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不解，授军衔前，他竟为了降军衔多次给毛主席写信

1955年初的一天深夜，中南海一间办公室里还亮着灯。一个中等身材的军人

正在奋笔疾书，这是他多次给毛主席写信了。信的内容只有一个——坚决不要上将军衔。罗荣桓急了，彭德怀也急了，甚至周恩来都亲自出马劝说。可

这个人铁了心，谁的话都不听。他叫徐立清，一个让所有人都想不通的"犟脾气"。

1929年8月，安徽金寨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院子里，19岁的徐立清扛起一杆枪，跟着红军走了。

那时候的他什么都不是，就是个普通战士。可这人有个特点——识字。别小看这两个字，在当年的红军队伍里，能写会算的人比金子还稀罕。商城一战打完，师里要发通告，领导一眼就相中了他。字写得工整，脑子转得快，很快就在部队里露了头。

1930年9月，他入了党。从此这个人就跟政治工作较上了劲。

红四方面军时期，他一路往上爬。不是靠拍马屁，是靠真本事。组织科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1933年，他才23岁，已经坐上了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位子。这个级别，在红军里已经算是高级干部了。

可好景不长。张国焘搞极左那一套，徐立清不买账，结果被发配到了医院系统。这一去就是好几年，从政治部主任降到医院政治处主任，等于从天上摔到了地上。

1936年10月，西路军渡黄河，他跟着去了河西走廊。那场仗打得惨，两万多人的队伍最后剩不了几个。徐立清带着总卫生部的伤病员，在零下二三十度的祁连山里转了几个月。没吃的吃雪，没药就用盐水，纱布都是从自己衣服上撕下来的。

1937年3月，西路军彻底垮了。徐立清被马家军抓住，关进了大牢。他在牢里和其他干部建了个支部，准备喊着口号就义。押送途中下大雨，他抓住机会跑了，一路摸黑找到了大部队。

抗战爆发，他到了129师当组织部部长。这个位置关键——管干部任免，管党员发展，等于握着部队的命脉。1939年，日军大举进攻冀南，他当上东进纵队政委，夜袭大杨庄，打得日军损失惨重。那年他才29岁。

解放战争时期，他先是当了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跟着彭德怀守延安、打胡宗南。1949年9月，他和王震一起带第一兵团进新疆，当政委。这个任命不简单——从军政委直接跳到兵团政委，中间只隔了4个月。

新疆那一仗，他打得漂亮。一个人跑到民族军营地谈判，三言两语就把人家说服了，促成改编为解放军第五军。当地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新疆老妈妈"。一个大老爷们，被叫"老妈妈"，可见他做统战工作有多细。

1950年10月，罗荣桓把他调到北京，当总干部部副部长。

这个位置更关键——全军干部任免调配，都归他管。有了这份资历，评上将，没人会说个不字。

评级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该高定，找关系、走后门、摆资历的人一大把。徐立清定了个死规矩：按条件办，不符合条件的一个也不能照顾。

可他自己怎么办？

按规定，他当过第一兵团政委，现在又是总干部部副部长，妥妥的正兵团级。名单报上去，没人会有意见。

结果这人来了个狠招——把自己的名字从正兵团级名单上圈掉，加到了副兵团级那一栏。

罗荣桓看到报告，当场就蒙了。这是干什么？嫌官大？

他找徐立清谈话，讲道理、摆事实。徐立清态度很坚决：我是干部部副部长，应该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副兵团级不影响工作，反而更好做大家的思想工作。

罗荣桓没辙，把情况报给了彭德怀。

彭德怀这个人，脾气火爆是出了名的。他专门把徐立清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说。要求高级别的要批评，要求低级别的也不对，按条件办才最有说服力。

徐立清还是那句话：副兵团级对我来说够了。

彭德怀气笑了：你这个人，比我还犟！

最后没办法，经过商议后，彭德怀在报告上改，把副兵团级划掉，写上正兵团级。这事儿才算了结。

可谁也没想到，这只是个开始。

1955年初，军衔制度开始实施。全军上下炸了锅。

有人觉得自己定低了，跑到干部部闹；有人公开摆战功、列资历；还有人直接撂挑子不干了。徐立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是负责授衔工作的，怎么做这些人的思想工作？

