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辉：不是不敢打官司，是不忍心把胖东来拖入一场高风险的战争

2021年12月6日，我把宋昊然埋葬在河南老家的土地上，我和妻子每年都要回河南看望亡子，这就是我不敢立即在深圳反诉胖东来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河南拥有极高的声誉与广泛的人脉，在去年当地的一次座谈会上，于东来坐在了河南省委书记、省长中间。其次是河南许昌要求全市对标胖东来服务理念。
更重要的是，若我坚持在深圳反诉胖东来，在高度符号化的舆论环境中，胖东来一旦败诉，很可能被放大解读为“神话破灭”。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信心动摇、舆情反噬，甚至引发超市经营受挫、门店关闭、员工失业等连锁反应。作为研究宏观经济与产业运行的经济学家，我比很多人更清楚，实体零售本就处在极其艰难的周期中，任何剧烈冲击，都会被成倍放大，后果不堪设想。这三个就是我不敢在深圳反诉胖东来的重要原因，更是艰难取舍后的结果。

宋清辉 多家媒体特约评论员、著名经济学家

站在我个人的立场上，我愿意把一些不便在庭审文件中写下、却真实存在于内心深处的想法，在此坦率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它们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抗辩理由，却是一个父亲、一个经济学家、一个身处现实社会中的普通人，在作出“为何不在深圳立即反诉胖东来”这一选择时，绕不开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无奈。

原因一：每年都要回河南看望亡子

2021年12月6日，我把孩子宋昊然埋葬在河南老家。那一天，对我而言，不只是人生中最沉重的一天，也是我与世界关系发生根本改变的一天。孩子长眠在河南“中原大地”的黄土之下，从此，河南不再只是我户籍意义上的“原乡”，而是我情感与生命最深的锚点。此后的每一年，我和妻子都会回到老家，站在孩子的坟前，告诉他这一年的变化与思念。将来，我和妻子也会埋葬在那片土地上，守在孩子身边，这是我们早已达成的共识。正因为如此，我不可能把河南仅仅视为一个抽象的“地域概念”，它与我的家庭、情感、尊严乃至余生，紧密相连。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发生在河南、牵涉到河南社会结构与人情网络的法律纠纷，都不只是简单的商业或法律问题。河南是农业大省，更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这里的社会运行逻辑，既有现代制度的一面，也深深嵌入了熟人社会、道德评价与集体认同之中。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正是在这种土壤中成长并壮大的河南籍企业家。他在本地拥有极高的声誉与广泛的人脉，说他“左右逢源”，并非贬义，而是现实描述。

原因二：于东来和河南省委书记省长“平起平坐”

例如，2025年2月22日，河南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到许昌市调研并与企业家座谈，胖东来董事长于东来坐在省委书记、省长中间。这一画面本身就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胖东来不仅是一家企业，更被视为地方经济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样本。又如，2025年2月23日，《河南日报》刊发《将“商超红”变成“满城红”》一文，报道中明确提到，许昌市专门出台《学习“胖东来式”服务理念实施优化营商环境“6433”工程工作方案》，要求全市各地各单位、各行业领域对标胖东来服务理念，培育更多“胖东来式”营商环境服务标杆。

当一家企业的经营模式、服务理念，被制度化、文件化，甚至被上升为地方营商环境的示范模板时，它在现实中的角色，就已经超出了普通市场主体的范畴。它深度嵌入地方经济结构，成为一种“成功叙事”的象征。在这样的语境下，任何质疑、争议乃至司法纠纷，都极易被解读为对“样板”的否定。坦率说，在这种环境中，我作为一名独立经济学家，哪怕在事实和法理上自认为站得住脚，这场官司从一开始就几乎注定胜算渺茫。这并非对当地许昌司法的否定，而是对现实运行逻辑的清醒认知。

原因三：若我在深圳反诉，胖东来败诉的可能性并不低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却更少被理解的原因：乡情。于东来是河南籍企业家，而我是在广东深圳生活工作的河南籍经济学家。离乡多年，河南于我而言，既是来处，也是归宿。我清楚地知道，如果选择在深圳反诉，在这个法治化程度更高、规则更为清晰的先行示范区，案件将更多回归到事实与证据本身，情绪与象征意义的权重会大幅下降。从纯技术层面看，胖东来败诉的可能性并不低。

也就是说，如果把这起纠纷放到一个更强调程序、证据和法律规则的司法环境中审理，从纯法律与证据角度判断，胖东来存在较大概率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甚至最终被法院判决败诉。

但问题恰恰在于，一旦败诉，后果未必只停留在一纸判决之上。在高度符号化的舆论环境中，胖东来一场败诉，很可能被放大解读为“神话破灭”。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信心动摇、舆情反噬，甚至引发超市经营受挫、门店关闭、员工失业等连锁反应。作为研究宏观经济与产业运行的经济学家，我比很多人更清楚，实体零售本就处在极其艰难的周期中，任何剧烈冲击，都会被成倍放大。

我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不是因为我放弃了自身的权利，而是因为我清楚，权利的行使并非生活的全部。在法律允许的空间内，人依然可以选择克制。对我而言，这种克制，既源于对乡土社会复杂性的理解，也源于一个父亲在经历生死之后，对“再造成多少伤害才算足够”的反复追问。

因此，不在深圳反诉，并不是因为我畏惧法律，更不是默认某种评价，而是在多重现实约束之下，作出的理性选择。它或许不完美，甚至注定要承受误解，甚至因此身败名裂，但至少，我可以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良知：我没有把个人纠纷，演变为可能伤及无数普通员工生计的社会事件。

这就是原因。它既不浪漫，也不高尚，只是一个独立经济学家在现实与情感、理性与责任之间，艰难取舍后的结果。

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著有《中国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