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课丨博主摆拍视频污名化成都男性群体被刑拘，律师争论：该“宽容”还是“严惩”？

近日，四川成都警方连续处理两名“以摆拍视频污名化成都男性群体”的网络博主，一名四川宜宾博主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另一名山东枣庄博主被行政拘留。随即，这两则警情通报在网上引发热议。

1月18日，对此，有律师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有律师认为，四川宜宾博主组织摆拍“吸阳气”视频的行为可以批评教育，但未必违法，成都警方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理由略显牵强；也有律师认为，当网络内容明显脱离事实基础，并对公共认知和社会秩序造成持续扰动时，其性质就已经从“表达”滑向了“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起案件的价值，并不止于回应一次具体争议，而在于向外界释放一个清晰信号：无论披着何种议题外衣，只要以虚假叙事作为流量杠杆，终将回到法律的规制范围内。

摆拍视频污名化成都男性群体，两名网络博主被追责

据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1月17日通报：该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有网络博主发布疑似虚假视频抹黑成都，随即展开取证。经查，犯罪嫌疑人齐某，男，25岁，宜宾珙县人，系某传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自2025年12月以来，齐某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并为后续直播带货牟利做准备，组织摆拍含有“吸阳气”等虚假情节的视频，刻意关联成都，恶意将剧情影射至污名化成都男性群体，蓄意制造地域和群体标签。相关视频传播量巨大，引发大量不实解读，严重扰乱网络秩序，破坏公序良俗，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该局通报认为，齐某的行为已涉嫌寻衅滋事罪，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依法关停其相关网络账号，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澎湃新闻注意到，1月16日，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也通报一起网络寻衅滋事案件的查处结果，涉事男子同样因编造虚假视频恶意关联成都，被依法行政拘留。

通报显示，该局近日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有人通过某网络平台发布疑似抹黑成都的视频，警方随即迅速展开调查取证。经查，涉事人员孙某政，男，23岁，山东枣庄市人。其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故意在个人网络账号中以所谓“同性恋身份”为噱头，恶意关联成都，编造并剪辑发布虚假视频。孙某政本人陈述，其明知该行为会误导公众，仍蓄意制造话题、博取眼球。

通报指出，相关视频引发大量不实解读，严重扰乱网络秩序，破坏公序良俗，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孙某政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律师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应该宽容，有人认为该追责

这两则通报在网上引发关注，有人支持成都警方做法；也有人认为，如果认定为刑事犯罪，处罚明显过重。

1月18日，重庆百君（成都）律师事务所王万琼律师告诉澎湃新闻，她没有看到原视频，但单从成都警方通报内容来看，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分局对宜宾博主齐某的追责明显过重。王万琼认为，视频剧情为“影射至污名化成都男性群体”，这意味着视频内容本身没有直接污蔑、损毁成都这种城市，或某群体，并给针对具体个人或对象，这应该属于言论失当，批评教育即可。

王万琼表示，警方以“蓄意制造地域和群体标签、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作为追究齐某刑事责任的理由，但对照刑法中寻衅滋事罪的相关条文，仅从通报内容来看，无法明确齐某的行为符合哪一项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寻衅滋事情形，该罪名认定难以成立。

王万琼认为，齐某的视频并未直接抹黑成都、攻击成都男性群体，即便有相关表述，也应属于个人观点范畴，受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保护；其次，短视频博主发布视频以博取关注、流量并为后续直播带货做准备，是行业常见行为，不能以此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所需的主观故意。而且成都是一直以开放包容为标签的城市，不应因出现刺耳、尖锐甚至错误的声音，就动辄动用刑事手段压制，这种做法反而会严重损害成都的城市形象，相信广大成都男性群体也不会认同。

此外，寻衅滋事罪在法律界、律师界素有“口袋罪”的共识，其适用需格外审慎。通报中未公开原视频，公众无法知晓具体内容，若警方认为视频存在不实信息或损害城市形象，完全可通过更温和的方式解决——如向平台投诉要求下架、与当事人交涉，即便需处罚，行政拘留也已足够，无需直接上升到刑事处罚层面。

不过，四川鼎尺律师事务所律师万淼焱对这两起通报事件有不同看法。1月18日，她告诉澎湃新闻，虽然看起来是对把成都贴上“性少数”噱头来作为流量素材被打击的事件，但实质上，是近年来一种常见的网络流量套利模式必然翻车的缩影。在这一套模式中，有时是把城市与刻板印象的捆绑，有时是弱势群体与极端叙事的叠加，有时则是公共事件被强行导向对立框架。

无论包装为何种议题，其底层逻辑始终一致：以简化现实换取情绪动员，以制造误解换取传播效率。

正因如此，成都警方依法介入，针对的并非某一具体标签本身，而是这套已高度成熟、并不断外溢的流量玩法。当网络内容明显脱离事实基础，并对公共认知和社会秩序造成持续扰动时，其性质就已经从“表达”滑向了“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起案件的价值，并不止于回应一次具体争议，而在于向外界释放一个清晰信号：无论披着何种议题外衣，只要以虚假叙事作为流量杠杆，终将回到法律的规制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