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汉唐并举：他们其实是两种文明，核心差异太扎心！

文/胡铁瓜

一直以来我们都把融合到华夏文明中的民族都说是他们被汉化了，可是如果你敢说谁谁谁唐化了，那么一定要小心挨揍，因为这现在现代网络用语中这是句骂人的话，当然这跟唐朝没啥关系，只是跟一种疾病有关。但是从这也体现出汉朝对咱们华夏文明有多么深刻的影响力，而且这绝非唐朝可以比拟的，那么同样是两个强大的王朝，差异为什么会这么大呢？

先说说汉朝覆灭后的“神奇场面”——不是天下大乱、异族趁火打劫，而是“胡人争相认汉”。这种认不是表面装样子，是真把自己当“汉人”的延续，跟现在有人放弃原有国籍，死心塌地要加入另一个国家一个意思：打心底里信这个文化、认这个根，才愿意彻底融入。

最有意思的是匈奴人刘渊。他是正经的匈奴贵族，祖上是跟汉朝对着干的冒顿单于，但到了刘渊这辈，满脑子都是汉人的学问。他从小跟着汉族老师学《诗经》《左传》，能背能讲，比不少汉人儒生还精通。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刘渊起兵反晋，却没打着“复匈奴”的旗号，反而定国号为“汉”，还追尊蜀汉的刘禅为皇帝，把汉高祖、汉武帝这些汉朝皇帝都供起来祭祀。他跟手下说：“汉朝统治天下四百多年，恩德深入人心，我要是打着匈奴的旗号，没人响应；但以汉为名，天下人自然会归顺。”这话不是空谈，刘渊的汉国（后来叫前赵）真的吸引了大批汉人谋士和百姓。要知道，当时匈奴的军事力量可不弱，刘渊完全能靠武力推行匈奴的制度和文化，但他偏要倒过来，全盘沿用汉朝的官制、律法，甚至祭祀礼仪都照抄汉朝。这背后不是傻，是真的认同汉文化——他觉得汉人的那套“大一统”“仁义治国”才是正统，匈奴的那套草原规矩撑不起一个大国。

比刘渊更彻底的是拓跋鲜卑。他们在北方建立北魏后，孝文帝元宏干了件惊世骇俗的事：迁都洛阳，然后下死命令“全盘汉化”。不是简单学几句汉语、穿几件汉服，是从根上改：鲜卑人必须改汉姓，拓跋氏直接改成元氏，独孤氏改成刘氏，步六孤氏改成陆氏，朝廷上不准说鲜卑语，谁说就降职，鲜卑贵族必须跟汉人士族通婚，皇帝自己先娶了汉人崔家的女儿，甚至连丧葬习俗都改，以前鲜卑人死后要归葬草原，现在必须葬在洛阳附近。有人反对怎么办？孝文帝直接硬刚。他的太子元恂偷偷逃回旧都平城，想恢复鲜卑旧俗，孝文帝二话不说，把太子废了再赐死，还警告其他贵族：“谁要是敢阻拦汉化，就是跟国家作对！” 当时北魏的鲜卑贵族掌握着军权，人口也不少，完全有能力反抗，但大多数人最终还是服从了。为啥？因为他们亲眼看到，汉朝留下的郡县制、均田制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儒学能让社会有序，而草原的部落制度早就跟不上时代了。他们不是被迫汉化，是打心底里觉得汉制好用、汉文化高级，愿意主动融入。

这种认同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持续了上百年。从西晋灭亡到隋朝统一，北方换了好几个政权，但不管是前秦、后燕，还是北周、北齐，没有一个政权敢抛弃汉制、否定汉文化。甚至连西魏的宇文泰，明明是鲜卑化的汉人，却还要搞“托古改制”，打着恢复周礼（汉朝制度的源头）的旗号改革，本质上还是在继承汉的核心。汉朝虽然亡了，但它的文化和制度成了“硬通货”，不管谁掌权，都得捧着、用着，因为大家都认这个理：只有汉文化能让天下稳定。

