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15岁才知道我原来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

1976年十二月的台北，《新闻一周》晚间时段突然插播一条简讯：“陈明忠叛乱案定谳，判处死刑。”很多人停下筷子，屏息聆听。彼时岛内仍在戒严，反对声音被迅速吞没，监狱高墙里，一位年近五旬的囚徒却在昏暗灯光下轻轻合上手中的《资本论》影印本——他明白，一场新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回到半个世纪前，1929年，陈明忠出生于高雄冈山一个殷实的佃农家。他读的是日语课本，唱的是《君之代》，节日里向天皇鞠躬。街角的警察偶尔拍拍这位地主之子的肩膀，说声“良民票收好了”，便足以让少年心生骄傲——那时的他，相信自己是“皇民”。

真正的裂缝来自校门口。进入州立高雄中学后，高年级的日本学生常把台湾同学推到角落，冷冷吐出“清国奴”三个字。殴打、脚踢、撕课本，噩梦持续两年。直到十五岁，他在图书馆的角落里翻到汉文译本《三民主义之理论体系》，第一次读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几页纸犹如闪电，照亮了模糊的身世，也击碎了“日本人”的幻象。

随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使台湾年轻人被迫身披日军军装。1945年初，陈明忠在高雄站上了开往南洋的军列，行李里塞着几张民报的剪报和偷偷抄写的《建国大纲》片段。列车缓缓启动，他听见旁人嘀咕：“我们究竟是给谁卖命？”一句话如钉子钉进心头。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台湾街头瞬间翻转。欢迎典礼、挥舞青天白日旗、标语里写满了“祖国光复”。然而短暂欣喜不久即被现实掩埋。二二八风暴在1947年二月炸裂，枪声划破街巷，陈明忠奔走运送伤患，亲眼看见同乡被抓走、隔天抛尸港口。那一夜，他把日据时期的学生证扔进火盆，只留下那本被熏黑的《三民主义》。

1949年，大陆硝烟尚未散尽，中共中央决定“打入岛内”，派出千余名干部潜赴台湾。陈明忠在台中农专潜伏，负责联络青年，输送报纸与传单。情报网终被“保密局”掀翻，他1950年三月被捕。审讯室里灯火刺眼，“承认就减刑”的威胁不断重复，最终换来十年牢狱。狱中他背诵《共产党宣言》，在烟盒纸背面写下“民族、民主、民生”八字贴于墙角，算是给自己压岁钱。

1960年出狱后，台湾已进入“经济起飞”口号期。高楼与霓虹遮不住监控哨，统派活动依旧只能在茶楼、戏院的暗角进行。陈明忠利用家族关系转做米行，却常把仓库划出小间，留给逃亡者歇脚。有人提醒他“低调点”，他只是摇头：“怕死就不会活成今天。”

1976年春，安全部门再次锁定他。理由是“策动学生，企图武装暴乱”。同年五月深夜，他被黑头车押走。移送军法处后，检察官在卷宗上写下“意图颠覆政府”，直接上报蒋经国。判决书的空白处，死刑两字赫然在目。与此同时，纽约、东京、旧金山的留学生掏空口袋，凑出一万六千美元，买下《纽约时报》整版广告，写出醒目的英文呼吁：Free Chen Ming-chung。

国际舆论的聚光灯让台北当局退了一步。死刑撤销，改判十五年。陈明忠却已在看守所度过数不清的“敌我交锋”：老虎凳、电刑、水牢——侦讯官低声诱供：“把名字写下，你还能见到日出。”他闭目，只回一句“问心无愧”。之后的十年，他和难友用肥皂盒做活页夹，把报纸小字剪贴、分题讨论，甚至组织“狱中读书会”。有人戏称那间号房是“地下党校”。

1987年七月十五日，台湾宣告解除戒严。对陈明忠来说，铁门却并未当即敞开，判决依然存档。数月后，他以“保外就医”名义出了门，身上只带一条毛巾和一本磨烂的《马列主义史》。走出土城看守所，他深吸一口气，天空竟有久违的云彩。

很快，他成为岛内公开主张统一的少数声音。电视台请他上节目，主持人半开玩笑：“统派都被说成外省人，你一个高雄仔怎么也凑热闹？”他答得平静：“这岛两千三百万张身份证，写的都是‘中华民国’，翻译成日文还是‘支那’，难道不说明我们同根？”一句话，在场来宾无言以对。

1990年，他获得出境许可，赴日、美答谢营救者。东京羽田机场，昔日“皇民”的土地上，他头也不回地用中文说道：“我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这一幕，被随行记者记录在案，也成为岛内学生团体的传诵佳话。

晚年的陈明忠身体多病，旧刑伤时不时复发。即便如此，他依旧参加各类讨论会。有人劝他保存体力，他笑得爽朗：“别担心，命是人家争来给我的，总得用在正事上。”2019年11月，九十岁的他安静离世，病榻旁放着两样遗物：那本烧焦的《三民主义》和一枚已经褪色的“光复勋章”。

回看陈明忠的一生，从“皇民小学生”到“台湾最后的政治死刑犯”，再到公开倡议两岸统一的老人，轨迹似乎曲折，其实始终围绕着一个简单信念：台湾不是殖民附庸，而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童年的屈辱、牢狱的折磨、海外的声援，皆未改其初心。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对他而言，从十五岁那天起，就不再需要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