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最惨将门虎子！陆景守鄂州挡西晋，战死时手中还攥着治国手稿

剑胆文心照樊川：东吴重臣陆景与鄂州的千年羁绊

鄂州，古称武昌，襟江带湖，扼荆扬之要冲，因孙权“以武而昌”的定名，成为三国东吴的军事重镇与文化枢纽。这座见证江东霸业兴衰的古城，曾接纳过无数风云人物，而东吴重臣陆景的身影，虽如流星划过乱世夜空，却以“澡身好学”的文名、“死节守土”的忠烈，以及深耕鄂州六载的文治武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作为陆逊之孙、陆抗之子、陆机之兄，陆景承继吴郡陆氏“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家风，在鄂州（武昌）担任中夏督期间，既以兵戈筑牢江防，又以笔墨针砭时弊，更以仁政滋养民生，其轶事典故、历史功绩与文化遗存，至今仍在樊川两岸熠熠生辉，成为鄂州三国记忆中最厚重的篇章之一。

陆景与鄂州的渊源，根植于东吴末年的军政格局与家族使命的双重羁绊。吴凤凰三年（274年），大司马陆抗病逝，这位镇守荆州数十年的名将临终前，将麾下军队分授诸子统领，其中次子陆景被封为偏将军、中夏督，驻守武昌（今鄂州）。这一任命绝非偶然——武昌作为东吴“西都”，西控荆州要道，北拒曹魏水师，是长江防线的核心节点，而陆氏家族自陆逊起便长期经略荆扬，对武昌的战略地位有着深刻认知。《三国志·吴书十三·陆逊传》载，陆景“澡身好学，著书数十篇”，兼具文韬武略，恰是镇守这一军政要地的合适人选。此时的东吴已步入末年，吴主孙皓昏庸暴虐，朝政混乱，北方西晋虎视眈眈，陆景驻守武昌的六年（274年-280年），正是“大厦将倾”前的艰难支撑，而他却在这风雨飘摇之际，为鄂州留下了彪炳史册的治绩。

武功：筑牢江防壁垒，守御江东门户

作为中夏督，陆景的核心职责是镇守武昌及周边地区的江防，他承袭祖父陆逊、父亲陆抗的军事智慧，在鄂州构建了一套“城郭为核、江防为盾、烽燧为警”的立体防御体系，成为东吴末年长江中游最坚固的屏障。

陆景到任之初，便深知武昌城防的重要性。当时历经多年战乱，吴王城部分城墙已颓圮，防御能力大减。他立即上书孙皓，请求拨付物资加固城防，获准后亲自督工，对武昌城进行了大规模修缮与扩建。据《水经注·江水》记载：“江水又东径武昌故城南，吴中夏督陆景戍此，修其城郭，严其守备。”如今鄂州吴王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一批孙吴晚期的城砖，砖铭上刻有“天纪三年作”“中夏督军”等字样，经考证便是陆景主持加固城防时所制。这些城砖质地坚硬，采用“夯土掺糯米汁、石灰”的工艺，与陆逊当年筑邾城的技术一脉相承，砖身厚重规整，边长约34厘米，厚约8厘米，比普通城砖更为坚固，可见陆景对城防质量的严苛要求。除了加固城墙，他还在城墙上增设了箭楼、雉堞等防御设施，在城门处设置千斤闸，在城壕内挖掘暗沟，进一步提升了城池的防御能力。

在江防布局上，陆景展现了卓越的军事眼光。他以武昌城为中心，在长江沿岸的樊口、燕矶、杨叶等地设立了十余个戍所，每个戍所驻兵百人，配备战船、弩机等武器，形成了连绵数十里的江防链条。为了快速传递军情，他沿长江南岸修建了烽火台，从武昌城一直延伸到西陵（今宜昌），与父亲陆抗留下的江防体系相连。据鄂州地方志记载，这些烽火台“高五丈，周回三丈，上置烽火苣，下筑戍屋”，一旦发现晋军水师，白日举烟，夜间点火，讯息可在一日之内传遍长江中游防线。如今鄂州燕矶镇仍存有一处烽火台遗址，夯土台基高约3米，周长约20米，台基上还能找到当年焚烧烽火的红烧土痕迹，成为陆景江防部署的实物见证。