更让人惊叹的是汉朝对西南夷的影响，这可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文化吸引力硬生生“吸”过来的。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后，汉朝才开始关注西南方向的滇国、夜郎国这些政权。滇国在现在的云南昆明一带，当时已经有了发达的青铜文明，出土的滇王金印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枚金印是汉武帝赐予滇王的，印文“滇王之印”四个字，完全是汉朝的篆刻风格，现在还藏在国家博物馆里。拿到金印后，滇王不仅没抵触，反而主动模仿汉朝的行政制度，在国内设置郡县式的管理机构，还派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考古学家在云南晋宁石寨山的滇国墓葬里，发现了大量汉式器物：铜镜是汉朝流行的“日光镜”，铁器是中原样式的农具和兵器，甚至还有汉朝宫廷专用的玉璧。更有意思的是，后期的滇国青铜器上，原本常见的祭祀、战争场景慢慢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汉式的车马、礼仪图案，说明滇人不仅在用汉人的东西，还在学汉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夜郎国的情况也类似。以前我们总说“夜郎自大”，觉得他们见识短浅，但实际上，夜郎王在接触汉朝文化后，态度转变特别快。汉朝使者第一次到夜郎时，夜郎王还问“汉孰与我大”，但没过几年，他就主动请求归附汉朝，接受汉朝的册封。汉朝在夜郎地区设置牂柯郡后，当地很快就出现了汉式的城郭、墓葬，甚至有夜郎贵族通过汉朝的察举制，当上了地方官员。考古发现的贵州赫章可乐遗址中，夜郎墓葬里既有本土特色的铜鼓，又有汉式的铁器、漆器，这种“混搭”恰恰说明，夜郎人是主动拥抱汉文化，而不是被动接受。

再看汉朝在朝鲜半岛设立的汉四郡——乐浪、玄菟、临屯、真番，这里的汉化程度更是深到骨子里。乐浪郡的治所就在现在的朝鲜平壤，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大量汉朝时期的宫殿遗址、太学遗址，还有无数的汉式瓦当、铭文砖。太学遗址里出土的简牍，上面写的都是《论语》《孟子》的内容，说明当地的贵族子弟不仅要学汉字，还要读儒家经典。更让人意外的是，乐浪郡的普通百姓墓葬中，也普遍出现了汉式的棺椁形制和陪葬品，甚至有百姓在墓砖上刻下“安乐未央”“长寿无疆”这类汉朝常见的吉祥话。这说明汉文化不是只影响上层贵族，而是渗透到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即便后来汉四郡被高句丽取代，当地的汉化痕迹也没消失，高句丽早期的墓葬壁画、文字系统，都能看到明显的汉朝影响。

反观唐朝，情况就完全反过来了。唐朝盛的时候，周边国家确实都来学：派留学生、仿唐制、建都城，看着热闹得很。但唐朝一亡，这些国家立马变脸，纷纷自立门户，学来的唐制只当成了一个“工具箱”，自己的文化根儿半点不动，跟现在有些国家引进别人的技术和制度，却坚决守住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一个样——我用你的东西是为了变强，但我不认同你，更不会变成你。

最典型的就是渤海国。这个国家是粟末靺鞨人建立的，跟唐朝的关系一直不错，还被唐朝封为“渤海郡王”。他们学唐制学得有多像？都城上京龙泉府，完全照抄长安城的布局：外城、皇城、宫城层层包围，街道横平竖直，甚至连宫殿的柱子排列都跟大明宫一样，中央官制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地方设五京十五府，连官名都是“节度使”“刺史”，甚至科举考试都考儒家经典，跟唐朝几乎没差别。

但你要是往深了看，就会发现渤海国从来没把自己当成唐的一部分。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渤海文字，虽然现在大部分已经失传，但从考古发现的石碑和器物上能看出来，这种文字跟汉字完全不同，是专门为靺鞨人设计的，他们的音乐叫“渤海乐”，后来传到日本，成了日本宫廷音乐的一部分，风格跟唐乐差别很大，他们烧制的三彩器，虽然模仿唐三彩，但釉色更偏青绿色，上面的纹饰是靺鞨人熟悉的鹿、熊等动物，不是唐彩里的花鸟、人物。更关键的是，渤海国的建筑材料和工艺也藏着小心思——长安城用的是夯土和青砖，而渤海国上京龙泉府的宫殿台基、望柱、石狮，全是用当地的火山熔岩（玄武岩）修筑的，窑址也是独特的“串窑”结构，跟唐朝的窑炉完全不同。唐朝灭亡后，渤海国压根没搭理后梁、后唐这些中原政权，反而转头跟契丹结盟，想靠着契丹对抗中原。直到926年被契丹灭亡，渤海国也没说过要“归附中原、继承唐统”的话。他们学唐制，只是觉得这套制度能让国家变强、让生活变好，但从没想过要认同唐的文化核心——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是靺鞨人，不是唐人。

