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个爱国主义者。”
这是周总理对“和平将军”张治中的评价。不得不说,张治中的一生真是跌宕起伏,不过,他始终都没有与共产党打过仗,后来在国民党败逃台湾的时候,他也成了老蒋的“八大金刚”中唯一一位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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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张治中为什么留下来,他后来又经历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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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张治中出生在安徽的一个农户家庭。家里薄田几亩,全靠父亲做篾匠、母亲操持家务勉强糊口。日子过得紧巴巴,可父母却认准了“读书改变命运”的理,勒紧裤腰带送他进了私塾。
小张治中没辜负这份苦心,读书格外用功。别的孩子背课文磕磕绊绊,他却能连带着晦涩的注释一字不差地记下来。
14岁那年,科举还没废除,他揣着一腔热血去赶考,结果名落孙山。恰逢家里实在供不起了,他只好放下书本,踏上了颠沛流离的谋生路。
在丰乐河镇的吕德盛商店当学徒时,他天不亮就得起床扫地、记账、伺候掌柜,脏活累活全揽在身上;后来去扬州盐务缉私营当备补兵,又辗转到安庆巡警局做警察,好不容易进了巡警教练所,熬了几个月才熬成正式警员。
那段底层生涯,是张治中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记忆。
他亲眼看着苛捐杂税把百姓压得喘不过气,看着洋人在街头横行霸道,看着官府对穷苦人颐指气使。一颗“要改变这世道”的种子,就这样悄悄在他心里扎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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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的炮火划破长夜。张治中在报纸上看到上海光复的消息,当即收拾好简单的行囊,一路辗转跑到上海,加入了学生军。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跟着部队来到南京,被编入陆军入伍生团。从武昌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科,他一步一个脚印,把一身军事本领练得扎扎实实。
1916年,从保定军校毕业的张治中,被分配到安徽“安武军”见习。可没待多久,他就遇上了糟心事:安徽督军倪嗣冲要带着部队北上,帮段祺瑞解散国会。
这明显是违背民意的勾当,张治中骨子里的正气不允许自己同流合污。他二话不说,收拾行李离开安徽,一路南下奔赴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发起的护国运动。
在驻粤滇军里,他从上尉差遣做起,跟着部队南征北战,靠着实打实的战功,一步步当上了营长。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的日子,让他更坚定了“军人当保家卫国”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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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滇军在潮州被桂军缴械,他被送到上海,之后又应同学邀请去川军任职,却在部队叛乱中险些丧命,最后装成伤兵才侥幸逃脱,狼狈地回到老家养病。
1922年,张治中辗转来到上海,考进了上海大学。在这里,他不仅学俄文、补英文,更接触到了进步思想。课堂上的新思潮,街头巷尾的爱国呼声,让他的眼界豁然开朗,原来救国救民,不只有扛枪打仗这一条路。
次年,朋友的一封邀请信,让他再次踏上前往广州的路。他先在靖国桂军总司令部当参谋,后来又去虎门帮忙筹建桂军军官学校,做起了大队长。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黄埔军校的筹建提上了日程,经保定军校的推荐,张治中与这所改变他一生的军校,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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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张治中正式走进黄埔军校的大门,出任第三期入伍生纵队上校副总队长,没多久又代理总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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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埔的日子里,他身兼数职,军事委员会航空局局长、航空学校校长、第二师参谋长……可在众多头衔里,他最看重的,还是和周总理等共产党人的合作。
那时候的黄埔军校,国共两党携手办学,氛围热烈又融洽。张治中看着周总理等共产党人一心为国、作风正派的样子,打心底里敬佩。
他主动找到周总理,提出了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只可惜,当时国共两党有约定,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这件事只能作罢。但这并没有影响张治中和共产党人的友谊。
这份情谊,一守就是一辈子。
蒋介石对张治中十分赏识。从黄埔时期开始,两人合作了20多年,张治中始终是蒋介石信任的军政要员之一。可即便深得器重,张治中却有着自己的底线:绝不参与内战。
在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将领们大多忙着“剿共”扩张势力,张治中却一次次主动交出兵权。他先后4次带兵打仗,要么是抗击军阀,要么是抵御外侮,唯独没和共产党打过一次仗。
每次战事结束,别人抢着攥紧兵权不放,他却二话不说,转身就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当教育长,安心教书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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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好几次想让他继续带兵,都被他婉言谢绝。在那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这份不恋权位的清醒,显得格外难得。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突袭上海,十九路军浴血奋战,战况危急。远在南京的张治中急得彻夜难眠,他主动找到蒋介石请战:“如果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
很快,他被任命为陆军第五军军长,兼任第八十七师师长和左翼指挥官。出征前,他甚至写下了遗书,抱着以身许国的决心,带着部队奔赴前线。
在江湾北端到吴淞西端的防线上,他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士兵们看着指挥官和自己并肩冲锋,士气大振,硬是和装备精良的日军血战了数月之久。
虽然部队伤亡惨重,却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抵御外侮的决心。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张治中出任京沪警备司令长官。“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他又担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带着部队在张华浜、川沙口等地与日军殊死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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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当时国民党内部弥漫着消极抗战的情绪,蒋介石一心指望国际调停,导致前线作战处处受制。
从9月11日起,中国军队被迫从进攻转为防守。张治中看着战局一步步恶化,和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满心愤懑之下,他在9月22日向大本营递交了辞呈。
