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震撼之处,不在于有人被抓,而在于被点名的人是谁。
一位曾经执掌国家八年的前总统鲁哈尼,一位在国际谈判桌上纵横多年的前外长扎里夫,再加上一位掌控大量资本、深度嵌入国家经济体系的亿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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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人,按常理说,早已站在伊朗权力与利益的顶端,既不缺地位,也不缺安全感,却突然被贴上“颠覆国家”“通敌卖国”的标签,被推上政治审判台。
正是伊朗国会议员易卜拉欣·贾拉雷的一次公开爆料,让这场风暴骤然成形,并迅速在中东舆论场炸开。
很多伊朗民众第一反应其实很简单:他们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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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哈尼当过总统,扎里夫当过外长,见过世面、握过权柄、尝过资源分配的甜头,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冒着身败名裂、家族尽毁的风险去“通美”?
如果只是为了钱,那他们本就不缺;如果是为了权,那他们已经站到过权力巅峰,这种“逻辑不通”,恰恰让事件更耐人寻味。
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有没有内鬼”本身,而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点,内鬼被集中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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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以冲突刚刚落幕,伊朗国内经济压力高企,民生不满积累多年,外部制裁仍未松动,社会情绪本就紧绷。
在这种背景下,一场针对改革派核心人物的集中指控,更像是一场有节奏、有目标的政治行动,而非单纯的司法问题。
换句话说,这更像是一次权力重组前的清场,把前总统、前外长同时打成“问题人物”,不仅能彻底切断改革派的政治合法性,还能在舆论上塑造一个清晰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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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路线错了,而是“人坏了”;不是体制失灵,而是“被内鬼渗透了”,这种叙事,对任何处在压力中的政权而言,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工具。
但这还只是表层,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是另一条早已被反复验证的规律——外部势力从来不正面撞墙,而是专门从内部下刀。
而这一点,在其他国家早已有血淋淋的前例,如果说伊朗的指控还停留在“疑云阶段”,那委内瑞拉的案例,就是一份写满细节的成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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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杜罗被绑架的那一天,世界舆论的震惊点,并不只是美军的行动本身,而是特朗普随后在发布会上那句近乎炫耀的话:“我们四个月前就掌握了他的全部生活轨迹。”
吃什么、住哪里、几点遛狗,全都清清楚楚,问题来了——情报从哪来?答案同样令人不寒而栗:来自他最信任的人。
出卖马杜罗的,不是反对派政客,不是街头示威者,而是与他从小一起踢球、后来一起进入权力核心的发小——贴身卫队指挥官塔瓦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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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位置,理论上是总统身边最安全、最不可能出问题的一环,但现实是,只需要5000万美元,这道“最后的防线”就被亲手打开。
对美国来说,这是一笔极其划算的买卖,5000万美元,连一场中等规模军事行动的零头都算不上,却可以直接改变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
这种“内部爆破”的方式,成本低、风险小、舆论压力可控,还能把后果甩给目标国的“内部问题”,堪称地缘政治中的高性价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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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套玩法,并不是今天才出现,早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就已在伊朗反复演练。
1941年英苏联军进入伊朗后,美国以“保护补给线”为由派兵进驻,随后通过军事、经济、情报、教育等多个顾问体系,逐步渗透进伊朗国家机器的关键节点。
1946年,美国一边逼退苏联,一边顺势完成对伊朗的深层嵌入。表面是帮忙,实质是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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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这种方式变得更加直接,以色列摩萨德公开煽动抗议,内塔尼亚胡多次喊话“推翻现政权”。
伊朗方面甚至披露,美以势力通过地下渠道向暴乱者提供资金和武器,并设定极其赤裸的“价码”。
无论这些数字是否全部属实,有一点可以确认:外部力量确实在押注伊朗内部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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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内部裂缝被反复撕开时,矛头最终一定会指向一个群体——那个既懂体制、又能与西方对话、还曾经掌权的改革派鲁哈尼身上。
站在伊朗内部政治结构来看,鲁哈尼的处境,其实早已注定,他身上背负的所谓“罪证”,并非一夜之间冒出来,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其中最致命的一项指控,是他被怀疑向美以泄露苏莱曼尼的行踪,间接导致这位革命卫队核心人物被美军定点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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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项指控最终是否被证实,它本身已经足够成为政治意义上的“死刑判决”,因为这件事触碰的,并不是普通权力冲突,而是革命卫队的尊严与安全感。
而革命卫队,恰恰是伊朗神权体系最重要的支柱。鲁哈尼当年的两大主张——限制核路线、禁止卫队经商——在经济和安全层面同时动了这个集团的命根子。
对教士集团而言,他并不是“失败者”,而是潜在威胁,更现实的一点是:鲁哈尼从一开始,就是在错误的时间、坐上了一把错误的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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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他能上台,是因为制裁压力太大,保守派需要一个能和西方说话的“工具人”。等伊核协议阶段性完成、战略窗口关闭,他的政治价值也随之下降。
改革派在伊朗,从来不是长期路线,只是应急选项,美国当然看得更清楚,在华盛顿的算盘里,真正理想的接班人,从来不是流亡王子这种象征物,而是鲁哈尼式的人物。
体制内出身、熟悉官僚系统、能迅速稳定局面、还能合法引入西方资本,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策略往往不是直接扶持反对派,而是试图改造、收编、再利用体制内的“温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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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伊朗保守派来说,把鲁哈尼定性为“内鬼”,是一箭三雕:第一,甩锅经济与制裁失败;第二,清洗改革派残余力量;第三,通过制造外部威胁,重新凝聚内部共识。至于真相如何,已经不再重要。
最终,鲁哈尼是否真的通敌,可能只有历史能给出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大国博弈与内部权斗的夹击之下,他已经成为必须被献祭的人。
而这场清洗真正传递出的警告是:一个国家最致命的风险,从来不是外部敌人,而是当权力、利益与不满在内部交汇时,那些最靠近核心的人,最容易成为撬动一切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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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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