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后与皇后同时在世，那么按照朝廷礼制，谁才是后宫一把手？

一、礼制框架下的身份差异
在清代宫廷的权力结构中，皇太后与皇后的地位差异体现在制度设计的每个环节。根据康熙朝修订的《大清会典》，皇太后的仪仗规格比皇后多出十二件，其中包括金节一对、金瓜一对、金钺一对等象征性器物。朝服颜色采用明黄色，与皇帝同色，而皇后只能使用正黄色。这种差异延伸到居住空间，皇太后所居宫殿的台基高度比皇后宫高出九寸，相当于三级台阶的差距。在接见场合，皇太后座椅可饰五爪金龙纹样，皇后则限定为四爪蟒纹。

皇后的权力来源于内务府则例的明文规定。乾隆十五年制定的《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详细列明了皇后的职权范围：每月初五接收内务府呈报的后宫用度账册，对超过五十两银子的开支具有审批权；每季度末对妃嫔进行"四等考绩"，结果直接影响年例赏赐；拥有对宫女太监的惩戒权，可施行杖责以下的处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皇后掌握着内务府部分职位的提名权，包括会计司、掌仪司等要害部门的主事人选。这些制度化的授权使皇后成为后宫日常运作的实际控制者。
二、权力运行的现实逻辑
历史档案显示，皇太后的实际影响力往往超出制度规定。康熙初年的《内起居注》记载，孝庄文皇后通过"内廷行走"制度，定期接见理藩院尚书、内务府总管等官员。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73道标有"奉慈谕"字样的谕旨，涉及六部侍郎、各省巡抚等要职任免。这种非正式干政渠道使皇太后能影响前朝决策，但需要皇帝配合才能生效。雍正帝设立的"太后宫独立核算"制度，就是为切断皇太后通过内务府干预朝政的途径。

皇后的管理权则通过制度化渠道行使。道光朝《内务府奏销档》记载，孝全皇后每月逢五召见内务府总管，处理事务包括宫女调配、月例发放、宫室修缮等具体事项。最核心的是宫禁稽查权，皇后可随时调阅各宫门禁记录，这项权力在嘉庆二十五年曾用来查处淳嫔私会外臣的案件。根据《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条例》，皇后还负责审批妃嫔亲属的入宫探亲申请，每次探视时间不得超过两个时辰，且需派太监全程陪同。
三、礼仪活动中的权力象征
在国家典礼中，两者的角色定位严格区分。先蚕礼作为最重要的女性祭祀活动，自乾隆七年形成三十二道程序的固定仪轨。皇后需提前三日进行斋戒，典礼当日率妃嫔行初献、亚献、终献三礼，全程耗时六个时辰。而皇太后仅需在典礼结束后，于慈宁宫接受皇后汇报。《大清通礼》明确规定，祭祀过程中皇太后不得干预具体流程，这种安排强化了皇后的仪式主导权。

在涉外事务方面，皇后承担更多实质工作。根据《同文汇考》记载，朝鲜使臣每年需向皇后进献"方物状"，清单精确列明人参二十斤、貂皮四十张等物品数量。而皇太后仅接受使臣行问安礼，不涉及具体贡品交接。这种差异反映出清廷刻意塑造的帝后共治形象，实际上将皇太后置于礼仪性的尊崇地位。
四、权力博弈的历史真相
后宫权力格局的本质是制度与伦理的博弈。皇后虽拥有成文法授予的管理权，但皇太后凭借孝道优势常能突破制度限制。这种博弈呈现明显的代际特征：新帝即位初期，皇太后权力达到顶峰。康熙六年鳌拜案中，孝庄太后的手谕直接决定了辅政大臣的废立。但随着皇帝亲政，皇后权力逐渐强化，雍正帝甚至规定太后宫用度需单独造册，不得干预内务府正常运作。

历史档案揭示的权力真相发人深省。顺治朝孝庄太后能迫使皇帝废后，而光绪朝的隆裕皇后连珍妃都难以约束。这种反差证明清代后宫的权力划分从未固定，所谓的"一把手"只是特定时期的临时平衡。真正决定后宫格局的，始终是前朝政治势力的较量。当制度规范遭遇伦理压力，所谓的祖宗家法往往成为权力博弈的工具，这才是宫廷政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