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妻子来中国找郭沫若，郭避而不见，周恩来：欢迎你留在中国

一九四九年三月的清晨，北平城外的香山薄雾未散。周恩来在临时驻地收到一封电报，短短几句，却提到一个久违的名字——佐藤富子。那位在日本割舍家国、追随郭沫若漂泊半生的女子，正带着孩子在天津码头等待消息。周恩来放下电报，久久无语，往事仿佛潮水般涌来。

向前追溯三十三年，一九一六年的东京圣路加医院里，二十二岁的郭沫若第一次见到身着护士服的佐藤富子。那年春光正好，樱花碎落肩头。年轻的医学生鼓足勇气递上情书，纸上写着“见君如见圣母玛利亚”之类的热烈句子。对于多以含蓄示爱的日本社会，这封信可谓惊雷。富子却被打动，她说：“你的直率，让我心动。”这句短句后来被郭沫若珍藏多年。

同年冬天，富子不顾父母反对，背着行囊只身赶到冈山，和郭沫若同居。她把名字改成“安娜”，与未来的文学巨匠共度极其清寒的岁月。两只皮箱当桌，砖头代砚，郭沫若挑灯夜写《女神》；而安娜洗衣、做饭、哄孩子，兜里连一枚硬币都要掂量着花。朋友来访，总能看到小屋里挂着襁褓，火炉旁却空空荡荡。艰难，却有温度。

毕业那年，郭沫若决定携妻儿归国。军阀混战的中国并不太平，但他坚信要“在祖国的大地上写作和战斗”。广州、上海、武汉，行李箱一年比一年旧，孩子却一年比一年多。安娜的中文渐渐流利，偶尔还帮丈夫誊抄手稿，注音标点。她常说：“跟着你，再苦也值。”语气轻得像风，却压着整个家的重担。

一九二八年春天，郭沫若因通缉被迫重返日本，一家落脚千叶市川。此后十年，他潜心甲骨文与金文，学界屡有惊艳之论；她则在警视厅的冷眼中织补衣衫，照看五个孩子。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军警上门搜查，郭沫若却已提前两天登船返沪，全无只字片语留给家人。安娜被捕、拷问，松口时一句“我不知道”，换来几道鞭痕与短暂自由。

战争终结，她靠做杂工拉扯孩子。日子苦到极处，心里仍存一线希望——他会来接自己。直到一九四八年，香港《华商报》刊出郭沫若与于立群的合影，题为“文化巨擘再结连理”。沉默半晌后，安娜对长子郭和夫说：“我们去找他。”母子三人颠簸至香港，得到的却是“先生已成家”的冷淡回音。她拎着行李失魂落魄地站在弥敦道，街灯把影子拖得很长。

“对不起，富子。”有人劝她留下书信，转身离开。她没有责骂，只说了一句：“愿他平安。”随后，在党的关照下，她带着孩子北上。此时，筹备新中国的周恩来听闻内情后，亲自接见。总理的话语温和平稳：“你为中国付出多年，孩子们也是中国的未来，欢迎你们留下。”这是她离家三十余年后，第一次感到心安。

安顿在大连，安娜不再提往事。长子郭和夫后来进入中科院从事化学研究；次子郭博成了建筑师兼摄影家；三子郭复生在动物所做科研；小女儿郭淑瑀回日本任教，却常在讲台上介绍中国文学；幼子郭志鸿投身音乐教育。五个孩子生根发芽，似在替母亲兑现那句“把他们养大”。

一九七四年，八十岁的安娜短暂回到北海道，把祖宅变卖，了却旧缘。她说自己只是路过，心已属于黄河以北的土地。三年后，她终于在北京医院见到重病中的郭沫若。病榻前，昔日情侣默然相对。郭沫若微弱地挤出一句：“多谢你。”安娜只是点头，泪没落下。那是他们最后的相处时光。

翌年春，郭沫若病逝。讣告刊出时，安娜没有公开露面，只在家中燃了一支短香。家人问她难过吗，她答：“他的人生已写完，我的篇章还在续。”此后，她几乎与外界绝缘。偶尔有人来访，她总领到院门口，递上热茶，再婉拒采访。

一九八三年，她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她写信请辞，却被劝留下，“您的经历就是中日友好的活见证”。会场上，她一身素衣，话不多，只在小纸片上记满笔记。散会后，她习惯步行回宿舍，沿路张望北京的新建筑，像看着自己孩子长大。

安娜活到一九九四年夏，享年百岁有余。弥留之际，她让外孙女取出一个旧皮箱，里面是五百万元日元积蓄与那封一九一六年的情书。她嘱咐：“钱交给政府，信留给你们，当纪念。”翌日清晨，她安静离世。陪护的护士说，她最后的神情安恬，仿佛又看见了那年冈山的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