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和姑家相距100多里，每次去拜年，姑父都把他家的大门锁起来

（一）

我们老家有句话：“正月里，走亲戚，走到二月也不急。”可我家和姑家这一百多里路，却总觉得格外漫长。

姑家在邻县，一个叫“柳树屯”的村子。路是早些年修的柏油路，不少地方已经坑坑洼洼。父亲那辆旧桑塔纳，每年正月初二，准时载着我们一家，吭哧吭哧地爬过这道“年关”。车厢里塞满了年货：母亲炸的麻花、城里的糕点、两瓶不算贵但包装体面的酒。东西在座椅间晃荡，就像我心里那份一年一度、既期盼又有些微怯的心情。

期盼，是姑做的饭，特别是那碗炝锅面，滚烫，油星儿亮晶晶的，是别处没有的滋味。怯，是因为姑父。

准确地说，是因为姑父的那把锁。

（二）

记忆里最早一次，我大概七八岁。车刚拐进屯子，老远就看见姑家那排红砖房。院子宽敞，院墙不高。车子还没停稳，我就摇下车窗，扯着嗓子喊：“姑！我们来了！”

姑姑系着围裙，从屋里小跑出来，脸上笑开了花，手在围裙上急急地擦着。可几乎同时，姑父也从屋里出来了。他不慌不忙，手里拿着一把黑乎乎、沉甸甸的老式挂锁。他比姑姑高大半个头，脸庞黝黑，话不多，见了我们，只是点点头，喉咙里含糊地“嗯”一声，算是打过招呼。然后，就在我们全家下车，姑姑迎上来拉我们手的当口，他径直走向那两扇漆色斑驳的绿色铁皮大门。

“哐当”一声，门合上了。

“咔嚓”，锁舌弹进锁孔。

他把那把大锁，稳稳地扣在了门鼻儿上。钥匙拔下来，塞进他深蓝色的旧棉袄口袋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沉默专注，仿佛在进行一项庄严的仪式，与周围的寒暄热闹格格不入。

我愣住了，仰头看母亲。母亲脸上掠过一丝极快的不自然，随即又堆满笑，去拉姑姑的手。父亲则只是“嘿”地笑了一声，拍拍姑父的肩：“老张，还是你这门神当得严实。”

姑父搓搓手，又“嗯”了一声，脸上似乎有点笑意，但看不真切。

（三）

那顿年饭，照例是丰盛而热闹的。姑姑不停夹菜，问长问短。姑父话少，只是闷头喝酒，偶尔被父亲问到，才简短回答几句。屋里的炉火烧得旺，玻璃窗上蒙着一层厚厚的水汽。我和表哥表姐溜下桌，想跑到院子里放炮。

刚跑到屋门口，就被姑父叫住了。

“外边冷。”他说，语气没商量，“就在屋门口看看得了。”

我们扒着门框，眼巴巴看着院子里厚厚的、没人踩过的雪。那两扇锁住的大门，把整个热闹的世界都关在了外面，也把我们想撒欢的劲儿，堵在了门里。

后来，一年，两年……年年如此。车到，人下，姑父锁门。成了铁打的流程。

我曾小声问母亲：“妈，姑父是不是不欢迎咱们？为啥一来就锁门？防贼也没这么防的吧？咱们又不是贼。”

母亲总是轻轻拍我一下：“小孩子家，别瞎说。你姑父就那人，心眼实。”

心眼实？实到非把亲戚锁在院里？我越发不懂。

表哥表姐似乎早已习惯。有一年，我偷偷问表哥：“大舅（我姑父）老锁门，为啥？”

表哥正鼓捣一个旧收音机，头也不抬：“我爸？他就那样。怕你们城里来的不习惯，跑出去，屯子大，狗多，沟沟坎坎的，再磕着碰着。”

这理由，听起来像那么回事，又总觉得不太是滋味。仿佛我们成了需要特别看管的“易碎品”。

（四）

真正让我心里结了个疙瘩的，是我上高中那一年。

那年腊月，奶奶病了，病得重。姑姑提前来城里照顾了半个月，直到奶奶病情稳定。那段时间，姑父一个人在家。听姑姑在电话里叹气：“你姑父那个人，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我不在家，他能把日子过倒退回去，估计天天就是面条就咸菜。”

年前奶奶出院了，姑姑急着回去张罗年。临走，母亲塞了很多吃的用的，让她带回去。

初二我们去拜年。或许是前阵子奶奶生病，两家走动更勤了些，我心里那点对锁门的芥蒂似乎淡了，甚至有点期待见到姑父——想看看这个沉默的男人，把日子过成了什么样。

车进屯子，景象依旧。远远看见姑父已经站在门口了，还是那身深蓝棉袄，手里攥着那把熟悉的锁。

车子停下。姑姑迎出来，气色比在城里时好了很多。我们寒暄，搬东西。就在这一片忙乱和亲热中，姑父又一次，平静地走到大门边。

“哐当——咔嚓。”

