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下旬,粤西细雨绵长,雷州半岛海面尚带冬意。夜色里,满潮拍岸,潮声与海风交织成低沉的号角。岸边,四十军一一八师扎起的临时营地灯火稀疏,官兵们正轮流下海练习泅渡。与东北冰雪、华北黄尘不同,这里的咸湿空气里透着陌生的海腥,提醒着他们:下一场仗,将在水上打响。
距离解放南宁不过两个月,部队本以为可以就地休整。可命令突然而至:四十军与四十三军一道,横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消息像一块石头落水,瞬间溅起涟漪——有人激动,也有人犹豫。刚打完两广,鞋底还沾着红土地的泥,这就要跨海?不少老兵端着瓷碗蹲在灶旁,抬头望海,心里打鼓。那时的海峡,被敌军顽固势力视作“天然堑壕”,前年金门失利又摆在面前,阴影尚未散尽。
主攻任务落到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当即把目光投向一一八师。几年来,这个师从辽河打到桂江,骁勇顽强,屡破强敌。但海战不同于陆战,谁能带头闯第一道浪?韩先楚思前想后,临时把邓岳叫到南宁军部。两人推杯换盏的场景在警卫员眼里是首长“聊天”,实则是一次决定生死的大筹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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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先楚明确表态:四野总部要求尽快夺岛,军里要先抽一个营秘密渡海,探明潮汐、水文及守敌火力,再根据战例制定总攻计划。先锋营必须由师、团两级主要干部带队,且需在短时间内就位。话锋甫落,气氛便绷紧了。邓岳掩不住心里的担忧,他把近来部队里“该歇口气”的声音原原本本说出。韩先楚只是摆手:“打到这一步,再喘也得攻过去。”随手,他在桌上画出一条线——雷州半岛到海口——“这条线越早拉直,南中国海就早一天安稳。”
回到徐闻后,邓岳把全部精力丢进准备。最先解决的是船——当时的南海水域半渔半商帆船居多,机帆船寥寥。为了凑足船只,他派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夜访渔行、船户,挨家挨户谈判:借还是租?渔民顾虑多,怕战火连累,也怕本就不富裕的家当毁于一旦。刘振华说一句话打动了对方:“海峡不平,我们不上,外人就要骑在你们身上。”最终,四十军动员到大小木帆船二百余艘,并着手改装:拆桅杆、装木棚、加沙袋,力求让船既能装兵又能抗炮火。
与此同时,训练紧锣密鼓展开。白天,部队背着木枪在海滩演习登陆;夜晚,换上短裤扎进黑水里摸潜游。北方子弟兵头一次与大海亲密接触,呛水在所难免。张玉华刚到一一八师担任政委,蹲在水边看了两天就急了:“别以为我是新来的,游不过去,海南也照样见不到你们的热炕头!”一句半真半玩笑的话,把一伙犹豫不决的新兵逼进了浪里。
2月初,北京来电,中央再次强调“审慎从事”,并要求待登陆船只和远程火力齐备后再定发起日。会议精神传到军部,却因时间紧迫、通讯不畅,被层层压缩成一句“继续准备”。基层误以为作战日期并未推迟,依旧昼夜操练。邓岳的皮肤被海风晒脱一层又一层,战士们背后的衣服盐渍成花纹,却没人停下。
挑选先锋营的讨论,让不少干部坐立不安。规定写得清楚:师、团两级至少各出一名主要干部同行。“陆地上打了这么多年仗,谁也说不准海上咋打,”邓岳对作战股长说,“必须出敢拼的。”名册摆在桌上,他先看上师政委张玉华,却旋即否定——新官上任两月,连排长名字还没叫全;副师长此时在湛江筹粮;剩下可选的,只余参谋长苟在松和政工主任刘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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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谁?没人比邓岳更为难。师长、政委都不去,风言风语免不了;可主要指挥员一旦折损,师里还要指挥后续部队。踱了几圈,他干脆把自己名字划进去,连夜飞电军部请求带队。韩先楚收到报告,撂下一句:“信,我当没看见。”随即打电话制止,“你要是真走了,这个师我可不敢用纸糊的。”
三天后,军部正式任命:先锋营由三五二团一营担纲,师参谋长苟在松任船队总指挥,团长罗绍福为副。命令公布时,胶东籍的苟在松正和军械股捣鼓罗盘,他把纸条叠好塞进军衣,转身继续加工简易测向器。有人问他怕不怕,他只回了四字:“兵要攻,战。”短短四个字一出口,操场安静了几秒,随后冒出一阵闷雷般的掌声。
