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两箭发射失利与20万颗卫星申请，脚踏实地才能追赶星链脚步

内容提要：

1月17日，长征三号乙和谷神星二号火箭发射失败，暴露中国航天瓶颈：发射规模小、可回收技术落后、成本高、民营经验不足。与SpaceX差距10-20年。实际能力决定申请20万颗卫星也难占位。箭星概念股靠小作文爆炒，真正进步需脚踏实地攻克技术难关，缩小与星链的差距。

虽然中国的火箭和卫星概念股在前几天一飞冲天，但股价的几个涨停板只要有几篇小作文和放个可能遥不可及的小目标即可。但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真正进步，还得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攻克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

1月17日周六，对于中国航天事业来说，绝对算得上是至暗时刻。对于投资箭星行业股票的股民而言，也是一场生动的技术普及与投资风险教育课。因为就在这一天，我们的火箭发射事业迎来了两次失败。

周六，新华社报道称，当天有分别属于国有和民营企业的两枚火箭发射失利，分别是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实践三十二号卫星，以及谷神星二号民营商业运载火箭。

首先是周六00:55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承载发射任务已经30年的火箭老将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发射了实践32号卫星，在发射升空过程中，三级飞行出现异常，最终导致任务失败。

该火箭型号非常成熟，已多次成功执行过航天发射任务，应属是我国航天发射中的老将了。这次搭载的卫星也非比寻常，实践系列的卫星本身就是属于探索新技术、新项目的航天体。所以我们在发射这款卫星的时候选用了比较成熟的火箭型号。恰好今年也是该款火箭飞行30年的一个时间节点，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栽了这么大的一个跟头，确实比较令人震惊、意外和可惜。

其次是周六中午12: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民营星河动力发射的谷神星2号遥一在发射升空之后，一级滑行段就出现了严重的故障，火箭飞行异常，偏离轨道直接砸向地面。

这家民间航空公司的谷神星2号火箭本身就命运多舛，去年9月份就想发射，但因技术问题被搁置。12月份再次计划发射，最终又因种种原因取消。好不容易等到今年1月份，没想到升空之后直接出现了这样严重的事故！从周六的发射失误来看，可以推断这款火箭至少从去年9月份开始就一直存在未公开的问题。

虽然航天发射这项事业并不是100%的成功，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了巨大的风险，但在同一天的时间里，国家队和民间队发射火箭双双失利，还是挺令人失望的。与投资者的期望相比，自然还存在较大的鸿沟。

一、一天两火箭发射失利的具体原因虽在排查，但必须承认，我们的运载火箭在规模与可回收技术上与美国存在核心代差。

包含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的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承担着中国大部分的高轨道航天器发射任务，是发射次数多、成功率高的“劳模”。

而在去年12月，处于上市筹备阶段的蓝箭航天旗下朱雀三号可回收运载火箭首飞成功，但子级火箭回收失败；中国第二款可重复使用火箭长征十二号甲首飞成功，但其第一节火箭回收任务也失败了。而马斯克的星链公司在10年前已经成功实现了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回收业务。

由此可见，在当前航天板块中，火箭发射环节依然是明显的瓶颈和关键制约因素。具体困境可能包括：

第一，可用火箭总供给量较低；

第二，单箭的运力不足；

第三，由于缺乏可回收火箭的成熟技术，卫星发射的运力成本较高。第四，民营火箭企业发射经验依旧不足，发射成功率和长征系列仍有较大差距。

第五，即使长征系列火箭，也可能存在设计过时、制造设备老化和发射稳定性不足等问题，与星链对比依然存在明显的代差。

从发射规模看，2025年美国约193次，其中SpaceX约165次；我国约92次，其中民营23次。美国火箭商业发射载荷占比超80%，我国不到10%；美国运载能力约为我国的10倍以上。

从可回收技术看，SpaceX猎鹰9号回收成功率超91%，一级可复用超15次，最高32次；我们的朱雀三号等处于试验阶段，尚未实现稳定的入轨回收。

从发射成本看，猎鹰9号回收发射成本约每公斤0.87万元；我国主流成本为每公斤2.8-10万元，差距3-12倍。

二、向国际电信联盟申请发射卫星的数量，与人家能够批准的数量和我们能够实现的入轨数量，毫无关系。

不过，中国的箭星技术，最大的差距其实还不是火箭制造、火箭发射与火箭回收环节。虽然我们一口气申请了20万颗大型非地球同步卫星网络，不少人写小作文将之荒唐地解读为占地盘，甚至以此得出我们将在卫星网络上遥遥领先的结论。但实际上，申请多少颗卫星，其实与我们的星座规模与在轨卫星运营没有一毛钱关系。