陆景治军严谨，注重军队实战能力的提升。他借鉴祖父陆逊“火烧连营”的战术经验，结合武昌江面狭窄、水流湍急的特点，创立了“连环御敌”“火攻阻截”等水师战术。他将东吴战船分为大、中、小三类，大船用于正面迎击，中船负责掩护，小船则侧重突袭与火攻，形成了攻防兼备的水师作战体系。每天清晨，樊口江面上便会响起号角声，陆景亲自率军操练，战船往来穿梭，帆樯林立，箭雨齐发，军容整肃。《晋书·杜预传》中便有“吴将陆景守武昌，军容整肃，不可轻犯”的记载，足见晋军对其水师的忌惮。

吴天纪二年（278年），西晋名将杜预出任镇南大将军，筹备伐吴事宜，派使者至武昌试探虚实。陆景奉命接待使者，在樊口江滩的军帐中与使者论辩兵略，这便是流传后世的“樊口论兵”典故。使者刻意提及西晋水师强盛，拥有楼船千艘，暗示东吴难以抵挡，陆景却从容以对，指着江中往来操练的战船道：“长江天堑，非独在水，更在人心。我东吴水师经营数十年，帆樯林立，甲兵精锐，且上下同心，岂惧强寇？”他还引祖父陆逊夷陵之战、父亲陆抗西陵大捷的典故，阐明“以逸待劳、以水制敌”的策略，强调武昌江面狭窄，晋军大船难以展开，而东吴战船小巧灵活，可施火攻，说得使者哑口无言。杜预得知后，也不得不承认“景守武昌，如磐石之固，不可急图”，暂缓了进攻武昌的计划。

在陆景的镇守下，武昌防线固若金汤，多次击退西晋的试探性进攻。吴天纪三年（279年），西晋将领王浑率军进攻武昌外围的寻阳（今黄梅县），陆景闻讯后，亲率水师驰援，利用长江水流优势，以火攻烧毁晋军战船十余艘，斩获颇丰，迫使王浑退兵。这场战役不仅保卫了武昌的安全，也为东吴争取了宝贵的备战时间，展现了陆景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文治：恤民安邦兴利，教化滋养一方

陆景虽为武将，却深谙“民为邦本”之道，他延续了陆氏家族“恤民安邦”的传统，在鄂州推行了一系列仁政，涉及水利、农业、吏治等多个方面，使这座军事重镇在乱世中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与繁荣。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鄂州境内河网密布，但因年久失修，水利设施破败不堪，每逢雨季便易引发洪涝，干旱时节又无水灌溉。陆景到任后，将兴修水利作为首要民政事务。他首先着手修缮祖父陆逊始建的樊口堰，这座堰坝经多年战乱已破败不堪，无法发挥灌溉与防洪作用。陆景亲自勘察地形，督造修缮，对堰坝进行了大规模加固与扩建，将原有的土坝改为砖石结构，增设了两座水闸，使堰坝的防洪能力大幅提升。同时，他还组织军民开挖了三条支渠，将樊口堰的灌溉范围扩大至梁子湖以东的丘陵地带，受益农田达两万余亩。当地百姓感念其德，将此堰称为“小陆公堰”（以区别于陆逊所建的“陆公堰”）。如今，鄂州樊口江滩公园内仍存有一段古堰遗迹，长约50米，宽约8米，砖石结构依稀可辨，堰旁的清代石碑上刻有“吴中小陆公督造，灌田千亩，利及千秋”的字样，成为陆景治水功绩的实物见证。