更明显的是西夏。党项人在唐末的时候，首领拓跋思恭帮唐朝平定黄巢起义，被赐姓李，还封了夏州节度使，算是唐朝的藩镇。但唐朝一亡，党项人就开始自己玩自己的，不再对中原政权称臣，慢慢扩张领土。到了元昊称帝建立西夏，更是把“借唐制、立己魂”玩到了极致。西夏的官制完全照抄唐朝：设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分掌行政、军事、财政，科举考试也考诗赋、经义，跟唐朝的科举没两样，甚至连法律都借鉴了《唐律疏议》，很多条文直接照搬。但元昊同时干了几件事，明明白白说出了“我不认同唐文化”：他创造了西夏文，笔画又多又复杂，跟汉字没有半点关系，还在全国设立“蕃学”，专门教西夏文，要求所有公文都用西夏文书写，他恢复了党项人的传统发式，让国民剃光头、穿皮袍，不准穿汉服，他还把党项人的原始宗教“苯教”和佛教结合，创造了独特的西夏佛教，建了大量佛塔和石窟，里面的壁画都是党项人的生活场景，跟唐朝的佛教艺术风格迥异。西夏跟宋朝打了几十年仗，跟辽、金也常年对峙，始终保持着独立。他们用唐朝的制度管理国家、训练军队，用唐朝的工艺制造兵器和农具，但从始至终，他们都没觉得自己是唐的继承者。对他们来说，唐制就是个“好用的工具”，用完了还是要做自己——党项人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文化，这些才是根本。

还有黑水靺鞨，唐朝在公元725年专门设了黑水都督府管辖他们，属于典型的羁縻府州。唐朝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部落组织，首领世袭都督、刺史，甚至可以在内部称“王”，只要定期向唐朝纳贡就行。黑水靺鞨确实学了唐朝的一些军事技术，比如打造铠甲和弓箭的工艺，但他们始终坚守自己的渔猎文化，从来没学过中原的农耕技术，也没使用汉字。考古发现的黑水靺鞨遗址中，出土的器物主要是渔猎工具——石镞、骨哨、渔网坠，还有大量的兽骨，完全没有汉式的农具或礼器。他们也没建立城市，一直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跟唐朝的农耕文明保持着明显的距离。唐朝灭亡后，黑水靺鞨干脆断绝了与中原的联系，后来发展为女真族，再到建立金朝，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独立性。

南诏的操作也很能说明问题。这个在云南建立的政权，早期跟唐朝关系不错，派了不少人到长安学习，官制也模仿唐朝的三省六部，甚至连都城太和城的规划都借鉴了长安城的格局。但南诏从来没放弃自己的文化根基：他们虽然使用汉字，但创造了独特的“白文”，用汉字的偏旁部首组合成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官制表面上是“六曹”，对应唐朝的六部，但实际权力集中在“清平官”和“大军将”手中，跟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有本质区别；他们的本主信仰，崇拜的是当地的自然神灵和英雄人物，跟唐朝的儒释道完全不同。更有意思的是，南诏还曾两次攻打唐朝的成都，抢了大量的工匠和物资，把唐朝的纺织、冶铁技术学了过去，但转头就用这些技术打造自己的兵器和工艺品，反过来对抗唐朝。唐朝灭亡后，南诏虽然分裂成了几个政权，但没有一个选择归附中原，而是继续保持独立，可见他们对唐文化的认同有多浅。

为啥汉和唐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核心是唐朝的很多做法实在太矛盾，让人摸不着头脑——它明明开放得很，却没想着把文化根儿扎进周边族群的心里，明明输出了制度，却没输出认同，到最后只落得个别人用你的东西，却不认你的人。

先说说唐朝的民族政策。汉朝对待周边少数民族，要么是“和亲+教化”，比如昭君出塞，不仅是通婚，还带着工匠、农技人员去匈奴，教他们种地、织布，同时传播儒学。要么是“归附后同化”，比如南匈奴归附后，汉朝把他们安置在边境，让他们学习汉制，慢慢融入。汉朝的目标很明确：让你认同汉文化，最终成为汉人的一部分。

