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升职那天,我正在阳台晾衣服。那件灰色毛衣洗得有点薄,袖口起了毛,我还是照旧把它抻平,夹好。手机在客厅震动,他在电话里说,晚上要请领导吃饭,不回家。我“哦”了一声,继续晾衣服。那时我还不知道,这次升职,真正被晾在一边的,是我。
变化很快,也很细碎。先是他说我衣服颜色太旧,看着没精神。后来干脆在商场里停下脚步,站在灯光下打量我,说你现在这样,跟我同事太太坐一桌,会让人误会我混得不好。我记得那天我穿的是结婚时买的外套,料子不贵,但剪裁很好。我突然觉得它沉得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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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开始出入写字楼的高层会议室,名片上多了一行英文头衔。他的世界在往上走,而我站在原地,看起来像一道不合时宜的背景。他给我一张卡,说去买几身像样的衣服。我接过来,没有说谢谢,也没有拒绝。只是那天晚上,我把卡放进抽屉,和一些旧照片放在一起。
我们吵过一次。起因很小,他要带我去参加公司的酒会,我穿了条黑色连衣裙,他看了一眼,说太素。我反问他,素不好吗。他皱眉,说不是不好,是不合适。我忽然明白,在他的语境里,合适等于体面,体面等于成功,而我,正好站在那条等式之外。
那段时间,我学会了提前吃晚饭。等他回家时,身上带着酒气和陌生的香水味,我已经洗完澡,坐在床头看书。他偶尔会说几句公司的事,语气里带着一种我插不上话的兴奋。我听着,像听一段与己无关的新闻。
事情出在一个周二的下午。我正在菜市场挑鱼,他打来电话,声音低得不像他,说公司出事了。我没多问,只说晚上做你爱吃的红烧肉。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像是突然想起什么,轻声说,好。
他回来得很早,西装没脱,领带歪着。那件他嫌弃我旧的外套,正挂在门口。我第一次看见他那样坐在沙发上,背有点塌,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他说项目被查,部门要重组,他的位置悬了。我给他倒了杯水,他接过去,手在抖。
饭桌上,他忽然说,对不起。我夹菜的手停了一下,又继续。他解释得很急,说最近压力大,说不是故意看轻我。我听着,没有反驳,也没有安慰。那些话来得太晚,像退潮后才出现的礁石,已经没法再让船靠岸。
后来他真的闲了下来。开始陪我去超市,嫌鱼不新鲜,会认真和摊主讨价还价。有一天他指着我那件灰毛衣,说其实挺暖和的。我看了他一眼,没接话。衣服暖不暖,我一直知道,只是他现在才感觉到冷。
公司最终没挺过去。他再找工作时,西装换得勤,神情却没了从前的锐气。他会在晚上问我意见,我有时说,有时不说。我们之间多了一种小心翼翼,像重新认识。
我没有把抽屉里的卡拿出来。旧衣服还在穿,有的起了球,我就慢慢剪掉。生活并没有因为他的低头而变得戏剧性地好起来,只是回到了一个相对真实的位置。
有一天晚上,他看着我整理衣柜,忽然说,其实你一直这样,我以前怎么没看见。我笑了一下,没有回答。有些东西,看见与否,从来不是因为它变了。只是人,走了一圈,才肯承认自己曾经看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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