除了修缮樊口堰，陆景还主持修建了“武昌新堤”（今鄂州城区沿江大堤的前身）。当时武昌城西南地势低洼，每逢长江汛期，江水便会倒灌入城，淹没农田与民宅。陆景组织军民沿长江南岸修筑堤坝，全长十余里，高两丈，宽三丈，采用“夯土筑芯，砖石护面”的工艺，抵御江水侵袭。堤坝建成后，不仅保护了武昌城的安全，还围垦出大片肥沃的土地，陆景将这些土地分给流民耕种，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

在农业发展上，陆景推行“军屯民垦”政策，借鉴祖父陆逊的屯田经验，将驻守武昌的士兵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戍守城池、操练兵马，另一部分则开垦荒地、种植稻粟，实行“且佃且守”的军营屯田制。他还鼓励流民返乡垦荒，颁布“劝农令”：凡返乡流民，可获授田五十亩，免三年租赋；若开垦荒地超过百亩者，另赏布帛十匹。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他推广“稻麦轮作”的耕作技术，指导农民深耕细作、多施粪肥，使武昌地区的粮食亩产较此前提升三成。据鄂州地方志记载，陆景驻守期间，“武昌及江夏诸县，仓廪充实，军民无饥馑之忧”，鄂州出土的孙吴时期陶仓模型，仓身刻有“大禾万石”等字样，部分陶仓内还残留有碳化的稻谷，印证了当时农业的丰收景象。

在吏治方面，陆景秉持“敬贤诛恶”的理念，整顿地方吏治，严惩贪腐。他在武昌设立“正风署”，专门监察地方官吏，规定“官吏贪腐满百钱者，罢官治罪；欺压百姓者，流放边疆”。据记载，陆景在任期间，共弹劾罢免贪腐官吏十余人，其中包括武昌县令张达等劣迹斑斑的官员，使武昌吏治为之一清。同时，他以身作则，生活简朴，“衣不重彩，食不兼味”，将节省下来的俸禄用于赈济百姓，深得民心。吴天纪元年（277年），江南遭遇大旱，武昌及周边郡县粮食歉收，百姓食不果腹。陆景立即上书孙皓，请求减免武昌及周边郡县的赋税，并开官仓赈济灾民。同时，他还将自己的俸禄与家中存粮悉数捐出，分发给受灾百姓，并组织军民开凿深井，解决饮水问题。在他的努力下，武昌地区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饥荒与流民，社会秩序保持稳定，百姓感念其恩德，自发为其立生祠，四时祭祀。

教化：创办武昌学宫，培育荆楚英才

陆景自幼“澡身好学”，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他深知“治国之本，在于育人”，驻守武昌期间，大力推行教化，创办官学，培育人才，为鄂州乃至东吴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成为三国时期荆楚地区教化的典范。

当时的武昌虽为军事重镇，但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百姓多为文盲，人才匮乏。陆景到任后，便上书孙皓，请求在武昌创办官学，得到批准后，于吴天纪元年（277年）在西山南麓创办了“武昌学宫”，这是鄂州历史上最早的官办教育机构。学宫选址于西山南麓的幽僻之地，四周古松环绕，溪水潺潺，环境清幽，非常适合治学。学宫占地面积约千平方米，建有讲堂、藏书楼、宿舍等建筑，讲堂内摆放着数十张案几，可供百名学子同时听课；藏书楼内收藏了经史子集、兵法农书等各类典籍千余卷，其中不少是陆景从吴郡带来的珍本。

陆景亲自制定学宫章程，规定“无论出身贵贱，凡年满八岁皆可入学”，并为贫困学子提供食宿补贴，鼓励寒门子弟求学。学宫开设“经史”“兵法”“算术”“吏治”四科，聘请江东名儒执教，其中包括当时著名的学者虞喜、张翰等人。陆景本人也经常到学宫讲学，讲授《春秋》《左传》等经典，阐释“尊王攘夷”“忠君爱国”的思想，同时结合自己的军事与治政经验，讲授兵法与吏治之道。他讲学风格深入浅出，善于结合实例，深受学子喜爱，每次讲学都座无虚席，甚至有周边郡县的学子慕名而来。

