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宏没有沉默，勇敢发声

张文宏医生又发生了。

这次不是关于口罩，而是在香港的一个论坛上。

他说，在自己管理的医院里，他拒绝把AI引入医生的日常工作系统。你可以自己私下用，但不能在我的病例系统里用。

这话说得很直白，甚至有些“不近技术潮流”。他的理由简单而坚硬：只有当你的专业水平高于AI时，你才能驾驭它，才能识破它可能给出的虚假或错误信息。否则，你就会被AI牵着鼻子走，还自以为走在康庄大道上。

这话不只是说给医生听的。

上海交通广播报道了一件事，一位普通市民王女士，正为母亲遭遇的一场糟心事奔走。老人家里的方太燃气灶点火器出了点小毛病，本来百十来块钱就能修好。老人不想麻烦女儿，就像我们很多人习惯的那样，问了问自己常用的AI助手“豆包”：“方太官方维修电话是多少？”豆包很快回应，给了一个400开头的“全国24小时服务热线”。故事从这里开始急转直下。

上门的“王师傅”一脸严肃，指着灶里一块发黑的零件（后来证明那零件根本不属于这台灶具），警告说问题严重，有燃气泄漏爆炸风险，必须马上换新灶。

老人被吓得够呛，花1998元换了一台听都没听过的“蓝宝石兰焰”灶，旧灶还被师傅以“报废处理”为由直接带走。而那台被带走的方太原装灶，买的时候花了六千多。

事后王女士找到真正的方太官方，才知道真相：只是小故障。那个400电话，那个言之凿凿的“王师傅”，那个“发黑的零件”，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更让人无力的是，当你回头去找那个AI助手“豆包”理论时，它会平静地告诉你：它的用户协议里早已写明，不保证第三方内容的真实性。

你看，从顶尖医院的管理者到家里的老人，从生死攸关的医学诊断到日常生活的维修小事，“AI”这个词，正以一种我们或许还未完全清醒认识的姿态，嵌入生活里。

张文宏的拒绝与王女士母亲的被骗，看似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却像镜子两面，照出了同一个狰狞的轮廓：不是AI这项技术不靠谱，而是我们的AI应用太不靠谱了。

这种不靠谱，首先是一种“能力剥离”的幻觉。

张文宏医生说得透彻，他自己也用AI，因为他有足够的专业底子去判断、去筛选、去驾驭。AI对他来说，是一个强大的辅助计算器，而不是决策大脑。

问题就在于，现在有一股强大的潮流，正在试图把AI包装成、甚至直接当作“大脑”来售卖和使用。

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实习生，借助AI能瞬间生成一套听起来无比专业、数据详实的诊疗方案。

这方案他敢直接用吗？病人敢接受吗？

但诱惑就在这里：它让你产生了一种“我已经拥有了专家级能力”的幻觉。这种幻觉在写论文、做文案、生成报告时，后果或许是一堆垃圾信息；但当它侵入医疗、法律、金融、教育这些容错率极低的领域时，我们付出的将是无法挽回的真实代价。

这种不靠谱，更深层的是“责任真空”的陷阱。

王女士母亲的遭遇，是一个完美的案例解剖。AI助手给出了错误信息，导致了财产损失。

那么，谁该负责？

是那个编造虚假400电话并上传到网络的信息源头？是那个坑蒙拐骗的“王师傅”？还是那个抓取了虚假信息并将其作为“答案”整合反馈给你的AI平台？

现实是，源头难以追溯，骗子狡猾隐身，而AI平台则会搬出那份你从未仔细阅读过的用户协议，优雅地撇清一切关系：“信息仅供参考，请自行核实。”

这就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局面：我们因为信任“科技”的“中立”与“高效”而使用AI，但当我们因这份信任而受伤时，却发现面前空无一人。

没有主体，没有责任人，只有一行冰冷的免责声明。

当工具犯错的代价由使用者独自承担，而工具的制造者和赋能者却安然置身事外时，这不是进步，这是文明社会责任链条的一次可怕溃散。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不靠谱的AI，正在加剧社会固有的不平等。

张文宏医生有地位、有声誉，他的质疑能被听见，他的拒绝能被尊重。但如果是一个普通医生提出同样忧虑，声音很可能被淹没在“拥抱技术”、“效率至上”的宏大叙事里。同样，那些拥有“专家”、“院长”、“领导者”头衔的人，如果他们开始依赖AI生成报告、做出决策，他们的结论会因为其头顶的光环而被轻易采信，哪怕其中掺杂了AI的“幻觉”与“编造”。而一个勤恳的年轻人，即便他真正刻苦钻研，他的成果也可能因为“不够AI化”、“不够炫酷”而被低估。

AI本该是拉平信息鸿沟的工具，但在实际运行中，它可能正在固化甚至加剧一种新的不平等：话语权的不平等。有资源、有地位者滥用AI，其危害会被放大；无资源、无背景者依赖AI，则可能永远被困在信息茧房和低质量输出的循环里，正如那位国外教授对学生的怒吼：总用AI糊弄作业，你们将来可能只剩下去麦当劳打工！

那么，我们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需要的，或许是一次集体的清醒。我们要意识到，当前许多被打上“AI”标签的产品和服务，本质上是“尚未成熟的、有重大缺陷的、且权责关系模糊的技术应用”。它远未达到通用人工智能的层次，它更像一个记忆力超群但缺乏常识、有时会为讨好你而信口开河的快嘴伙计。

因此，张文宏的“拒绝”不是保守，而是一种珍贵的专业操守和负责精神。他把病人的安危，置于对时髦技术的无条件拥抱之上。这是一种标杆。在任何关乎重大利益的领域，治病、投资、司法、教育，我们都应该竖起这样一道闸门：人的最终判断和责任，必须牢牢掌握在合格的、有专业操守的人手中。AI可以辅助，但绝不能主导；可以参考，但绝不能盲从。

而对于日常层面，王女士母亲的教训则是一记响亮的警钟。它告诉我们，在这个信息愈发芜杂的时代，我们对任何便捷渠道获取的关键信息，尤其是来自AI整合的信息，都必须启动最基础的“不信任”验证程序：多方核对，查找官方信源，对夸张的警告保持警惕。这很累，但这正是技术泛滥时代保护自己必须付出的“智商税”。

说到底，技术本身没有善恶，但掌控技术的人有善恶。

我们期待的不是一个AI替代一切、人类躺平享福的未来。

我们期待的，是一个AI真正成为合格工具，由具有人性良知的人来驾驭的未来。

在那之前，对任何将AI奉为圭臬的喧嚣保持距离，这是我们对自己，也是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保护。

最后，说点实在的。我写这篇文章，不是否定技术，而是告诉大家真实的现状。

从现在起，对我们面前那个看似无所不能的“AI”，多一点审视，少一点盲从。这份审视，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而支持一个仍然愿意花费时间、调用思考、背负责任去写作的人，或许，就是守护这份智慧与勇气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