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物到生活：考古语境化的新视角——访丹麦雅典研究院院长桑娜·霍夫曼

在雅典的外国古典研究机构中，丹麦雅典研究院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其组织的多个考古项目备受关注，尤其是水下考古。丹麦雅典研究院院长桑娜·霍夫曼（Sanne Hoffmann）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她倡导一种更具沉浸感、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在她看来，考古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文物本身，更在于将它们置于制作者与使用者的生活、思维与行为之中加以理解。这是一种“少一些文物研究，多一些生活场景”的视角，强调古代日常生活的节奏、贸易与社会交流网络，以及古代宗教实践背后的现实面貌。霍夫曼表示，古典学研究仍有引入比较视角的空间，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的成立，有望通过不同文化框架的对话，为理解希腊古代及更广阔的人类历史提供新的诠释路径。

桑娜·霍夫曼 受访者\供图

一所“年轻”研究院的学术积淀

《中国社会科学报》：丹麦雅典研究院在推进希腊考古学发展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且在海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机构，丹麦雅典研究院有哪些独特的科研理念和学术特色？

霍夫曼：尽管丹麦雅典研究院在1992年才正式成立，但丹麦学者与希腊的考古交流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902年。当时，丹麦考古学家在罗德岛林多斯开展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田野考古项目之一的雅典娜·林迪亚神庙遗址发掘工作。该项目成果丰富，对古希腊宗教与祭祀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丹麦雅典研究院具有长期研究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历史传统。

强调合作是丹麦雅典研究院科研理念的一个鲜明特点。自成立之初，我们便积极推动与其他海外考古研究所、希腊本地机构、学者以及当地社区的紧密合作。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北欧图书馆（Nordic Library）的共享机制，它不仅是科研设施，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这种跨国界、跨机构的合作，是丹麦雅典研究院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持续影响着我们的科研实践和日常工作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丹麦雅典研究院在希腊开展了多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考古项目。您能否举例说明这些重要项目在新发现、方法创新，以及对古希腊社会的再解读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霍夫曼：要单独挑出一个项目并不容易，因为每一个田野工作项目都在不同方面拓展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每个项目都能带来此前未知的知识。不过，卡吕冬（Calydon）项目尤为具有代表性。该项目最初始于1926年，2026年迎来百年纪念。在20世纪20—30年代进行了密集发掘后，卡吕冬项目于2001—2005年重新启动，自2011年以来持续开展至今。卡吕冬项目的发掘主要集中在卫城、英雄纪念地（Heroon）以及阿尔忒弥斯·拉弗里亚神庙（Sanctuary of Artemis Laphria）等关键区域。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发现古城的使用时间远比此前推测的要长，这促使学术界对卡吕冬的历史发展及其区域重要性进行重新评估。同时，该项目也为丹麦大学的学生提供了重要的实地培训机会，每年约有40名学生来到现场，获得古典考古的宝贵实践经验——这种机会只有在希腊、意大利等国的实地田野工作中才能真正获得。

此外，我们的水下考古项目也颇具影响力。例如，比雷埃夫斯的泽亚港（Zea Harbour）考古调查，为认识古典时期尤其是公元前5世纪末至公元前4世纪期间的雅典海军设施提供了新视角。我们发现可容纳两艘战舰的船坞，这为了解雅典海军的规模、组织及后勤管理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样，在科林斯的莱凯昂港遗址（Lechaion Harbour），考古团队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木质结构遗迹，这些遗迹与古代码头建设有关，为研究古代港口的建造技术、长期使用情况及贸易模式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据，也显著丰富了我们对古希腊世界海洋贸易与经济联系的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雅典目前已有20个致力于古典学研究的海外学术机构。您对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有何期待？

霍夫曼：在雅典，总是存在新的研究空间。古典学研究并非一个封闭领域，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无疑会为雅典的学术格局带来新的视角和研究议题。每一个在雅典设立的海外机构，除了开展符合本国学术研究方向的工作，也都承担着更广泛的使命：在界定自身学术价值的同时，为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作出贡献。

从我的角度来看，特别宝贵的是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有机会将真正的比较研究方法引入古典学研究。我的研究背景是古代小型雕像，因此长期关注秦代兵马俑。这样的跨文化经验提醒我们，将希腊文化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并置，不是为了消弭差异，而是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各自的文化语境。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展我们对工艺技术的认知，也能深化对祭祀仪式、认知体验以及感官经验等方面的理解。

卡吕冬遗址 本报记者 杨雪/摄

古典学是“开放边界”的研究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古典学通常指古希腊和古罗马研究。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一种更为开放、多元的“古典世界”理解路径，也引发了关于是否应将其他古代文明纳入古典学研究视野的讨论。您如何看待这一转向？

霍夫曼：从教学的角度来看，首先仍有必要让学生清楚理解学科的基本边界。传统意义上的古典学，主要指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研究，也涵盖那些在与希腊、罗马互动过程中受其深刻影响的地区与文化。从这一层面而言，古典学依然需要一个清晰且可辨识的学科核心。但同时，这些边界不应是僵化或封闭的。古典学更应被理解为一个具有“开放边界”的研究领域，而非被严格限定在某一狭窄的地理或文化范围之内。

中国古代文明无疑拥有悠久的经典传统。我认为，在古典学研究中引入比较研究或并行研究路径具有巨大的学术潜力。这类研究有助于我们考察相似的历史现象——例如政治制度、仪式实践、物质文化，或关于权威与道德的观念——如何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意义与社会功能。这种更为开放、具有对话性的研究方向，对古典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促使学者更加自觉地反思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假设，并将希腊、罗马古代文明置于更为广阔的全球古代文明史框架中加以理解。通过这种方式，古典学既能够保持其学术严谨性，也能够变得更加包容、具有比较视野，并在一个日益互联的学术世界中持续保持现实关联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西方一些高校历史学、古典学和考古学系相继出现缩减甚至关闭的情况。在当前人文学科普遍面临挑战的背景下，古典文明研究是否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与学术生命力？哪些路径有助于重新激发公众参与、促进社会对这些领域的更多关注？

