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哈尔滨的三声枪响：一个韩国义士，何以成为中韩共同记忆？

历史有时像个沉默的证人，它不言语，只是静静看着人间上演的悲喜剧。有些时刻，看似偶然的一声枪响，却能穿透时光，让后来人触摸到一个时代滚烫的脉搏。一百一十多年前，在中国的哈尔滨火车站，就有这样三声枪响。

“啪、啪、啪”，干净利落，一个名叫伊藤博文的日本枢密院议长、前首相、朝鲜统监应声倒地。开枪的人没有逃，他从容地从怀里掏出一面旗帜，青红太极，上有血书“独立自由”四字，向着四周惊愕的人群，连呼三声：“大韩独立万岁！”

“爱历史”修复的安重根义士照片

这个人，叫安重根。

今天在哈尔滨站旁，在首尔的南山，都有他的纪念馆。一个朝鲜义士，为何在中国与韩国都被如此铭记？因为那一枪，击中的是东亚两个古老民族共同的伤口，溅起的血光里，映照出的是相似的命运与不屈的抗争。

安重根，生于1879年朝鲜的官宦之家。祖父因他胸前七颗黑痣，仿若北斗，为他取名“应七”。父亲望他性情能沉稳如扎根巨木，改其名为“重根”。可他这“根”，注定无法安生于故土。他成长的年代，朝鲜的天空已被日本“征韩论”的阴云笼罩。军舰恫吓，条约勒索，一步步，家国的主权就像秋叶般被无情剥离。他读汉文典籍，受儒家熏陶，骨子里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他也善骑射，性刚烈，父亲劝他多读书，他回：“要当文弱之徒，还不如当个堂堂男子汉。”这话，几乎预示了他后来选择的路。

甲午一战，大清惨败，朝鲜最后的屏障崩塌，彻底沦为日本案上鱼肉。安重根曾信天主教，祈望建设“道德的时代”。可现实是，伊藤博文来了，当上了统监，成了朝鲜的“太上皇”。教育救国？他变卖家产，创办学校，可日本一道命令，就能焚烧教科书，禁绝留学路。武装反抗？他投身义兵，官至参谋中将，率队渡江袭敌，终因寡不敌众，血战败归。路，似乎一条条都被堵死了。

1908年冬，在俄国境内的克拉斯基诺，安重根与十一位同志做了一件极悲壮的事：各自截断左手无名指一节，滴血入碗，在一面太极旗上写下“大韩独立”，对天盟誓。十指连心，这痛，是亡国灭种之痛，这血，是孤注一掷之志。次年，日本内阁通过“日韩合并”决议，最后时刻到了。得知伊藤博文将到哈尔滨与俄国财政大臣会晤，密商瓜分朝鲜与东北权益，安重根知道，这就是那个“天赐良机”。

后面的故事，惊心动魄又荡气回肠。哈尔滨站台，俄军仪仗，各国使节，日本侨民挥舞的太阳旗……伊藤博文在簇拥下下车。安重根穿过人群，近距离连发三枪，枪枪命中。他没有试图混入人群逃离，反而高呼口号，束手就缚。这不是阴谋暗杀，这是一次公开的、宣告式的处决。

这声枪响，瞬间震动了远东，也透过当时中国方兴未艾的报章，传遍了神州。事件第二天起，中国各大报纸便蜂拥报道，一时间，“哈尔滨车站之变”成了街头巷议的焦点。然而，仔细看去，这舆论的池水被投下石子后，泛起的涟漪却是截然不同。

最有意思的，是看当时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怎么说。革命党人于右任主办的《民呼日报》，反应最为激烈。他们不仅仅报道事件，更连篇累牍发表社论，直指伊藤此行绝非游山玩水，乃是“为将来统监满洲之预备”，并大声疾呼：“灭韩国者伊藤，统监韩国者伊藤……伊藤公之满洲旅行非独为满洲，为全中国也！”他们把安重根之举拔高到“政治暗杀”，是“革命军补充之方法”，认为这一颗子弹，胜过“万人之哭诉，千篇之谏书”。《民呼日报》甚至报道了安重根在狱中“大骂中国人”的细节，借这位义士之口，痛斥清廷麻木无能、不知唇亡齿寒。如此旗帜鲜明，自然触怒日本，报纸在出版几十天后便被强行查封，于右任也被迫离开租界。这是用笔墨和勇气，在声援那一声枪响。

