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刘禅看到诸葛亮呈上的《出师表》，真实心态是感激还是反感？

烛火摇曳，成都皇宫深处。

二十二岁的刘禅第三次展开那份已经卷边的《出师表》。墨迹在竹简上已有些模糊，但他几乎能背出每一个字。窗外秋风萧瑟，像极了六年前那个春天——先帝驾崩，丞相跪在他面前，双手奉上这份沉甸甸的文书。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开篇第一句就压得他喘不过气。

人们总说，这是千古忠臣的肺腑之言。可当刘禅的手指划过“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这一行时，他的嘴角泛起一丝难以察觉的苦笑。

宫中？府中？说白了，不就是我这个皇帝和你的丞相府么。

一、“相父”二字，重若千钧

刘备白帝城托孤时，刘禅十七岁。

“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先帝临终前这句话，被史官郑重记下，成为千古美谈。但很少有人站在那个十七岁少年的角度想一想——一个刚刚失去父亲、就要继承帝位的年轻人，被当着群臣的面告知：从此你要把丞相当亲爹。

诸葛亮确实尽责。他事无巨细，从治国方略到宫廷用度，从官员任免到边防部署，全都一手包办。刘禅后来回忆那段日子，感觉自己像个精致的傀儡。早朝时坐在龙椅上，听着丞相滔滔不绝地陈述政事；退朝后想留几个大臣说说话，却发现他们出了殿门径直往丞相府去了。

《出师表》里有句话很有意思：“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

说白了：陛下，您什么事都别自己决定，先来问我。

诸葛亮写这句话时，想必是一片赤诚。他怕年轻皇帝经验不足，被小人蒙蔽，把先帝基业毁于一旦。但二十二岁的刘禅再读这句话，感受到的是一种彻底的不信任。

你诸葛亮可以鞠躬尽瘁，但凭什么认定我刘禅就一定是个昏君？

二、名单上的人，宫中没有的人

《出师表》最耐人寻味的部分，是那段人事安排。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

诸葛亮一口气推荐了十几个人。这些人确实都是才德兼备的贤臣，但问题在于——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丞相系”。

刘禅不是没试过用自己人。他喜欢黄皓，那个从小陪他读书玩耍的宦官。黄皓机灵，会说话，懂得察言观色。在这座冰冷威严的宫殿里，只有黄皓让他感觉像是活人。但诸葛亮在《出师表》里特意写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谁是贤臣？你推荐的那些人。

谁是小人？我想用的人。

更让刘禅如鲠在喉的是这段：“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营中之事，悉以咨之。”

连禁军将领的人选，丞相都要指定。

刘禅有时会站在宫城高处，望着成都的万家灯火。名义上，他是蜀汉皇帝，是天下的主人。但实际上，宫中有郭攸之、费祎、董允“辅佐”，军中有向宠“护卫”，朝廷大事有丞相府“咨询”——他就像被精心打造的笼中鸟，连翅膀该怎么扇动，都有人规定好了动作。

三：“还于旧都”的梦想，是谁的梦想？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这是《出师表》最激昂的段落，也是诸葛亮毕生的理想。

但这是刘禅的理想吗？

刘禅的记忆里，关于北方、关于“旧都”洛阳的印象，其实很模糊。他出生在荆州，长在益州，成都才是他真正的家乡。那些关于“兴复汉室”的宏大叙事，是先帝和丞相经常挂在嘴边的，却从未真正进入他的内心。

他更关心的是，今年益州的收成好不好，国库的银子够不够用，老百姓日子过得怎么样。每次诸葛亮提出要北伐，刘禅看着那些奏折上冰冷的数字——需要征调多少粮草，需要动员多少民夫，需要耗费多少军费——他的心就一阵阵地发紧。

先帝当年为报关羽之仇，举全国之力东征，结果夷陵一场大火，烧掉了蜀汉大半家底。这个教训，刘禅记得很清楚。

但诸葛亮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一句话，把北伐提到了政治正确的高度：不打曹魏，就是不忠不孝，就是辜负先帝。

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临行前，他上《出师表》。刘禅在送行仪式上，看着旌旗招展、军容整肃的大军，看着丞相花白的鬓角、坚毅的眼神，他应当感动，应当热血沸腾。

但他心里真实的念头是：这一去，又要死多少人？又要花多少钱？如果败了，蜀汉还经得起几次这样的折腾？

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对的。第一次北伐因马谡失街亭而功败垂成。第二次、第三次...五次北伐，劳民伤财，蜀汉国力日渐空虚。

可朝野上下，没人敢质疑北伐大业。因为这是丞相定下的国策，是政治正确中的正确。

刘禅曾委婉提过：“相父，是否可暂缓用兵，休养生息几年？”

诸葛亮看着他，那眼神里有失望，有责备，像老师在看不争气的学生：“陛下岂不闻‘汉贼不两立’？岂不知先帝遗志？”

刘禅便不再说话。

四、权力阴影下的成长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

消息传到成都时，刘禅正在宫中与黄皓下棋。侍从跌跌撞撞跑进来，泣不成声：“陛下...丞相...丞相他...”