霍夫曼：学术关注的重心本身具有周期性，因此我对人文学科的未来依然抱有信心。人文学科的根本价值，在于教会我们如何进行批判性阅读、清晰表达和理性思考，并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谁”。这些能力对于当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就古典学而言，尽管往往难以产出立竿见影、易于量化的成果，使其价值在政策讨论或经费分配中被忽视，但其重要性依然不可替代。事实上，在社会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人们会重新回望古代思想。近年来，斯多葛哲学的再度流行，正是一个典型例证。如果缺乏对过去社会——包括其价值观、制度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深入理解，我们很容易以过于狭隘甚至去历史化的方式来解读当下所面临的问题。

至于如何重新激发公众参与，我认为至少有两个值得关注的方向。其一，对新技术的合理运用，例如将虚拟现实等技术引入博物馆。通过从“以单件文物为中心”转向一种“生活场景化”的呈现方式，博物馆能够帮助观众更直观地理解古人如何生活、劳动、思考与互动，从而弥补文物本身难以完整呈现历史情境的不足。其二，对古典叙事的创造性重述。以神话为例，只要保留其基本结构，通过转换叙事视角，便可以赋予古老故事新的时代意义。近年来，一些从奥德修斯之妻珀涅罗珀视角重述《奥德赛》作品，正生动展示了古典叙事如何被用来讨论女性生活、劳动、坚韧与生存等当代议题，而这些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共鸣。通过这样的方式，古典学既能够保持其思想深度与学术根基，也能不断拓展与当代社会建立联系的新路径。

考古中的语境化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报》：古代文献中常将希腊西部的埃托利亚（Aetolia）描绘为边缘或欠发达地区。您认为，考古证据如何重塑我们对埃托利亚的理解？目前该地区的考古研究有哪些重要成果？

霍夫曼：古代文献中所谓的“欠发达”，往往反映的是知识的局限，而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状况。确实，该地区出土的铭文较少，但埃托利亚卡吕冬的考古发现清楚显示，这一地区并非文化孤立。相反，卡吕冬与希腊其他地区保持着稳固且持续的联系，参与了从青铜时代到罗马时期的广泛交流与文化互动网络。

因此，研究埃托利亚能够帮助我们超越对雅典或科林斯等知名中心的传统关注，呈现一个更加完整、细致的古希腊整体图景。它让我们理解，那些常被视作边缘的地区，实际上对政治、社会和文化动态有着重要贡献。埃托利亚的另一大优势在于考古层位保存完好，现代建筑干扰较少。这使我们能够追溯该地区数千年的发展脉络——从最早的聚落建设到防御工事与神庙的建立，再到城镇的发展，直至文献记载的晚期阶段。这种连续性，使埃托利亚成为研究长期文化与社会变迁极其丰富的场域。

目前，在阿尔忒弥斯·拉弗里亚神庙遗址的发掘中，我们发现了一层夹有动物骨骼的灰烬层。这可能对应古希腊旅行家兼地理学家帕萨尼亚斯（Pausanias）所记载的祭祀仪式，即在神庙中焚烧活体动物。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未来的研究是否能够证实这一令人震惊的祭祀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报》：水下考古已经成为丹麦雅典研究院考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您认为，是什么推动研究院在这一领域的投入？水下考古对理解古代社会及海洋实践具有怎样的意义？

霍夫曼：从地理条件来看，丹麦和希腊都有漫长的海岸线、半岛和分散的岛屿，这自然促使人们对海洋环境产生浓厚兴趣。在丹麦，潜水和水下探险文化由来已久，而这种兴趣也与我们在希腊的工作产生了共鸣。

丹麦雅典研究院的许多水下考古项目，最初源于项目负责人个人的兴趣与专业背景。但除了个人热情之外，这些研究能够提供陆地考古难以或几乎不可能获得的独特信息。例如，对古代港口的调查，揭示了保存完好的木质结构和有机材料，这类遗存在陆地上极少能够被保存下来。港口是贸易、交流和社会网络的核心之一，研究它们不仅有助于理解货物和商业，还能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古代日常生活的节奏与互动模式。

水下发掘，尤其是沉船考古，受限于实际操作条件、资金投入和专业技能要求，通常既耗时、复杂又成本高昂。尽管如此，这类研究的价值不可替代。它为理解古代社会、经济以及跨海联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丰富了我们对古代世界的整体认知。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陶俑研究中提出要考察其“生命历程”的理念。您如何运用这一理论框架解读希腊不同地区的献祭品？这一方法又为古希腊宗教研究提供了哪些启示？

霍夫曼：我的研究建立在其他学者的基础上，例如考察陶土来源、模具选择、颜料使用以及工艺水平等。虽然这些细节非常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将陶俑置于其社会与祭祀语境中进行理解——关注它们如何被制作、使用以及在社会和宗教活动中产生的互动。通过这种语境化方法，将物件还原到古人的生活经历中，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他们的思维、情感和行为。

我喜欢使用“赋予过去以人性”（peopling of the past）这一表述研究古代文化，最终是为了理解人本身——他们的选择、意图与互动。以这种语境化的方式解读献祭品，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古希腊宗教，不将其视作抽象体系，而是作为融入日常生活和人类体验的实践来研究。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赵琪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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