而像《申报》这样的老牌大报，立场则更为深沉复杂。它一方面详细报道事件经纬，另一方面在评论中感叹：“伊藤之朝鲜统监也，韩人之大辱也。积三数年亡国之泪，掏其孤忠之血诚，迸发之于一弹……主张强权者，慎勿谓弱国之无人也。三思之！”字里行间，是对弱国悲歌的深切同情，也是对强权逻辑的严厉警告。这种声音，代表了当时中国一大批有识之士的忧患心境。

当然，也有不同的调子。一些立宪派背景或态度保守的报纸，如《大公报》，虽然承认安重根的爱国心，却认为“杀一伊藤不足以救韩国之亡”，刺杀之举徒然招祸，反令“韩人从此不得安生矣”。至于日本在华主办的《顺天时报》等，则完全是另一副面孔，极力美化伊藤为“东亚和平”的“伟人”，诋毁安重根为“凶犯”，要求严惩。一幅舆论的“浮世绘”，清晰映照出各方势力的立场与盘算。

回到安重根本人。他被引渡到旅顺日俄监狱。日本人想将这场政治刺杀淡化为刑事凶案，威逼利诱，说世界舆论都指责他，连韩国同胞也骂他。安重根在狱中，岿然不动。他写下伊藤博文十五条罪状，从弑杀闵妃到欺瞒世界，条条掷地有声。法庭上，他堂堂正正宣称：“我是大韩国义兵参谋中将，击杀敌酋，是两国交战！你们应依国际公法，待我以战争俘虏之礼！”面对清一色的日本法官、检察官，他怒斥这场审判是“哑巴讲演，聋子旁听，真是梦中世界”。连当时旁听的英国记者都写道，在这法庭上，道义的胜利者，是那个戴着枷锁的囚徒。

“爱历史”修复的安重根义士照片

他知道自己必死，只求缓刑一月，要写《东洋和平论》。在生命最后的144天里，他奋笔疾书，写自传，写政论，也给那些私下敬佩他的日本狱卒、宪兵题字留念。“人无远虑，难成大业”、“丈夫虽死心如铁，义士临危气似云”、“为国献身，军人本分”。墨迹淋漓，落款处是他断指左手的殷红印记。母亲捎来口信，告诉他为义而死，便是真孝。1910年3月26日，他穿着母亲缝制的民族服装，走上绞刑架，从容就义，年仅三十二岁。

他留下了《告同胞书》和《最后的遗言》。他希望遗骨暂埋哈尔滨，待祖国光复，再归葬故土。他说：“我到天国后，仍为国家独立而努力。”读之令人鼻酸，又热血沸腾。

安重根死了，但他的影子，却长久地投射在东亚反侵略的历史幕布上。中国的精英阶层，用各种方式向他致敬。孙中山题词“功拜三韩名万国，生无百岁死千秋”；章太炎称其为“亚洲第一义侠”，并撰文痛斥日本暴政；梁启超挥泪写下长篇《秋风断藤曲》；青年周恩来、邓颖超在学校排演话剧《安重根》（又名《亡国恨》）。多年后，周恩来总理更是指出：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的枪声，标志着中韩两国人民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开始。

那颗子弹，虽然未能阻止1910年的“日韩合并”。但它像一粒火种，点燃了后续数十年前仆后继的“义烈斗争”。从朝鲜义烈团到虹口公园炸死白川义则的尹奉吉，行动前高呼“万岁”、事后坦然受捕的姿态，与安重根如出一辙。他的精神，成为一种抗争的范本，也成为了连接中韩两国抗日志士的一条无形纽带。

今天我们回顾安重根，不仅仅是回顾一位异国的民族英雄。更是透过他，去审视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个人在面对不可抗拒的倾轧时，所能爆发出的最大精神能量。当所有常规的救国途径都被堵死，一个人，还能拿出什么奉献给他的祖国？安重根的答案是：一腔孤勇，一身肝胆，以及一颗早已置之度外的赴死之心。他的行动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其方式或可讨论，但其精神内核——那种对家国深入骨髓的热爱，对正义近乎执拗的坚守，对强权毫无畏惧的挑战——却超越了时代与国界。

哈尔滨车站的喧嚣早已散尽，旅顺监狱的绞架也已锈蚀。但历史会记得那三声枪响，记得那面血书的太极旗，记得那三声震彻云霄的“万岁”。它告诉我们，有些脊梁，即使身处至暗时刻，也是宁折不弯的；有些呼喊，即使瞬间即逝，其回声也必将在漫长的时光走廊中，激荡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