棋子从刘禅手中滑落，砸在棋盘上，清脆一响。

那一刻，他的心情复杂到连自己都分辨不清。有悲痛吗？当然有。那个看着他长大、教他读书、为他操持国事十九年的“相父”走了。但除了悲痛，有没有一丝...解脱？

他终于可以自己做主了。

但刘禅很快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诸葛亮虽然死了，但他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他提拔的那些官员，仍然占据要职；他制定的那些政策，仍然在推行；甚至他写的《出师表》，被朝臣们奉为圭臬，时不时就要拿出来引用一番。

蒋琬、费祎、董允，这些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继续把持朝政。他们依然事事遵循丞相遗规，北伐的国策没有变，压抑宦官、限制皇权的做法也没有变。

刘禅已经三十多岁了，可他还是像个傀儡。

有一次，他想提拔一个自己喜欢的官员，费祎当面劝阻：“陛下，此人非丞相生前所荐，才德未显，恐不宜骤升高位。”

刘禅终于忍不住，冷冷地问：“费卿，现在是大汉建兴年间，还是大汉丞相年间？”

费祎愣住了，跪地请罪，但眼神里分明是不以为然。

那一刻，刘禅突然理解了父亲托孤时说的另一句话：“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当时所有人都感念先帝的信任、丞相的忠诚。但换个角度想——这何尝不是一种威胁？一种压力？你诸葛亮要是觉得我刘禅不行，随时可以取而代之。

十九年来，这个阴影一直笼罩着他。

五、《出师表》的另一面：温柔的控制

后世文人推崇《出师表》，说它“一字一泪”，“千载下犹见其忠”。

但如果我们剥去道德光环，只从权力关系的角度看这份文书，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这实际上是一份丞相给皇帝的“工作指南”。它细致地规定了皇帝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用哪些人、不应该用哪些人。它充满了“宜”“不宜”“悉以”“然后”这样的指令性词语。

诸葛亮当然是一片忠心。他怕刘禅行差踏错，怕蜀汉基业毁于一旦，所以他要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像父亲为远行的儿子整理行囊，把每件物品放在该放的位置。

可问题是，刘禅不是远行的儿子，他是皇帝。

一个皇帝，需要成长的空间，需要试错的权利，需要建立自己的权威和班底。但在诸葛亮的设计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兴复汉室”的大业，是先帝的遗志，是他诸葛亮的理想。

为了这个崇高的目标，刘禅的个人意志、皇帝的应有权威，都可以被牺牲、被压制。

这就是为什么，诸葛亮死后，刘禅做了几件意味深长的事：

第一，他拖延了好几个月，才允许在成都立丞相祠。民间要求立祠的呼声很高，但他一直不松口。最后虽然同意了，但规格有限制。

第二，他废除了丞相制。从此蜀汉不再设丞相，大权分给尚书令、大将军、大司马几个人，互相制衡。再也没有人能像诸葛亮那样大权独揽。

第三，他开始重用那些曾被诸葛亮压制的人，比如宦官黄皓，比如一些益州本土士族。

很多人说，这是刘禅昏庸的开始。但有没有可能，这是他迟来的反抗？是他对十九年傀儡生涯的反弹？

六、历史的回音：谁在定义“明君”？

景耀六年（263年），邓艾兵临成都。

五十七岁的刘禅坐在朝堂上，听着群臣激烈的争论。有人主战，有人主降。主战派说：“陛下，先帝和丞相创业艰难，岂可轻弃？”

刘禅缓缓抬头，问了一个问题：“诸位爱卿，是为大汉江山而战，还是为诸葛丞相的遗志而战？”

满殿寂静。

最终，刘禅选择了投降。他成了“乐不思蜀”的亡国之君，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仔细想想，他的选择真的那么不可理喻吗？

当时蜀汉什么情况？姜维在剑阁被钟会牵制，邓艾奇兵直插腹地，成都已无险可守。城中粮草不足，兵力空虚。如果死守，就是让成都百姓陪葬，让这座他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城市化为焦土。

更重要的是——为了什么而战？

为了“兴复汉室”那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为了完成诸葛亮未竟的北伐大业？可老百姓需要的是什么？是和平，是活着，是少交些赋税，少服些兵役。

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可六十年过去了，那些“追先帝殊遇”的老臣早已凋零。现在的将士和百姓，对“先帝”没有记忆，对“汉室”没有执念。他们只知道，连年征战，日子越来越难。

刘禅的投降，不是突然的懦弱，而是长期压抑后的现实选择。他终于不用再活在先帝的阴影下，不用再为丞相的梦想买单，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为蜀地百姓做一次决定——哪怕这个决定，会让他在史书上遗臭万年。

尾声：竹简上的泪痕

让我们回到开头那个夜晚。

刘禅放下《出师表》，走到窗边。秋夜深寒，星斗满天。

他突然想起小时候，诸葛亮教他读书的情景。相父的手很温暖，声音很温和，但要求极其严格。背错一个字，就要重背十遍。

“陛下，为君者当知责任重大。”相父总是这么说。

那时他觉得相父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什么都懂，什么都能做好。他崇拜相父，也害怕相父。

后来他长大了，发现相父不仅是老师，还是压在他头上的一座山。这座山为他遮风挡雨，也挡住了他所有的阳光。

《出师表》上的泪痕，有些是当时的感动，有些是后来的委屈，还有些是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的复杂情感。

感激吗？当然感激。没有诸葛亮，蜀汉可能早就亡了，他可能连十九年皇帝都做不成。

反感吗？也确实反感。哪个皇帝愿意做一辈子傀儡？哪个男人愿意永远活在另一个男人的阴影下？

这两种感情并不矛盾，它们真实地共存于刘禅心中，就像光和影，就像恩和怨。

历史总是简单的，非黑即白，忠奸分明。但人心是复杂的，权力是微妙的，真实的情感往往在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

当烛火终于熄灭，刘禅在黑暗中轻轻说了一句话，声音低得只有自己能听见：

“相父，你若真信我，该多好。”

这句话，诸葛亮永远不会听到，《出师表》里也永远不会写。

但它是刘禅真实的心态，是一个被忠臣光环笼罩了太久的皇帝，最后的一点不甘，一点遗憾，一点无处诉说的委屈。

而历史，从来不爱听失败者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