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冯玉祥在湖南常德对着手下那十三个营长说出“你们好好干,将来不愁督军当”这句话开始,“十三太保”这个带着几分江湖气又充满期许的名号,就注定要烙印在民国纷乱的史册里了。
我今天想聊的,就是这十三个人,以及他们背后那个曾经庞然大物、最终烟消云散的西北军。
01十三个营长,“十三太保”
1918年前后,冯玉祥还是个旅长,驻军在常德。他手下有十三个营长,像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孙连仲、佟麟阁、张维玺这些人都在列。
这些人出身差不多,基本都是直隶、山东、河南的农家子弟,投军早,跟着冯玉祥从底层一步步爬起来。他们没上过正经的军校,但冯玉祥这人重视学习,在部队里搞文化课,所以这些人又都不是纯粹的大老粗,肚子里有点墨水,也能带兵。
冯玉祥看重他们能吃苦、敢拼命,更重要的是忠诚——至少在当时是忠诚的。一句“十三太保”,起初多半是旁人或他们自己带着点调侃和自诩的叫法,源于戏曲里李克用的故事,没想到后来叫响了,成了他们这个小团体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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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
为什么是这十三个人?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种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形成的“核心圈层”。他们资历相仿,地位相当(都是营长),经历相似(跟着冯玉祥南征北战),又深受冯的信任和提拔。
这种关系,比起后来的正式官职,更带有一种传统的、私谊的色彩,有点像老派军队里的“子弟兵”。冯玉祥靠着他们掌控部队,他们则依靠冯玉祥的提携获取前程。这个阶段,是他们关系的蜜月期,“十三太保”是一个荣耀的、有前途的团体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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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
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部队扩编成“国民军”,后来叫西北军。水涨船高,十三太保们纷纷从团长升到了旅长、师长,成了将军。尤其是北伐那会儿,西北军势力膨胀,1928年打完,孙良诚当了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当了河南省主席,孙连仲也主政青海。
这时候,他们五个——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孙连仲、刘汝明,因为升迁最快、实力最强,又被冠以“新五虎将”的名头,和老资格的宋哲元、鹿钟麟等“老五虎”相映成趣。这是十三太保作为一个团体声望和实力的顶峰。
表面上,西北军如日中天,冯玉祥坐镇中枢,麾下猛将如云,控扼数省地盘。但裂痕,往往就在最风光的时候开始滋生。
问题出在哪?我觉得根子在于西北军这个集团本身的结构和当时中国的局势。西北军看似庞大,但内部派系并不简单。冯玉祥以家长式的方式统军,强调服从和纪律,但他提拔的这批骨干,随着地位提高、地盘扩大,个人野心也难免膨胀。
他们不再是当年那个唯冯玉祥马首是瞻的小营长了,而是一方诸侯,有了自己的军队、地盘和利益盘算。更重要的是,冯玉祥后期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蒋的手段是又打又拉,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分化瓦解地方实力派。这对出身贫苦、讲究现实利益的西北军将领来说,诱惑力太大了。
于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成了西北军和十三太保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一场赤裸裸的人性与利益的大考。
02中原大战,四分五裂
大战前夕,韩复榘、石友三这两个冯玉祥曾经最倚重的“太保”,就率先倒戈,投靠了蒋介石。尤其是韩复榘的叛离,对冯玉祥心理打击极大,据说他曾痛哭自扇耳光。
这件事很有意思,韩复榘给出的理由里有“念旧情”不忍与冯军对垒,但更深层的原因,显然是对冯玉祥严厉管束的不满(比如冯曾因小事严惩韩部),以及对蒋介石开出价码(河南省主席)的心动。石友三更是以“倒戈将军”闻名,其反复无常的背后,是对自身实力保存和利益最大化的极端算计。
大战以冯、阎失败告终,西北军这个庞然大物轰然解体。树倒猢狲散,十三太保们自此各奔东西,命运彻底分叉。我们来看看他们各自走上了怎样的路,这简直是一幅民国军阀将领的“命运浮世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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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
先说韩复榘。他投蒋最早,换来了山东地盘,当了近八年的“山东王”。在山东,他邀请了不少老兄弟如葛金章、过之纲等去任职,算是对旧日情分的一点顾念。但他主政山东,与蒋介石中央的矛盾越来越深,保存实力、不听调遣是常态。
抗战爆发后,他为了保住自己的老本,在日军进攻时擅自放弃大片国土,从山东一路南撤,最终触怒了蒋介石。
1938年1月,他在武汉被蒋介石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枪决。他的死,是蒋介石杀鸡儆猴,也是地方军阀与中央权威最终碰撞的必然结果。从十三太保中的佼佼者到阶下囚被枪毙,韩复榘的一生充满了投机与冒险,最终输掉了所有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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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复榘
石友三的命运更具戏剧性和悲剧色彩。此人一生信奉“有奶便是娘”,在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甚至日本人之间反复横跳。中原大战后他一度投靠张学良,又叛张;抗战初期拥有一定兵力,却既抗日又反共,还与日本人勾勾搭搭。