这年11月,张治中调任湖南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一到湖南,他就提出“建设一个新时代的湖南”的目标,把“廉正勤勇”定为省训。
他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缓解伤兵安置难题,规范兵役征调,打击土匪作乱,湖南的社会秩序渐渐稳定下来,老百姓对这位办实事的省主席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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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命运却又一次给了张治中一记重击。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湖南从抗战后方变成了前线。11月上旬,岳州失守,日军兵锋直指长沙。12日上午,张治中收到了蒋介石的电报,电报里冷冰冰地写着:如果长沙守不住,就把全城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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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令如山,张治中纵然满心不忍,也只能下令让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保安处长徐权安排焚城事宜。
可谁也没想到,负责放火的保安第二团官兵,竟然没等正式命令,就在13日凌晨擅自点燃了大火。熊熊烈焰吞噬了整座长沙城,无数百姓葬身火海,千年古城化为一片焦土。
这场“长沙大火”震惊全国,蒋介石为了平息民愤,把酆悌等人当作替罪羊枪决,张治中也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心灰意冷的他,没多久就辞去了湖南省主席的职务,黯然前往重庆。
1939年3月,张治中被调到蒋介石身边,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主管军事,成了蒋介石的近臣,能参与最高军事机密。
1940年9月,他又接替陈诚,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书记长。
在蒋介石的一众手下里,张治中是少有的敢说真话的人。20多年的合作生涯里,不管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问题,只要他觉得不对,就敢当面和蒋介石争辩,有时候甚至会争得面红耳赤。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他更是写下万言书,直言蒋介石处理中共问题的方式有误,苦劝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和共产党继续合作抗日。只可惜,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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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都盼着能过上太平日子。张治中更是忙前忙后,一边在主和派人士中奔走,一边苦劝蒋介石恢复国共和谈。在各方压力下,蒋介石终于松口,电邀毛主席前往重庆谈判。
8月27日,张治中和赫尔利乘坐专机抵达延安。第2天,他陪着毛主席、周总理、王若飞等人飞往重庆。
谈判期间,他尽心尽力斡旋,为双方沟通牵线搭桥。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他特意把自己的官邸桂园让出来,还调来了家乡的宪兵队负责守卫。
10月10日,经过43天的艰难谈判,国共双方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11月,张治中又亲自乘坐专机,护送毛主席回到延安。
临行前,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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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张治中代表国民党参加军调处三人小组,依然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3月,他调任西北行营主任,管辖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还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在新疆任职期间,他致力于维护民族团结,严惩贪污腐败,免除农牧税,为当地百姓做了不少实事。
1948年夏天,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
张治中看着满目疮痍的国土,心急如焚,他明知大势已去,却还是最后一次向蒋介石进言,劝他停止内战,可惜依旧没能打动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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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1日,张治中以国民党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飞去了北平,与中共代表团进行谈判。
经过半个月的协商,双方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可南京政府却断然拒绝签字,和谈宣告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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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失败后,张治中原本打算返回南京复命,周总理得知后,立即赶去劝告、挽留他:“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现在不能再对不起你。”
周总理还告诉他,中共已经派人把他的家人从上海接到了北平,让他放心。看着妻儿平安出现在眼前,这位硬汉忍不住红了眼眶。他终于下定决心,留在北平。
消息传到广州,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不仅发表文章辱骂他,还开除了他的党籍。张治中愤而发表文章,公开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
新中国成立之后,张治中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949年9月,他受毛主席、周总理嘱托,接连给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省主席包尔汉发电报,劝他们认清形势。在他的努力下,新疆最终实现和平解放,避免了一场战火浩劫。
此后的日子里,张治中始终心系祖国统一大业,他撰写文章,呼吁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回到祖国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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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他也遭到了不公对待,不过幸好有周总理出面保护,才让他躲过一劫。即便身处困境,他依然不忘为国分忧,曾写信给毛主席,为遭受迫害的干部们仗义执言。
1969年4月6日,这位为和平奔走了一生的将军,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79岁。
回望张治中的一生,他出身贫寒,却靠着勤学苦干闯出一片天地;他身居高位,却始终清正廉洁,不谋私利;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却始终与共产党赤诚相待,坚守民族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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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没有选择随波逐流,而是用一生践行了“和平”二字的重量,他值得后辈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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