苟在松并非天生的“海上好手”。年轻时,他端着大刀在川北山地游击;抗战八年,脚板磨得如老树皮,海却一次没见过。可作为参谋长,他熟练掌握地图、标尺与罗盘,这在缺乏现代导航设备的1950年变得格外宝贵。为了补课,他把当地渔民刘阿六、张水根请进参谋处,让他们反复讲海峡风浪、潮流脾气,自己边听边画笔记。当时有人打趣:“参谋长在学当渔民。”他笑着摆手:“渡海得命,得向老渔民交学费。”
行前誓师那天,灯楼角沙滩上插满帜旗,八百官兵鱼贯列阵。海风簌簌,旗帜猎猎作响。邓岳走到队前,声音压低却掷地有声:“水深浪急,但挡不住人的脚步。你们是第一批登岛的勇士!”短短数语,比长篇报告还管用。苦战数年的老兵听得血脉贲张,新兵也因这位“老红军师长”的朴素鼓励而挺直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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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师完,邓岳把苟在松单独叫到破旧的军用帐篷。昏黄马灯下,两人无言对坐半晌。苟在松先开口:“若是回不来,家里老母烦劳首长照应。”他提到家乡胶东烟台,提到尚未成年的弟妹。邓岳沉默,手指在桌面一下一下敲击,突然抬头:“放心,这海说不定比松花江还宽,但劲草耐风。你是劲草。”这句带着一点古风的“板荡识忠臣”,说得参谋长眼眶泛红,却也把气氛里的凝重转为决绝。
3月5日凌晨三点,海面雾气缭绕。八百勇士分乘八十三条帆船,从灯楼角悄然出发。船上刻意蒙黑帆,舵手靠星位和罗盘校正方向。黎明前后,海峡北口风向易变,若误判就可能被洋流卷向公海。苟在松蹲在指挥艇,时时举起望远镜,确认阵形。隐约可见对岸雷公岭的黝黑山影,距离四十多公里,却像隔着一层不透明的幕布。
黎明升起前,第一拨船队穿过“海口线”,敌方设在岸滩的探照灯刺破夜色,炮声随即轰来。罗绍福指挥部队分散,小船在海面成扇形滑行,炸点不断抛起水柱,却很难命中。烟尘之下,先锋营冲上滩头,用手雷、冲锋枪打开缺口,三小时后占住马鞍岭制高点,发回第一份电报:已立足点。邓岳在徐闻指挥所接报,重重拍在桌上:“好!”
首战告捷的信号如同一支强心剂迅速传遍各团。原本的犹豫被潮水般的战报冲散。随后的半月,更多船只调集完毕,炮兵、工兵相继到位。4月16日,渡海主作战打响。四十军、四十三军四万余人分四路登陆,至五月初全岛解放。此前最难以逾越的琼州海峡,被四野敢打硬仗的传统碾碎成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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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看那支八百人先锋营,伤亡不轻,却为后来大兵团海战提供了准确的潮汐表、敌火力点分布图以及可用登滩航道,意义远超其规模。苟在松因为这场战斗荣获“战斗英雄”称号,罗绍福亦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多年以后,部队内部总结海南战役,常把这支先锋营与贺龙领导的东渡黄河、刘伯承指挥的万里长征“飞夺泸定桥”相提并论——都是小分队行动撬开大局的重要案例。
不过,在解放海南后的一次检讨会上,邓岳仍把“对部队情绪掌握不够”列为首条问题。他坦率地认为,金门惨败的阴影如果未被及时化解,任何一次渡海都可能重蹈覆辙。这份冷静,让后来担任四十军军长的黄新廷直夸“老邓打仗有一股味道,喜功,却不冒失”。
至于苟在松的心愿,邓岳没忘。战役结束,他专门写信给烟台地区军分区,请他们多加照顾参谋长家里的老人,并寄去若干发放自救生产的棉种、医药。信的结尾只寥寥数语,却能看出彼此的情谊——“海上风大,岸上也要记得添衣”。简短,却重若千钧。
岁月翻页,新中国的领海由此进一步巩固。琼州海峡早已成为经济大动脉,而当年那些木帆船的桅杆与沙滩上遗留的弹片,见证了渡海先遣的决绝。邓岳在1974年去世前回忆此战,对晚辈提到最多的不是自己,而是那位“劲草”——“要找人立传,先写写苟在松,他才配那句话:板荡识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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