他的人生信条里似乎没有“忠诚”二字,只有极致的利己主义。1940年,他准备公开投日当汉奸,这彻底越过了其部下(同样是西北军旧部)的底线。最终,他被结拜兄弟、部下高树勋设计诱捕,活埋于黄河岸边。
他的死法,充满了江湖恩怨的残酷味道,也印证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老话。在十三太保中,石友三无疑是将个人野心与反复无常演绎到极致的一个反面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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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友三
再看看孙连仲。他走的是一条相对“正统”的武将之路。西北军解体后,他经韩复榘斡旋,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抗战军兴,他迎来了军人生涯的高光时刻——台儿庄战役。他率领的第二集团军,尤其是池峰城师,在台儿庄内与日军殊死搏杀,做出了巨大牺牲,为战役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这句在战况最激烈时他与下属的通话,悲壮无比,也让他作为抗日名将青史留名。此后他虽不再有特别突出的战绩,但一直位居方面军司令级别。
解放战争后期,他见大势已去,于1949年赴台,晚年还算平静,1990年以97岁高龄病逝。孙连仲代表了十三太保中那些凭借战功和能力,在时代转变中找准位置(哪怕是服务于另一个阵营),得以善终的军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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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连仲
孙良诚的轨迹则更加曲折和灰色。中原大战后他一度下野,抗战初期重新出山,但在复杂的敌后环境中,于1942年率部投靠了汪伪政权,当了汉奸。
日寇投降前夕,他又被国民党“策反”收回。到了解放战争关键时刻,1948年,他在苏北被解放军包围,在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其中就有他西北军旧交)的劝说下,率部投诚。这本来可以成为他人生一个洗刷污点的转折。但随后,当他被派去策反另一位老兄弟、驻守蚌埠的刘汝明时,却又动摇了,甚至出卖了陪同前往的中共地下人员,企图重新向蒋介石表忠心。
但是,国民党对他这样反复无常的“降将”早已失去信任。上海解放后,他被解放军抓获,在关押改造期间病逝。孙良诚的一生充满了犹豫、投机和背叛,在历史洪流中左摇右摆,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郁郁而终的下场,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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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良诚
刘汝明是另一个败退台湾的代表。他长期在宋哲元的29军系统,抗战时期打过一些仗,但表现不算特别突出。解放战争中,他统领的第八兵团(主要由旧西北军部队组成)在华东战场屡遭解放军歼灭性打击,他本人则因消极避战、保存实力而闻名。
最终部队在厦门被全歼,他只身逃往台湾,退出军界,晚年平淡度过。他和孙连仲类似,属于在国民党军中“随波逐流”到最后的那一类西北军遗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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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汝明
至于其他几位“太保”,命运也各不相同。佟麟阁在西北军解体后,与宋哲元等合作,抗战爆发时任29军副军长,在卢沟桥事变后于北平南苑指挥作战时壮烈殉国,成为著名的抗日烈士,这是十三太保中最为光荣的结局。
张维玺则在西北军失败后心灰意冷,选择归隐,再未出山,算是急流勇退。而像葛金章、过之纲、闻承烈等人,大多依附于韩复榘或其他人,担任一些闲职,此后便逐渐湮没无闻。
03“十三太保”,唏嘘唏嘘
回顾这十三个人,你会发现,“十三太保”这个名号,在1928年北伐成功时达到其象征意义的顶峰,而到1930年中原大战后,便已名存实亡。它不再是一个紧密的、有共同目标的团体,而只是一个历史标签,标志着他们曾经共同的出身和起点。
他们的分化,是民国时期地方军阀集团兴衰存亡的缩影。冯玉祥依靠个人魅力和传统伦理维系的军事集团,在面临更强的中央整合力量(蒋介石)、巨大的利益诱惑以及残酷的生存竞争时,其内部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兄弟们可以同患难,却难以共富贵,尤其是在天下大乱、选择多元的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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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深的层面看,十三太保的不同结局,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军人价值观的撕裂。是像佟麟阁那样坚守民族大义,舍身成仁?还是像孙连仲那样,在转变阵营后依然恪守军人本职,在抗日战场上找到荣誉?或是像韩复榘、石友三那样,将个人和本集团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乃至不惜背叛、投机,最终身死名裂?抑或是像孙良诚那样,在复杂的环境中迷失方向,一步错步步错?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选择书写答案。
我有时会想,如果冯玉祥的西北军能够一直团结下去,民国历史是否会有所不同?但历史没有如果。
西北军的解体,十三太保的星散,是时代的必然。它标志着那种依靠个人关系和地域纽带维系的旧式军阀集团,终将被更现代(尽管也可能更残酷)的政治军事力量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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