在人才培养上，陆景秉持“推事效实”的理念，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他认为“夫料才核能，治世之要也”，主张对人才的优劣予以勘察，通过“验之以实，效之以事”来辨别贤愚，使“任得其才、才堪其任”。对于学宫学子，他不仅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还经常组织他们参与社会实践，如让学习兵法的学子跟随军队操练，学习吏治的学子协助处理地方事务，学习农业的学子到屯田区指导耕作，使学子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

武昌学宫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不乏后来成为东吴重臣的栋梁之材。据《吴书·虞翻传》记载，当时“武昌学宫弟子三百余人，皆为一时之秀”，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朱诞、李仁、张悌等人。朱诞后来官至偏将军，跟随陆景驻守武昌，在晋灭吴之战中战死沙场；李仁官至武陵太守，以清廉著称；张悌则成为东吴末年的丞相，在抵抗晋军时壮烈殉国。这些学子不仅在东吴末年的政治、军事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陆景的教化思想传播到各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了创办官学，陆景还十分重视民间教化。他组织官吏在城乡各地设立“乡学”“私塾”，聘请学宫的优秀学子担任教师，普及基础教育。同时，他还下令在武昌城内修建“贤良祠”，供奉伍子胥、屈原、孔子等先贤，宣扬忠孝节义之道，教化百姓。他还经常亲自到乡间巡查，向百姓宣讲礼仪道德，劝勉百姓勤劳耕作、和睦相处，使武昌地区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成为当时的真实写照。

文墨：著书立说警世，诗词寄情樊川

陆景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他在武昌期间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包括政论著作《典语》、诗词歌赋等，其中《典语》更是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典籍，展现了他卓越的政治远见与文学才华。

政论巨著《典语》：乱世治道的智慧结晶

《典语》是陆景在武昌期间，针对东吴末年的政治弊端撰写的治国方略，全书共十卷，《典语别》二卷，可惜大部分已失传，赖唐初魏征等人所编之《群书治要》得以保存其大概。这部书有感于东吴末年内忧外患的背景而作，针砭时弊，言无虚物，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集中体现了陆景的治道思想。

《典语》的核心思想是儒家的治国理念，强调“治道清明”的重要性，认为天下治乱与国家安危，系于官人的选任，故而王者得人用人，不可不慎，其关键在于“敬贤而诛恶”。陆景在书中写道：“敬一贤则众贤悦，诛一恶则众恶惧”，主张通过举用贤才、流放恶人，实现“垂拱而天下治”的理想局面。他还强调君臣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系身。安则共乐，痛则同忧”，主张君臣一体，上下协心，互相信任，才能治理好国家。

在民生方面，陆景提出了与孟子“仁政”颇为相似的思想主张，认为人主在“综理四海，收养品庶”之时，要认识到“宫室壮观，出于民力；器服珍玩，生于民财；千乘万骑，由于民众”，主张施行恤民之道，满足民众“容身之所、匹配之偶、充饥之粮、御寒之衣”的基本需求，通过博爱、恕道，实现“万方归化，国祚绵长”。这些思想既切中了当时东吴的时弊，也展现了陆景超越常人的政治洞察力。

《典语》还谈及了随时改制的通变思想以及昭德知功的重爵思想，有着鲜明的儒家特质，尤其是强调治国理政要广修文德、播其德教，更是有着恒常不变的价值意涵。魏征编纂《群书治要》时，特意收录《典语》多篇，正是看中其“救弊于一时”的现实意义。可惜的是，孙皓对陆景的劝谏置若罔闻，依旧沉溺酒色，滥杀无辜，使得东吴朝政日益腐败。陆景在鄂州目睹这一切，痛心疾首却无力回天，只能在《典语》中发出“亡国之兆，始于朝堂”的感叹，这部书也因此成为东吴灭亡的“预言书”。

