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荣毅仁为何选择留在上海，陈毅一番话让他顾虑全消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深夜，北京中南海灯光透亮。被刚刚接见完的荣毅仁迈出勤政殿台阶时，脑中闪过一句话：“幸亏那年没有走。”霎时，他想起了上海解放前后那段绷紧神经的日子。

上海的守夜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凌晨算起。街口的沙袋尚未搬走，墙壁上残留的弹痕还带着硝烟气味。荣毅仁握着方向盘，车缓慢驶过延安东路，路两侧是一排排露宿的解放军战士，草绿军衣褪了色，却一尘不染。几天前，国民党溃兵才在他家门口架过机枪，勒索现洋五百。对比如此强烈，他开始对面前的新时代多了几分好奇。

倒带到更早的四月，无锡。父亲荣德生正为家族纱厂被人拆机运台的谣风烦恼。面对亲友“赶紧去香港”的规劝，他只甩下一句：“生在无锡，死也无锡。”话不多，却压住了躁动的人心。无锡日报把这句话登在显眼位置，大资本家都不跑，一些徬徨不安的商号也按下了准备好的船票。

同一时间，上海滩流言四起：共产党来了，工厂要收归国有，资本家得挤火车去劳改。荣毅仁也听得心里没底。更糟的是，国民党法院忽然以“售烂面粉致军败”罪名对他提起公诉，传票逼到家门口。为求脱身，他几乎把家里最后十根金条送进了法官口袋。正当他准备走上法庭，解放军渡江成功，审判戛然而止，一纸令旗把他从深渊拉了回来。

五月末，上海大局初定，工厂职员却乱成一锅粥：机器停转，原料缺乏，市场封闭，人人都在观望。六月一日上午，一张盖着“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红章的柬帖递到荣毅仁桌上，请他翌日下午赴中国银行大楼开会。陌生的签发人——“陈毅”三字，让办公室里一阵静默。几秒后，他轻声嘀咕：“终究要见面了。”

二日下午，外滩江风送来咸湿空气，也吹乱了诸多资本家的心绪。“奥斯汀”与“雪佛莱”接踵而至，车窗后是一张张神情各异的面孔。榴花正红，谁也不知道楼上会不会是一场“秋后算账”。

大钟敲两下，厅里忽然安静。一个身着洗白旧军装的中年人跨上台阶，脚蹬布鞋，面带笑意。他没坐主席台，而是站在众人之间：“各位朋友，我是陈毅，新任上海市长。”短短一句四川口音，把距离一下拉近。随后他提起国破家难的血泪，又道出“帝国主义侵略时代一去不返”，话锋一转：“上海要恢复元气，少不了诸位。私营企业照干，盈亏自负，国家帮助，只盼大家不拆不运，不炒卖，不捣乱。”

会场先是低声附和，继而掌声四起。荣毅仁坐在第四排，他不自觉地攥紧的手松了。那晚回到鸿安纱厂，他对管事的施政度说了句短短几字：“明天复工。”就是这一声决定，把两千多名工人“救”回了车间，也给他自己的命运画下了新的起点。

日子紧跟着往前推。年底，上海棉纺业产量已回升至战前七成，军管会先后三次派人到厂里调研，帮助解决煤炭、棉花和贷款。荣毅仁发现，自己从来没被这样当作“建设者”对待过。过去与官吏周旋，逢送必硬着头皮；如今文件都贴在墙上，流程清清楚楚，谁行谁上，门槛只剩能力与信誉。

一九五一年，他随工商界代表团赴北京参加政协扩大会。中南海的简单饮食让他想起家乡粗茶，毛泽东在饭桌上笑谈纺织业前景，问：“现在工人情绪怎样？”他答：“人心稳了，纱线出成也稳了。”主席点点头：“稳字不易，得靠大家共扛。”

之后几年，国家经济布局需要，华东区请他出任市政府副市长。陈毅一句“你最懂机器，也懂账本”，让他放下顾虑。纺织部副部长的任命又紧跟着到来，他在江南、天津、东北奔波，谈棉源，拆旧机，装新机。很多工人说：“荣老板变成荣部长了，可脾气还是那样急。”那“急”，更多是急于复苏民族工业的劲头。

一九七九年一月，改革号角初吹。邓小平找他谈话：“合资企业得有人出面，你最合适。”中信公司随之诞生，航运、金融、能源，一步步铺开。外方合作者惊讶，这位出身旧上海资本世家的董事长，对社会主义原则与市场规则竟能游刃有余。有人问他图什么，他笑答：“图把中国的日子搞得红火。”

晚年回忆，荣毅仁常提那次外滩会议。他说，若非陈毅那场半天的谈话，自己未必留下；若没留下，中国工业史上可能少几页生动的篇章。岁月悠悠，当年那句简单的“蛮好，复工”，像一声进军令，让机器再次隆隆，绵延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