但唐朝不一样，它搞的是“羁縻府州”制度，而且这套制度还分了好几种情况。大部分羁縻府州是原封不动型：当地的行政机构、政治制度全保留，官员从长官到僚属都是本族人，甚至允许他们在内部称“国”，君主还能叫“王”或“可汗”。比如东突厥被灭后，唐朝在其故地设的定襄、云中都督府，就是让突厥首领自己管自己，唐朝几乎不插手内部事务。还有一种是汉官参治型，派几个汉官去联合统治，主要用在辽东这些跟中原经济形态差不多的地方。最松的是监临制，只派个长史去监视，比如对黑水靺鞨就是这么干的。这种政策看着挺包容，但问题很大：唐朝接纳了大量异族将领，比如突厥人阿史那社尔、高句丽人高仙芝、契丹人李光弼，甚至让安禄山（营州杂胡）当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但唐朝从来没对这些人进行过文化教化，也没让他们认同唐的正统。安禄山在长安待了那么久，能说汉语，却始终信奉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心里想的还是自己的部落利益。

安史之乱就是这么来的。安禄山深受唐玄宗信任，甚至能跟杨贵妃称兄道弟，但他一造反，立马得到了契丹、奚等少数民族的响应。这场打了八年的战乱，本质上就是唐朝只给权力、不给文化认同的恶果——你让人家掌权，却没让人家认你的根，人家自然不会跟你一条心。叛乱之后，唐朝的藩镇割据越来越严重，河北的幽州、成德、魏博三镇，节度使全是异族或胡化的汉人，他们沿用唐朝的军事制度，却不听中央号令，把地盘当成自己的王国，这跟汉朝灭亡后少数民族主动维护汉制的情况，简直是天壤之别。

再看文化输出。汉朝的文化输出是走心的，它不是硬塞，而是让你觉得“汉文化真好用、真高级”。汉朝在西域设都护府后，不仅修长城、通丝绸之路，还教当地人种植小麦、冶炼铁器，同时传播儒学和汉字。西域的城邦国家慢慢发现，汉人的制度能让社会稳定，汉字能方便交流，儒学能让人懂礼仪，所以主动学习汉文化。比如龟兹国，国王和贵族都学汉语、穿汉服，甚至派王子到长安太学读书，完全把自己当成了汉朝的一部分。汉朝还通过厚往薄来的朝贡政策，让周边民族实实在在感受到汉文化的好处——你带点土特产来，汉朝回赐的丝绸、粮食、铁器比贡品值钱多了，这种实惠再加上文化魅力，自然让人真心归附。

唐朝的文化输出却很功利，只输出有用的东西，不输出核心的认同。长安城确实热闹，有波斯的商人、日本的留学生、印度的僧侣，但唐朝从来没想着让这些人认同儒学、认同大一统。日本留学生在长安学了官制和建筑，回国后照样搞自己的天皇制度，波斯商人在长安赚了钱，照样信奉自己的宗教，不会因为住在唐朝就改成儒家信徒。唐朝的法律甚至规定，“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族法”，也就是说，少数民族之间闹矛盾，按他们自己的规矩来，唐朝不管。这种放任看似包容，却让文化认同失去了生长的土壤——连法律都不统一，怎么可能形成共同的价值观？

另外唐朝自己的文化也有点乱，胡风太盛，反而没了汉朝那种统一的核心。长安城的女人穿胡服、戴胡帽，男人喝胡酒、听胡乐，连皇帝都喜欢跳胡旋舞，佛教、道教、景教、伊斯兰教在长安并存，儒学虽然是官方意识形态，却没占到绝对优势。你自己的文化都没个准谱，周边的族群自然不知道该认同什么——是认同你穿胡服的开放，还是认同儒学的礼教？干脆就只学有用的制度，文化上还是守着自己的老一套。

还有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汉朝灭亡后，不管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还是汉人建立的政权，都抢着说自己是“汉的正统”。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刘渊的前赵、石勒的后赵，都自称继承了汉朝的正统，甚至到了南北朝，南方的宋齐梁陈自称“华夏正统”，北方的北魏也说自己是“汉制的继承者”。大家都认“汉”这个文化符号，觉得只有跟汉沾边，政权才合法。

但唐朝灭亡后，没一个政权说自己是“唐的正统”。后梁、后唐、后晋这些中原政权，只是沿用唐朝的制度，却没人追尊唐朝的皇帝，也没人说自己要“复唐”，周边的渤海国、西夏、新罗，更是直接自立，跟唐朝划清界限。这说明什么？说明唐朝的文化和制度，只是“有用的工具”，不是“必须认同的正统”——人家用你的东西，是为了自己变强，不是因为认你这个“唐”。

