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叶剑英找宋时轮办事，遭宋时轮拒绝，叶大怒：我看你是嫌麻烦

1972年深秋，北京西山刚起雾气，叶剑英在临时书房里放下电报：“宋时轮已接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各方交接顺利。”老帅随后叹了口气，“这人嘴上谦虚，办起事来却从不含糊。” 山里的夜风很凉，谁也没想到十二年后，两位老战友竟为一篇序言争得面红耳赤。

时间推回到1946年。那年2月，国共和谈进入胶着期，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里灯火通明，叶剑英代表中共同美方、国民党三角博弈。执行处处长宋时轮负责跑外场，文件、地图、谈判日程全由他盯着。“宋处长，人家又加了两条条件。”一名参谋小声提醒。他挥一挥手，“先别急，让叶代表看完再回过去。”从那时起，叶、宋之间形成了默契：叶剑英定方向，宋时轮抓细节，两人配合像严丝合缝的齿轮。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打响。九兵团在长津湖鏖战后元气大伤，宋时轮自请到前线整训。有意思的是，他对部队说得最重的一句话并非训诫，而是轻描淡写的三个字：“多想想。”官兵心里都清楚，想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怎么样把战场局势扳回来。叶剑英当时在国内负责后方协调，给他拍电报：“打得好，更要练得好。”这份电报后来被宋时轮剪下，贴在作战室门口，一贴就是三年。

1957年11月，军委着手组建军事科学院。叶剑英被任命为院长兼政委，宋时轮出任第一副院长。筹建伊始，档案、外军资料、翻译人才，全靠临时借调。宋时轮常把折叠椅放在走廊口，哪个处室缺东西，他就往那边跑。有人打趣：“院长像后勤主任。”“主任也得先搞清家底。”他一句话带过，可到年终盘点，全院藏书、枪械模型、沙盘数量已列出厚厚一摞清单，没人知道他是怎样在两个月内跑完全部库房的。

1980年6月25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下发文件，在全军启动十位元帅传记编写工程。叶剑英的传记由军事科学院牵头。院办把文件送到宋时轮案头，他提笔批示：“请政治部拟方案，报常委。”落款时间只有六个字：当日即办。短短一句话，把自己也捆进了责任清单。

编写组成立后二十天，宋时轮主持第一次碰头会。他先不谈写法，反而抽出198页剪报和笔记给大家传阅。这些材料大到国共谈判，小到叶帅开会爱用哪种铅笔，全靠他多年积攒。“想写真史，先得有真料。”这句简短提示，让在场编辑服气得五体投地。

资料搜集并不顺利。某军区政工干部回忆一段往事时用词模糊：“大概在五几年吧。”宋时轮当场追问：“具体到月份。”对方愣住，他却没给台阶，下令重查档案。有人觉得过于苛刻，他却淡淡说：“如果时间错一天，事就换了背景，我们没资格让后人猜。”这种较真熬了四年，传记初稿才算完成。

1984年初夏，宋时轮带着厚厚的《叶剑英传略》送进西山寓所。“序言得另请高明。”他提前打好退堂鼓。叶剑英翻了几页，说话快过平时：“写序你来。”宋时轮直摇头：“不敢当。”气氛僵了十几秒，叶帅忽然抬眼：“宋时轮，我看你是嫌麻烦！”声音不高，却压得屋里茶水都冷了。随行秘书吓得屏住呼吸，只听宋时轮小声答：“首长，真怕写浅了。”叶剑英的语气转和：“你最了解我，也最了解那段历史，别人写我不放心。”简短对话，是两人半世纪交情的缩影。

宋时轮最后妥协。他向编写组表态：“序言不是赞词，只是交代背景。”随后一连数晚伏案动笔，初稿一千九百字，删删改改剩下一千二百字。他在文中写：“所见、所闻、所历，皆出常态工作，无一字溢美。”这句话留着，也像给自己立下的规矩。

同年10月，《叶剑英传略》定稿，却来不及交到叶帅手中。11月22日，叶剑英因病在北京逝世，序言作者握着清样沉默良久，叹道：“终究没让他亲眼看见。”旁人不知，他那晚独自回到办公室，把原本准备烧掉的修改手稿装进牛皮纸袋，锁进档案柜。理由只有一句：“这也是史料。”

1985年底，宋时轮退居二线。他干脆称自己“退休”，拒绝院务部修缮旧宿舍。柜子门轴年久松动，他索性把最外层门板拆下，钉成简易书架。有人调侃他太抠门，他摆摆手：“房子能遮雨就行，别老给国家添账目。”类似画面比比皆是：专车绝不让家属乘一次，公费电话不超过三分钟，开会自带搪瓷缸。很多年轻干部私下议论，“宋老说话刻板，可心里那把尺子，比教科书还直。”

值得一提的是，宋时轮离岗不离心。1987年，他应邀为某部队写作战史评审意见。整整一万字，几乎看不见废话，却把地图错误、统计口径不一的问题一一挑出。编辑向他请教，他拍拍对方肩膀：“写史与打仗一样，先把自己打服。”

回望两位老人最终交汇的那个瞬间：叶剑英笃定地说“你来写序”，宋时轮拘谨地说“我不够资格”。插曲虽短，却让后世读懂了什么叫惺惺相惜、什么叫较真到底。传记出版后，学界评论褒贬不一，但几乎没人质疑它的资料扎实——这正是宋时轮所追求的“真史”。

叶帅走后七年，宋时轮在北京病逝，时年八十岁。部队送来的挽联上有两句话，“胸怀若谷，史笔如矢。”负责撰写的老参谋说，他们想来想去，这八个字最能概括那位不肯多占一平米、不肯多写一句虚词的军中儒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