诗词歌赋：寄情山水的文人情怀

除了政论著作，陆景还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歌赋，可惜大多已失传，仅存少量篇章与残句，从这些遗存中，我们仍能感受到他的文人情怀与卓越才情。

陆景驻守武昌期间，常于公务之余登临西山，寄情山水，创作了不少描绘鄂州风光的诗篇。据《武昌府志》记载，他曾作《西山赋》，描写西山的壮丽景色与人文底蕴，其中“西山叠翠，樊水环流，松涛阵阵，清泉潺潺”等句流传甚广，可惜全文已失传。他还创作了《樊口怀古》一诗，缅怀祖父陆逊在樊口的治水功绩，诗中写道：“陆公遗泽在，樊口水长流。堰锁千顷浪，民安万户秋。”诗句朴实无华，却饱含对祖父的敬仰与对民生的关怀。

陆景的诗词不仅描绘山水，更蕴含着深沉的家国情怀。吴天纪三年（279年），西晋大军压境，东吴危在旦夕，陆景夜登武昌楼，遥望江北，感慨万千，创作了《登武昌楼》一诗：“危楼临大江，夜色正苍苍。鼓角声悲壮，星辰影渺茫。国忧萦寸念，民瘼系肝肠。誓与城同守，宁为玉碎亡。”诗句慷慨激昂，展现了他坚守国土、以身殉国的决心。此外，他还创作了《军中行》《劝学诗》等作品，前者描写军旅生活的艰辛与士兵的忠勇，后者则劝勉学子勤奋求学、报效国家，语言质朴，情感真挚。

值得一提的是，陆景还曾为鄂州的“瑞梧”作赋。相传他在武昌学宫旁种植了一棵梧桐树，枯槁多年后竟在春天复苏，枝繁叶茂，被视为祥瑞之兆。陆景欣然作《瑞梧赋》，以梧桐复苏比喻东吴复兴的希望，赋中“石上孤生百尺标，凤皇枝老尚萧萧。半身秋委龙蛇蜕，一气春回霹雳焦”等句，意境深远，对仗工整，展现了他高超的赋作技巧。这篇赋后来被收录于《清江诗集》，流传至今。

忠烈：城破以身殉国，英名永留鄂渚

吴天纪四年（280年），晋灭吴之战爆发，这场战争成为陆景生命的终点，也为他在鄂州的岁月画上了悲壮的句号。西晋大军兵分六路，杜预率军攻克江陵，王濬率领水师顺江东下，直逼武昌，东吴的长江防线节节败退，武昌成为孤悬敌后的孤城。

此时的武昌已陷入重围，晋军水师战船云集，旌旗蔽日，而陆景麾下仅有守军数千人，兵力悬殊。部下劝他乘船东逃，投奔建业，他却断然拒绝道：“我受国厚恩，镇守武昌，当与城池共存亡。陆氏子孙，岂有临阵脱逃之理？”他下令加固城防，整顿军队，准备与晋军决一死战。

在坚守武昌的日子里，陆景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亲自登上城墙指挥作战，昼夜不休。他利用武昌城防坚固的优势，多次击退晋军的进攻，晋军伤亡惨重。王濬见强攻不下，便派人劝降，许诺封他为列侯，陆景不为所动，斩杀来使，表明必死的决心。

不久后，晋军改变战术，采用火攻，烧毁了武昌城的东门城楼，趁乱攻入城内。陆景率领亲兵冲入敌阵，手持父亲陆抗遗留的宝剑，奋勇杀敌，连杀数名晋军将士，身上多处负伤，鲜血染红了战袍。最终，因寡不敌众，陆景力竭战死，年仅三十一岁。《三国志》记载，陆景“力战不屈，城破遇害”；《水经注·江水》则更为具体地指出，陆景是在乐乡城附近的江渚上与晋军水师交战时阵亡的：“获吴水军督陆景于此渚也”。