的确，我们已向国际电信联盟（ITU）提交了两份关于大型非地球同步卫星网络的申请。根据联盟“收到的”数据库中发布的文件，这些文件于2025年12月底提交给ITU，编号为CTC—1和CTC-2，分别涵盖3660个轨道平面上的96714颗卫星。

虽然这两项数据共同构成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星座申报之一，凸显了围绕轨道和频谱资源日益激烈的竞争。但小作文和我们的新闻报道都仅强调了申请20万颗卫星，全都忽略了谁都可以申请，但申请不等于审批这一客观事实。

根据ITU的规则，CTC-1和CTC-2是拟议NGSO卫星网络的早期ITU监管文件，提供优先日期，但不构成卫星部署授权。因此这些申请尚未被ITU审查，目前也无监管资格。这些申请仅能表明我国有意在国家授权前提下，获得两个星座的频谱和轨道优先权。但能否实现这个目的，接下来还将由ITU的无线通信局进行技术审查，并可能收到其他管理机构的异议或协调请求。

而截至1月15日，三郎从ITU查询到的信息，我们进一步提交的可供ITU审查的资料，是中国卫星通信计划将24颗卫星送入中地球轨道，作为更广泛的架构与近地轨道星座项目相关联，同时中国移动将发射两颗星座，各144颗卫星和2520颗卫星。商业公司银河空间也提交了91颗卫星星座的计划。这意味着，我们虽然提交了20万颗卫星的占位申请，但仅提交了其中2779颗卫星的下一步审查的资料。

而SpaceX最初提交的文件申请中，Starlink最多包含约12000颗卫星，后来在申请中扩展至约42000颗，这42000颗卫星，SpaceX都提交了继续审查的资料，因此才获得了审批。

为什么我们申报了20万颗但只提供了其中2779颗的审批资料呢？因为按照ITU的规则，申请下来后必须7年内发射首颗卫星、9年内完成10%、12年内完成一半、14年内全部发完。20万颗14年发射完毕，每年要发射14285颗。而去年我国发射了92次卫星合计300颗，创下历史纪录。按此计算，我们每年的发射能力要提高48倍。很显然至少10年内我们可能都无法达到。

能不能将20万颗卫星申请数量作为衡量我们箭星的技术能力呢？显然不能。因为非洲国家卢旺达在2021年底也向ITU申报了33.7万颗卫星计划，比我们的20万颗多了50%。总不能因此说卢旺达的箭星技术遥遥领先吧？

反过来，星链的申请数量虽然只有42000颗，但人家2025年发射了170次火箭，送入3190颗卫星。这个能力14年可送44660颗卫星入轨，人家不来虚的，有多大能力就实打实地申请多少。

三、在卫星与应用技术上，在箭星产业链与应用生态上，我们存在极大的差距。

目前，星链在低轨星座部署了近9500颗卫星，星网处于成熟的商业运用阶段；我国“吉林一号”仅144颗、星网处于起步状态；美国激光通信终端过万且商用，中国尚处量产初期 。

在规模能力方面，美国卫星批量制造与成本控制领先；我国银河航天、长光卫星等提升显著，但在芯片、相控阵等核心器件仍存明显瓶颈。

在星网应用生态方面，美国在宽带接入、遥感、导航等商业化十分成熟；我国依托“星网”与大市场，仅在天基测控等细分领域有所运用。

在箭星供应链方面，在SpaceX的垂直整合下，美国形成高度协同的商业航天供应链；我国“国家队+民营”并行，民营在核心元器件、发动机推重比等方面仍有短板 。最关键的是，国家队和民营队，难以整合。

在政策与试错方面，美国NASA与军方订单牵引、拥有成熟的试错与包容文化；我国政策支持虽然加强，但民营企业试错空间有限。

在市场需求方面，我们存在先天不足。这是一个箭星产业发展最关键的变量，但至今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目前在国内，我们的地面移动网络进村入户，这是地面无线网络的优势，却是星网的劣势。在国外，市场基本被星链垄断，我们很难切入。

总体而言，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箭星行业，差距客观存在。中美商业航天差距集中在发射规模、可回收与成本、卫星组网、供应链与资本生态，整体约10-20年。虽然并非不可逾越，但追赶过程不依靠口号，也不依靠自嗨，更不靠画大饼。主要依靠脚踏实地。唯有如此，才能不断追赶，缩小差距。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