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上班脑出血,医生劝48小时内放弃,儿子：为赔偿拔管我下不去手

“他生我养我二十多年，让我为了赔偿拔管子？我做不到！”一男子因保安父亲上班脑出血，面对医生48小时内放弃治疗可认定工伤的劝告，他红着眼眶喊出了这句话，却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弦，也撕开了《工伤保险条例》“48小时条款”的争议伤疤。

2024年11月1日早上八点半，广东东莞一个工业园门口的执勤岗亭里，51岁的保安蒋本武突然倒下。同事叫了120，他被送到了医院。

医生一看CT，出血量62毫升，脑干已经受损，直接说“没救了”。当天下午，家属就被通知人处于深度昏迷，瞳孔散大，对光没反应，连穿刺都不动一下。从那时起，他的命就靠呼吸机吊着。心跳还在，血压靠药撑，但脑子早就没动静了。

医院在11月2日下午明确说，已经脑死亡，建议放弃治疗。随后家属被叫到一旁。医生没有回避现实，只是如实告知：“48小时内放弃治疗，能认定工伤，能赔一笔钱。”这句话不像建议，更像一条提醒。

家属不想放弃，毕竟是亲爹，儿子蒋海说：“我爸省吃俭用供我读书，怎么能为了钱放弃他？我做不到看着他还有口气时就拔呼吸机管子，我下不去手！”

他们在ICU撑了12天，花了好几万。到11月13日晚上，实在扛不下去了，租了救护车往老家湖北送。第二天早上十点零八分，车刚到家，撤掉呼吸机不到二十分钟，人就走了。

当地卫生院开了死亡证明，写的是“脑出血并发脑疝”，时间是2024年11月14日10:18。

蒋本武所在的公司早在11月6号就申请了工伤认定。可人社局看了材料后说，人死的时间超过了48小时，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规定，因此不予认定工伤。意思是，虽然老蒋是在上班时间、岗位上发病的，可就是这多活了的那几天，让他拿不到工伤赔偿。

蒋海等家属不服：“我知道有人为了拿赔偿，在48小时内主动放弃治疗……但我做不到。难道孝顺，反而成了‘错误’？”于是将人社局告到了法院。

2025年10月9日，案子在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开庭。到现在2026年1月，判决还没下来。蒋海他们想争的是：人其实在48小时内就已经医学上判定为不可逆的脑死亡，只是机器维持着心跳。这种情况下，凭什么不算工伤？

律师也说，医院病历里写得很清楚，11月2日早上脱开呼吸机一分钟，胸廓不动，棉絮也不飘，瞳孔全散，GCS评分只有3分，这是典型的脑死亡表现。医院后来也出了说明，证实从那天起一直到出院，状态一点没变。但问题是，医院没做正式的脑死亡鉴定，也没出报告。

人社局那边就坚持一条：法律认的是死亡证明上的时间，不认医生口头说的“脑死亡”。《民法典》写着，死亡时间以证明为准。既然死亡证明写的是11月14日，那就超时了，没法认。

公司倒是站家属这边。他们提交了监控、考勤和医疗记录，证明老蒋确实在岗上发病。公司也说，家属愿意继续救，是人之常情，不能因为这个就不给工伤。

但人社局确实有难处。他们怕开了口子以后，有人故意拖着不拔管，等着拿赔偿。制度设计初衷是防止滥用，可现在反而卡住了最老实的人。

蒋海说，他早知道有48小时这条规定。医生当时也劝他，如果放弃，大概率能认定工伤。但他下不去手。那会儿他爸还有心跳，身上插着管，他没法跟自己说“算了”。

这并非孤例。

近年来，多地频发类似争议：劳动者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家属基于亲情延续救治，却因超48小时与工伤认定失之交臂。蒋本武案的核心争议，直指脑死亡医学判定与法律死亡标准的错位，以及工伤认定48小时条款与伦理情感的碰撞。

病历显示，蒋本武在发病48小时内已深度昏迷、无自主呼吸，需靠药物维持血压，医生明确表示“无继续抢救意义”，符合医学共识：脑疝、双侧瞳孔散大基本等于不可逆脑死亡。但我国法律以心跳停止为死亡判定标准，且脑死亡认定程序严苛，医院未出具相关诊断。人社局据此以“超48小时”为由，驳回工伤认定申请。

庭审中，律师指出，48小时条款的立法本意是保障劳动者权益，而非逼迫家属在亲情与赔偿间做抉择。事实上，多地已有判例支持“48小时内无救治意义，家属延续治疗后死亡视同工伤”，彰显了司法对伦理的体恤。

蒋海的一句“我做不到为了赔偿拔管子”，道尽无数家属的两难。当医疗技术能靠设备延续生命体征，当法律条文遭遇朴素亲情，机械适用48小时大限，无疑是对人性的考验。工伤认定的初衷是兜底劳动者权益，而非制造“救则无赔偿，弃则有保障”的道德困境。

真正的文明社会，从来不该让尽孝者寒心。希望这场争议能推动制度完善，修改48小时条款，让工伤认定回归“与工作相关性”的核心标准，以医学标准为准绳，以人伦底线为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