他想来想去，想出了个办法——拿自己开刀。

按规定，正兵团级一般都授上将。徐立清的资历、战功、职务，哪一样都够格。可他偏偏不要。

他先找罗荣桓，递上一份报告，要求授中将。罗荣桓看完报告，觉得这人是不是魔怔了。中央军委都定好了，你一个副部长说改就改？

几天后，上将名单里还是有徐立清的名字。他二话不说，拿起笔把自己的名字划掉，加到中将名单上。

罗荣桓这下真急了。

他把徐立清叫过来，用带着批评的口吻说：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级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

罗荣桓又把名字加回去，报到了军委。徐立清心里更不安了。

这时候，许光达也在闹着降衔。他要求从大将降到上将，给中央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申请书。毛主席拿着他的信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徐立清受到启发，连夜给军委和罗荣桓写了第二封信，恳求批准降衔。

罗荣桓没批。彭德怀也没批。

彭德怀还专门找他谈了三次。每次谈完，徐立清还是那个态度——坚决要中将。

彭德怀说：我是犟脾气，你比我还犟。

眼看授衔日期越来越近，徐立清急了，开始给毛主席写信。一封、两封、三封、四封、五封，每一封都在说同一件事——请求降衔。

事情闹大了，惊动了周恩来。

周总理亲自找徐立清谈话。这次谈话，结果出人意料。

徐立清把话说得很明白：授衔工作中有人争官争位，不考虑大局，两眼只盯着干部部门。我授低了，才能理直气壮做他们的工作，这完全是为工作考虑的。

周恩来听完，沉默了一会儿。他被说服了。

授衔仪式前一天，周恩来专门把徐立清叫到中南海。他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明镜，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

1955年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徐立清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了唯一一个正兵团级中将。民间有个说法：粟裕镇大将、萧克镇上将、徐立清镇中将、解方镇少将。这个"镇"字，分量够重。

毛主席听说这事儿后，说了句话：不简单呐，金钱地位荣誉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品格，古来如此。

1955年7月，授衔工作刚结束，徐立清倒下了。

心脏病复发，几次晕倒在岗位上。45岁的人，头发全白了，瘦得脱了形。没办法，只能住院。

躺在病床上，他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病，而是工作。干部任免调配是大事，不能因为他一个人耽误了。他先后几次找罗荣桓，希望组织尽快找个年轻人接班。

罗荣桓没答应。

1956年1月，总干部部召开全军任免组织工作会议，提出要大胆提拔年轻干部。徐立清在病床上听到消息，更坐不住了。

他又给中央军委写信，要求免去自己的副部长职务。

几天后，罗荣桓亲自通知他：你的请求，军委和总部没有采纳。等病好了，继续履行原职。

徐立清这次的"让位"虽然没成功，但这事儿在军里传开了。很多人开始学他，让衔、让级、让位。这种风气，在当时的军队里非常罕见。

1983年1月6日，徐立清在北京病逝，73岁。

巧的是，杨勇上将也在同一天去世。邓小平批示提高徐立清的葬礼规格，和杨勇一起办。

追悼会上，邓小平先鞠躬，对徐立清的夫人说：立清同志是我的老部下老战友，是个好同志。

1938年，邓小平当129师政委，徐立清是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两人共事时间不长，但邓小平一直记得这个人。

张爱萍写了首悼诗：源本立清去自清，路遥风霜不计程。这十四个字，概括了他的一生。

从让级别，到让军衔，再到让职位，徐立清用三次"较劲"，给后人留下了一面镜子。这面镜子照出的，不是他有多高的觉悟，而是一个共产党人该有的样子——不争名、不夺利、不计较个人得失，永远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

1955年那场授衔，评出了千名将帅。真正主动降衔成功的，只有徐立清一个人。这件事说明什么？说明在那个年代，愿意往下降的人太少，愿意往上争的人太多。

徐立清用自己的"犟脾气"证明了一件事：一个人的品格，不是看他得到了什么，而是看他放弃了什么。他放弃的是上将军衔，得到的是后人永远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