考古发现的对比更直观。汉朝时期，少数民族墓葬里的汉式元素是融入式的：匈奴墓葬里不仅有汉朝赏赐的铜镜，还有模仿汉式制作的陶器，滇国墓葬里的铜鼓，上面刻着汉式的车马图案，鲜卑墓葬里的金饰，采用的是汉朝的鎏金工艺。这些都说明，他们不是被动接受汉文化，而是主动吸收、融合。

而唐朝时期，周边民族墓葬里的唐式元素是拼接式的：渤海国墓葬里，既有唐式的铜镜，又有本土的石镞，西夏王陵里，既有唐式的碑刻，又有党项特色的陶俑，南诏墓葬里，既有唐式的铁器，又有本主信仰的祭祀器物。这些器物摆在一起，更像是拿来主义的堆砌，而不是文化上的深度融合。

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质疑：“唐朝开放包容，不是比汉朝的同化更高级吗？” 这话有道理，但开放包容不代表没有核心认同。汉朝的同化不是强迫，是让你主动认同，唐朝的包容却变成了放任，只让你用我的东西，却不让你认我的根。结果就是，汉朝虽然亡了，文化却活了下来，融入了周边族群的血液里，唐朝虽然盛极一时，灭亡后却没留下多少真正的文化认同，只留下了一堆被别人借鉴的制度外壳。

也有人会说：“唐朝的影响力比汉朝大啊，都影响到欧洲了！” 但影响力分两种，一种是让别人成为你，一种是让别人用你的东西。汉朝的影响力是前者，唐朝的影响力是后者。哪种更持久？显然是前者。汉朝的文化认同，让“汉”成了中华民族的核心符号，不管过了多少年，大家都认“汉”这个根。而唐朝的影响力，更像是一阵风，吹过之后，人家该是谁还是谁。

细细想来，汉和唐的差异，其实是两种文明逻辑的差异：汉朝是以文化为核心，制度为载体，让大家主动融入。唐朝是以制度为核心，开放为噱头，让大家按需取用。汉朝的伟大，在于它用四百年时间，给中华文明定了一个根，让“汉”不仅是一个朝代的名字，更是一种文化认同；唐朝的辉煌，在于它用一百年时间，给中华文明开了一扇窗，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开放和强大。

但要说像，它们真的一点都不像。汉朝是厚重的，像一座大山，即便崩塌了，土壤里还能长出新的树苗。唐朝是轻盈的，像一阵大风，即便刮得再猛，风停了就没了痕迹。汉朝灭亡后，周边族群捧着它的文化当宝贝，唐朝灭亡后，周边族群拿着它的制度当工具。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早就说明了一切。

汉长安城的太学里，匈奴贵族子弟和汉家青年一起共读《诗经》《尚书》，乌桓将领学习《孙子兵法》，鲜卑使者认真记录着汉朝的礼仪制度。当他们回到自己的部落，“汉”已经成了他们衡量文明程度的标尺，一个值得向往和归附的精神家园。

而唐长安城的西市中，粟特商人忙着赚钱，波斯僧侣在祆祠中祈祷，日本留学生在国子监苦读《五经正义》。这座世界性都市汇聚了各种文明，却没能把它们熔铸成一个超越“唐”这个朝代名称的共同体认同。大家来了又走，带走了唐朝的制度和技术，却没带走对“唐”的文化认同。

还有个更耐人寻味的对比：汉朝的“汉”字，成了我们民族的名字，成了文化的符号，不管是汉族、汉语，还是汉服、汉字，都承载着四百年汉朝奠定的文化基因。而唐朝的“唐”字，更多时候只是一个朝代的代号，除了“唐人街”这种海外华人的聚居地称呼，很少能成为文化认同的核心符号。

可以说汉朝是用自己的武力把周围打服，打的他们妈都认不得他们为止，敢露头就秒，所以都说“汉以强亡”。唐朝是拉一派打一派，玩了一手草原均势，拉着服气的去打不服的。那时过境迁，服气的后来也不服了怎么办？大唐没想过！

而且唐朝类似后来西方殖民大帝国模式，英国可以武装印军去打世界大战。把四分五裂成为地理名词的印度统一在一个政治区划下，以便发展贸易倾销。唐朝把六诏统一成南诏，便于征召仆从军和进行贸易，便宜好用的傀儡政权士兵让唐朝势力扩张至里海，而殖民大帝国崩溃时不可避免的导致技术扩散将会让独立的国家成为原宗主国的噩梦，即使没有崩溃本族的居住地也是不断萎缩的。不明白那就看看如今的英国，也就是印度英国不接壤，否则英国早就被印度吞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