传说陆景战死时，手中仍紧握着半截《典语》的手稿，上面写着“守土尽责，死而无憾”八个字。武昌百姓得知陆景战死的消息后，悲痛万分，纷纷前往江边哀悼。晋军将领王濬敬佩陆景的忠烈，下令厚葬他于西山南麓，与武昌学宫相邻。

陆景死后，武昌百姓为纪念这位守土尽责、爱民如子的年轻将军，在西山建“景忠祠”，四时祭祀。祠内曾供奉陆景的画像，画像中的他面容俊朗，身披战袍，手持书卷，恰如其“文武双全”的形象。可惜这座祠堂在东晋时期改建为佛寺，如今仅存遗址，位于西山灵泉寺附近。此外，鄂州民间还有“祭江悼景”的习俗，每逢清明，当地百姓会沿江摆放祭品，悼念这位为国捐躯的名将，这一习俗延续了数百年之久。

遗韵：千年文脉不绝，英魂永驻樊川

千年岁月流转，樊川的江水依旧奔腾不息，西山的古松依然苍劲挺拔。陆景的故事，早已融入鄂州的山川草木之中，成为这座古城三国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在鄂州的诸多三国遗迹中，仍能找到陆景的印记，感受到他的忠烈、智慧与才情。

在鄂州吴王城遗址，那些刻有“中夏督军”字样的城砖，默默诉说着陆景加固城防的往事；在樊口江滩公园，那段“小陆公堰”的遗迹，见证着他治水兴农的功绩；在西山南麓，武昌学宫的夯土台基与散落的陶制砚台，印证着他兴办教化的初心；在鄂州博物馆，收藏着一批孙吴晚期的竹简，其中部分记载了“中夏督府”的军务往来，提及“景公”处置军政的细节，为研究其驻守武昌的事迹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料。

陆景的思想与精神，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著作《典语》虽已失传大半，但通过《群书治要》的收录得以传世，成为后世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魏征在编纂《群书治要》时，特意收录《典语》多篇，正是看中其“救弊于一时”的现实意义。宋代大儒朱熹对《典语》也颇为推崇，称其“言简意赅，切中时弊，有古儒之风”。陆景的“敬贤诛恶”“恤民安邦”等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陆景的忠烈事迹也被后世文人墨客反复吟咏。唐代诗人李白登临武昌楼时，曾作诗《武昌怀古》，诗中写道：“陆景守孤城，身死为国殇。英名留楚地，千载有余芳。”宋代文学家苏轼被贬黄州期间，多次游历鄂州西山，凭吊陆景遗迹，写下了“武昌西山雄楚东，陆公遗庙枕清风”的诗句，表达对陆景的敬仰之情。明代诗人吴国伦在《过武昌吊陆景》中写道：“樊口风烟接武昌，将军遗恨付长江。城边故垒迷青草，祠下残碑卧夕阳。”这些诗词歌赋，将陆景的英名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

如今，当人们登临武昌楼，俯瞰万里长江；漫步西山道，寻访古寺遗迹；品读《典语》残篇，感悟治国智慧时，总能感受到这位东吴重臣的身影。他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虽转瞬即逝，却以其忠烈、智慧与才情，在历史的天空中留下了永恒的光芒。他在鄂州的六年，虽身处乱世，却以文治武功滋养了这片土地，以教化育人点亮了荆楚文脉，以忠烈之躯守护了江东门户，成为鄂州这座千年古城最深刻的历史记忆之一。

陆景与鄂州的千年羁绊，是一段跨越时空的对话，是一曲忠烈与智慧的赞歌。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不仅在于战功赫赫，更在于心怀百姓、教化一方；真正的历史遗存，不仅在于砖石草木，更在于精神传承、文脉不绝。如今的鄂州，早已不是当年的军事重镇，但陆景的精神依然在这片土地上传承，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鄂州人坚守初心、奋勇前行，为这座古城的繁荣与发展续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