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债权国”时,一个巨大的反差着实令人担忧,借了海量的钱给全世界不假,偏偏投资收益不尽人意,更让人担心的是,万一那些债务国还不上,还生出赖账的念头,我国又该如何应对?
笔者如此说绝非危言耸听,从斯里兰卡的港口租赁到赞比亚的债务重组,国家之间的巨额债权,根本不能以普通人之间“借钱还钱”的肤浅思维来看待。
在这一点上,美国作为昔日全球最大的净债务国,居然能做到“欠债一身轻”,甚至让债务成为实现自身霸权的支柱?答案在于三大战略武器。
其一,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全球贸易和金融活动对美元形成了路径依赖,让美国获得特权,继而实现金融霸权。
当全世界都需要美元后,美国只需不断印钞或发行国债,就能轻松换取他国的商品和服务,可谓“绿纸换实物” ,一旦美国自身出现问题,还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向全球转嫁通胀和危机。
前面两者与美国控制的全球美元清算系统相结合,就形成了金融制裁的大棒,任何国家若想系统性赖掉美国的账单,就要面临被踢出全球金融体系的强大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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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美国早就深刻理解到,谁制定规则谁就掌握主动,继而通过绝对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牢牢控制着全球金融秩序的裁判权。
因为美国在IMF拥有超过15%的投票权,对重大事项享有一票否决权,可以阻止任何不利于自身金融霸权地位的改革,再加上美国主导的“巴黎俱乐部”,将西方主要债权国团结起来,保证他们面对债务国能够采取统一立场。
有如历史上解决拉美债务危机的“布雷迪计划”,不仅帮美国化解了风险,还成功地将美国债券市场的游戏规则推广至全球,进一步巩固自身地位。
其三,美国始终极少就债务谈债务,而是将经济债权深度嵌入其全球战略布局,无论是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还是对特定盟友的债务减免,其背后都是地缘政治的考量,通过债权,美国构建了强大的盟友体系,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和军事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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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说我国如今成为新兴的债券大国,处境与曾经的美国却不能相提并论,面临的考验与挑战也更加复杂。
首先,作为债权大国却并非金融强国,收益率偏低的外汇储备占比过高,而收益率更高的直接投资占比则相对不足,这也才是我国作为净债权国,投资收益时常为负的深层原因。
其次,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我国却频频被西方媒体污名化为“设置债务陷阱”,尤其当部分国家出现偿债困难时,一些传统债权国便联合施压,要求中国减免债务,一边是“减免就当冤大头”,一边是“不减就是无情无义”,两难境地不言而喻。
最后,如今的全球债务治理的规则仍由美欧主导,中国作为后来者,常常处于被规则状态,当债务纠纷发生时,还是要在美国和欧洲法律体系下进行解决,处境被动显而易见。
既然形势如此严峻,我国又成了第一大债权国,闭门造车断不可取,还要借鉴历史,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债权综合治理之路。
锻造金融肌肉,优化资产配置是第一步。
想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打破美元霸权,必须提升人民币在世界贸易、投资和储备中的份额,还要千方百计增加海外直接投资和高收益证券投资的比重,把死钱变成活钱,再通过适度增持黄金等非美元战略资产,增强资产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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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战略智慧,精细处置债务是第二步。
面对战略友好国家,可创新采用债转股、债务置换等模式,将债权转化为长期资产和合作纽带,加上在G20《共同框架》下与其他债权人协调,避免“中国单独减免,他人坐享其成”的不公局面,才能有力回击“债务陷阱”的污名化指控,在此基础上,建立主权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对借款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动态评估,从源头上规避风险。
参与规则重塑,争取制度性权力是第三步。
积极要求对IMF和世界银行进行份额改革,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同时积极推广中国方案,在中国主导或参与的多边机构和对外贷款中,逐步推广使用人民币计价,并引入更公平的争端解决机制。
归根结底,中国只有从债权大国迈向成熟的金融强国,才能有效解决被赖账的忧虑,这一点远超金融技术范畴,考验的是国家整体战略能力,包括金融实力、外交智慧和国际规则塑造力等等,也才能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提供更包容、更公平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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