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个英国贵族在延安建一座大型电台，国民党政府非常羡慕

一九四四年三月的重庆电讯处，技正张祖培突然发现，短波收听表上多出一道清晰电流声，信号从陕北方向传来，稳定而有力。军调部工程师凑过去听，碎碎念：“怪了，我们手里的设备做不到这么远。”没人知道，这正是“英国贵族牌”电台的第一次亮相。

沿着无线电波的轨迹，目光回到半年前的晋察冀。林迈可，牛津毕业，工党议员之子，拥有典型的英国上流身份，可此刻他身披灰黑棉布军装，手指被焊锡烫得起泡。旁人看得心疼，他却笑说：“疼点好，说明线路通了。”这种带点幽默的坚韧，八路军战士记了一辈子。

林迈可走上这条路，并非一时冲动。卢沟桥枪声响起后，他放下象牙塔生活，进入北平地下交通网，用外交护照替八路军往来搬运显影粉、奎宁、电阻管。李效黎是他的学生，山西姑娘，嗓音清亮，敢闯敢拼。两人因掩护伤员相识，又因密码训练相知。婚礼在一九四一年冬天草草举行，礼物只有一部被拆成零件的电台，象征他们共同的事业。

珍珠港事件把华北推向风口浪尖。夫妇俩暗下决心：离开沦陷的北平，投向缺设备、缺技术却最需要电讯支援的敌后根据地。跋涉到晋察冀后，他们靠拼凑零件教出几十名报务骨干。只是，日本“扫荡”加剧，国民党补给又逐步断流，华北敌后经常“断电”。林迈可意识到，如果不把情报与国际社会连成一线，抗战舆论将完全被重庆方面把持。

此时的延安，也正焦虑对外广播覆盖不足。英国工社与美军联络组多次来电询问八路军归口情况，却苦于收不到稳定回报。于是，一封请求书飞抵延安：林迈可愿携妻女赴总部，建大功率发报台，联通中外。晋察冀军区再三挽留无果，只得批准。

骑兵营护送队伍从塞外出发，风沙扑面。日行夜宿一个多月，五月十五日抵达宝塔山下。第二天傍晚，杨家岭窑洞灯光暖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早已候在门口。毛泽东微笑着伸手：“远道辛苦，陕北欢迎你们。”李效黎轻声答：“主席，我们总算赶到了。”短短对话，后来成为延安干部学习英语的口语教材。

延安没有富余的铜材，林迈可便领着学员拆旧电机，融铜自制线圈；没有绝缘漆，他就用桐油反复浸涂；没有精密电表，便请工匠用竹片做指针。一个月后，三十米波段大功率短波机组试射，信号越过祁连山，直抵加尔各答美军监听站。回报清晰，“YANAN”呼号第一次写进盟军日常情报通报。

消息传到重庆，国防部情报司开会讨论。负责对日心理战的军官摊手：“咋办，人家陕北破窑洞，竟比咱们中央台更远距。”有人暗示向美方申请增援，却碰壁——美援优先给驻印、滇缅部队，重庆也要排队。

有意思的是，延安电台不仅播新闻，还承担译电中继。上海滩地下党深夜发来日军物资调运表，经延安翻译、加密，再由林迈可转报伦敦。伦敦《泰晤士报》转引时署名“华北自由电台”，暗地里却明白是林迈可的手笔。国民党情报部门越听越气，奈何频率飘忽，始终锁不住源头。

电台运转后，林迈可被授予“十八集团军司令部通讯部技术顾问”。朱德写信感谢：“阁下之助，胜千军万马。”信只有半页，却被延安印务局排成海报，贴在党校走廊，鼓励学员钻研技术。

一九四五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毛泽东在招待会上对林迈可说：“你的电台，让敌后声音传到世界，这是枪杆子做不到的。”对话旁人听来轻松，实则透露中共对国际舆论战的重视。舞曲响起，毛泽东又拉李效黎试跳华尔兹，不得不说，那一幕被摄影师抓拍，后来成了英文版宣传册的封面。

抗战胜利，重庆谈判却无果而终。林迈可忧心，中国若再战，电台就要改为战时频率。他萌生回国游说两党停火的念头。同年十二月，他携妻女踏上去重庆的卡车，临行前向毛泽东请教：“国共合作还能有什么共同点？”毛泽东沉吟片刻：“但求人民不再流血。”短短十二字，林迈可默记。

回到伦敦后，他在下议院陈词，提出向双方同时提供重建物资以换停火，提案被冷处理。英国忙于本国战后经济，根本顾不上遥远东亚。几个月后，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延安电台转场晋西北，再度漂移频率，直到一九四九年春并入华北人民广播总站。

遗憾的是，林迈可再未踏足黄土高原。不过，那座由旧铜线、竹杆、桐油拼出的短波机，已在中国通信史上留下响亮坐标；它向外界证明，不靠充裕的军费，也能让一个苦苦抗战的政党把声音送出山沟。对国民党而言，羡慕之余，更感苦涩——技术差距其实来自决心，而非贵金属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