那声音，在冬日清冷的空气里，格外刺耳。像一根小针，把我心里那点刚刚暖起来的、关于“亲近”的泡沫，轻轻扎破了。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很委屈，很烦躁。一种不被信任、被划清界限的屈辱感，混着少年人特有的敏感自尊，冲了上来。我低着头，快步走进屋，整个吃饭过程都闷闷的。姑姑以为我路上累了，不住给我夹菜。姑父似乎看了我一眼，又似乎没有。他还是老样子，沉默地喝酒，偶尔应和两句父亲的闲谈。

我看着他被劣质烟熏得焦黄的手指，看着他不怎么抬起的、有些浑浊的眼睛，心里那个疑问膨胀到几乎要爆炸：到底为什么？一年就见这一两回，至于像防贼一样吗？我们这一百多里路，顶着风冒着雪赶来，就为了被你这把锁“哐当”一下关起来？

（五）

这个结，在我心里藏了好几年，直到我工作后，一次和父亲喝酒，才无意间解开。

那年我已在外地安家，过年回来，照例全家去柳树屯。流程依旧，锁门依旧。只是我长大了，那声“咔嚓”不再让我刺痛，只剩下麻木的习以为常。

晚上回家路上，我开着车。父亲坐在副驾，大概是喝了点酒，话比平时多。聊着聊着，又聊到了姑父。

“你姑父那个人啊，”父亲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黑黝黝的田野，叹了口气，“这辈子，太独，也太苦。”

我嗯了一声，没接话，等着下文。

“他年轻时，家里成分不好，受尽白眼。后来好不容易娶了你姑，有了家，就守着那几亩地、那个院子，当成命根子。他没啥大本事，也走不出去，就觉得把门关严实了，屋里的人、屋里的东西就都是安全的。”父亲顿了顿，“他不是防你们。他是……他是觉得，这门一锁，咱们这一大家子，就都在他这个院子里了，暖和，安全，谁也进不来打扰。外头的风啊雪啊，沟啊坎啊，狗啊，闲话啊，都跟咱们没关系了。他那是……用他的法子，在护着呢。”

车里忽然安静下来，只有发动机的低鸣。

父亲点了支烟，幽幽地说：“你以为他年年准备那些好酒好菜容易？你姑偷偷跟我们说，为了咱们去，他腊月里就开始张罗，赶集挑最好的肉，鱼要活蹦乱跳的，蘑菇要野生的……他嘴上不说，心里看重着呢。锁了门，你们就都不会提前走，能安安稳稳多待一阵子。他也能……多看你们几眼。”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眼前忽然闪过很多画面：是姑父早早站在门口张望的身影；是桌上永远堆成小山的、我最爱吃的菜；是他默默把我儿子（他重外甥）玩乱的玩具车摆回墙角；是他每次在我们汽车发动时，总要走到大门边，手扶着那冰冷的铁门，一直望到车子拐弯看不见……

那把锁，锁住的不是我们，是他那份笨拙的、沉重的、不知如何安放的牵挂和守护。他把所有的情感，都压缩在了“锁门”这个动作里。仿佛门一锁，他的责任就尽到了，他的心意就送到了，他这个一家之主，就算把远道而来的亲人，妥帖地安置在了他所能提供的、最安全的港湾里。

（六）

去年，姑父病了，中风，恢复后腿脚不太利索，话也更少了。

今年初二再去。车到门口，只有姑姑迎出来。姑父坐在屋里的轮椅上，隔着玻璃窗看着我们。

寒暄，进屋，放下东西。我陪着姑父说话，他咿咿呀呀地，努力想表达清楚。姑姑忙着张罗饭菜。

忽然，姑父显得有些焦急，手指着门外，喉咙里发出急促的声音。

我和姑姑都愣了一下。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是那两扇绿色的大门，今天，还敞开着。

我忽然明白了。

我蹲下来，看着姑父的眼睛，说：“大舅，您是……想让我去把门锁上？”

他浑浊的眼睛里，立刻有了光，用力地、缓慢地点了点头，手指依旧固执地指着。

我站起身，走到院子里。那扇门，漆皮脱落得更厉害了，门鼻儿也有些锈蚀。那把熟悉的黑锁，就挂在旁边的钉子上。

我拿起锁，冰凉的触感。走到门边，将两扇门慢慢合拢。

“哐当。”

“咔嚓。”

锁舌扣进锁孔的声音，清晰地传来。

我转过身，看见姑父坐在轮椅上，隔着明亮的玻璃窗，望着我，也望着那扇终于被锁上的门。他脸上，露出了我记忆中最为清晰、也最为放松的一个笑容。那笑容很浅，却像冬日里透过云层的一缕微光，把他脸上刀刻般的皱纹都熨帖了几分。

那一刻，院子里清冷的空气，屋里飘出的饭菜香，远处零星的鞭炮声，还有手里这把沉甸甸的锁，仿佛都融在了一起。

一百多里路，一年又一年。锁住的门里，关着的是他全部的、沉默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