报往返频密，部下早已私下议论“卫长官心里变了”。然而心里变与行动变是两回事，陈铁自认还不到公开表态的火候。

1940年11月22日，陈铁抵达西安，受命向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汇报战区情形。会见结束，他把一份密函递给胡宗南，内容是卫立煌去年春夜邀他入党的详情。密函只有百余字，却字字要命。胡宗南看完，皱眉不语，摆手示意机要员封存。当天深夜，他发加急电示南京：“卫俊如动向诡秘，似与匪党接近，亟宜慎处。”

为什么陈铁选择密告？一方面，他确实担心卫立煌一步踏空全军陪葬；另一方面，他也想提醒蒋介石不要过度逼压卫，给老长官留退路。出人意料的是，蒋介石在日记里仅写下“必有另故”四字，之后既无奖赏也无追问，仿佛一切未发生。特务系统虽然加强了对卫立煌的盯梢，却始终没抓到实证。

1941年5月，中条山失守。蒋介石乘机撤掉卫立煌兼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随后又把他调往西安行营，表面升迁，实则架空兵权。洛阳街头流传一句讽刺话：“卫老虎被关进了西北笼。”陈铁的心情也随之跌入谷底，他继续率十四军在晋东南苦战，补给愈发拮据，士气一日不如一日。

1943年秋，远征军在滇缅告急，蒋介石又想起卫立煌，令其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接受任命，旋即飞昆明整训部队。在缅北战场，他对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暗中给予情报便利的做法，被英军顾问记录在案，却始终没有浮上台面。很多年后，英国档案馆公开文件，外界方知卫立煌当时“处处提防重庆却不吝向延安示好”。

1948年1月，北平形势急转直下，卫立煌被命为东北“剿总”司令，陈铁以副司令身份北上。此时辽沈战役已箭在弦上，蒋介石寄望卫立煌扭转败局，谁料兵败如山倒。军中的传闻越来越离奇，“卫立煌成心放手”的说法在将官茶叙间反复出现。事后从辽西缴获的电台记录显示，卫部密电有相当部分“漏”到延安系统，但具体操作人并未查出。

东北全线崩溃后，卫立煌被软禁南京，陈铁调往湖北整编。1949年11月，陈铁在宜昌宣布起义，与第二野战军会师。他写给老部下的一封信中说：“十四军既生于战时，终归抗战之初愿景，亦算无愧。”字迹潦草，却能看出多年郁结的舒缓。

1955年6月，卫立煌偕夫人自香港返京，住在西四的一幢旧宅。接待他的干部后来回忆，卫立煌第一件事便问：“陈铁现在怎样？”得到“身体尚好，已安排军职”答复后，他沉默良久，才吐出一句“好”。

关于卫立煌究竟有没有真正加入中国共产党，史学界始终没有盖棺定论。杨尚昆、叶剑英、李克农三人是否做过介绍人，现存档案未见硬证。值得一提的是，杨尚昆的公开谈话稿在1980年代曾含糊提到“老卫是自己人”，出版时又被删去。档案工作者对此多有猜测，却无人敢贸然结论。

退一步说，真入与未入，已不影响历史走向。1939年那个夜里，当卫立煌提出“当共产党”时，他和陈铁已在精神上超出了传统的国民党框架；而陈铁旋即密告胡宗南，则是旧体制下官员自保的本能。两种心理交错，使得往后十年的政治博弈更添几分诡谲。今天翻检电报、日记与回忆录，不难发现：在国共双方势均力敌的抗战岁月，很多类似的暗流无声地推动了大势——有人前行，有人犹豫，有人转身，却都在历史高墙上留下了一道道隐秘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