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石资本周道洪：资本市场大时代已至，国资要做科创“摆渡人”

制度创新撬动国资，做多新质生产力

当前，股权投资行业正步入认知回归与能力重塑的“淬炼期”：长期资本持续扩容，耐心资本日益成为支撑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投资机构聚焦硬科技与战略新兴产业，深化布局、深挖价值；多元退出与投资路径不断拓展，加速构建“投早、投小、投科技”的良性生态；政府引导基金与国资投资平台已成长为产业发展的“稳定器”与“助推器”，携手产业方及各类资本，共建深度融合、共创共享的产融生态。

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融中第十五届中国资本年会暨大虹桥科创投资大会应势启幕。本届峰会以《淬·炼》为主题，汇聚政府部门代表、头部投资机构、顶尖经济学家及行业领军企业，于新年伊始展开深度对话，共议投资趋势、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前沿，致力于打造覆盖出资人、投资人与企业端的高效产融生态圈，推动投资产业链全链条融合与价值贯通。

2026年1月13日，融中第十五届中国资本年会暨大虹桥科创投资大会上，盛石资本董事长周道洪以“淬炼制度竞争力，做多新质生产力”为题，进行了主旨演讲。以下为主旨演讲全部内容，由融中财经整理。

存量经济中的结构性机遇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呈现显著的二元特征。从微观主体的直观感受而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营压力普遍加大，挑战很大；然而从投资视角审视，当下却蕴含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二十一世纪以来，以信息技术和数字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颠覆性创新的迭代速度引领社会深刻变革。人类社会正步入新的“哥白尼与哥伦布时刻”，技术长周期盛大开启，其历史意义堪比甚至超越大航海时代。

周道洪表示：我们正处于三个时代叠加的特殊历史节点，若能准确把握这一时机，便有可能同时拥抱三大红利。首先是存量经济时代，经济增量的“蛋糕”做大速度明显放缓，市场竞争分化加剧，但头部效应愈发显著，优质头部企业正在获得更为集中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回报，头部红利一骑绝尘。其次是资本市场时代，目前发达国家经济部门收入和利润的70%左右已在资本市场得到体现，而我国目前不到40%，我国证券化率也明显偏低，这些差距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资本市场的红利正处于展开阶段。第三是科技创新时代，原有以传统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并替代传统经济，创新红利将在这一进程中大放异彩。

存量经济时代之所以令众多市场主体感到压力，根本原因在于增长模式的范式转换。过去我国经济高增长时期整体上属于依赖要素投入驱动的“斯密增长”，如今正向创新驱动转型。在要素驱动阶段，债务规模达峰、人口总量达峰、房地产市场达峰、国际贸易条件及技术转移红利达峰等多重因素叠加，传统的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面临系统性重构。存量经济时代的竞争法则已然改变：效率胜过速度，质量胜过数量，提高含金量、技术含量成为必修课。

资本市场的大时代已经展开，将成为未来社会财富的重要策源地。当前经济正从地产—基建的旧范式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周期转型，迫切需要资本提供强大助力。从国际经验看，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所处阶段与美国2008-2012年的情形颇为相似，政府、企业、家庭三张资产负债表均承受压力。在经济增速下行的背景下，依靠收入改善资产负债表的难度极大，更为现实的路径是通过资产价格回升来实现修复，而房地产已处于达峰状态，真正能够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唯有资本市场的繁荣。

资本市场的繁荣具有坚实的基础条件。从流动性角度分析，我国已进入资本相对过剩的阶段。截至去年十二月，居民储蓄总额已达162万亿元，而GDP总量约为140万亿元，居民储蓄与GDP的比值约为1.16倍。对比历史数据，疫情前的最高点为2019年，彼时这一比值为0.92倍，而大部分时期仅相当于GDP的八成左右。此外，2024年底国有资产总量已达957.8万亿元，国资权益198.7万亿元。在存量流动性充足的基础上，叠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量流动性也在持续释放。资本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盛大开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并购重组市场的活跃，资本市场开始迈向投资和融资均衡协调发展阶段，开始真正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核心作用。

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命题

当前正值科技创新的大时代。去年可称为“创新元年”，自春节期间DeepSeek发布以来，创新领域利好消息不断涌现，并逐步传导至资本市场。摩尔线程、沐曦等国产GPU企业的成功上市，显著提振了市场情绪和预期。我国拥有1.1亿规模的科技人力资源，专利申请数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更为关键的是，科技创新已被置于国家战略的中心位置，举国体制正在为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在三个时代叠加的背景下，中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在于制度创新。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已从数量驱动的“斯密增长”转向“熊彼特式”的创新增长，而创新增长的关键恰恰在于体制机制的突破与重构。

从微观层面而言，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是按照所有制中立、竞争中性的基本原则，大力构建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充分混合、深度融合、有机结合、高度兼容的前沿治理模式。要让国有资本、财政资金真正成为产业创新发展的合伙人、“摆渡人”和“灵魂伴侣”。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创新与资本完全有可能形成乘数效应，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从实践案例来看，通过制度创新，国有资本完全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全国社保基金采取完全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以LP和母基金身份参与投资，取得了显著的投资回报。

过去十余年国资基金的崛起成为科创企业活跃的资本力量。二十年前互联网产业兴起之际，国有资本几乎“集体缺席”；而近年来科创板上市企业股东名册中大多出现了国资股东的身影，众多未上市的独角兽企业中国有资本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大家都有体会，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在引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再以上海集成电路产业为例，其成功的密码正是国有资本履行了“摆渡人”的角色。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中微半导体、沪硅产业等龙头企业均以国有资本为主要股东，但在公司治理层面几乎都采取无实际控制人的制度安排，市场化运行机制得以保障。

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当前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机遇期，而把握这一机遇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在于淬炼制度竞争力。

从地方经济发展视角审视，高质量发展必须从地产-基建的旧范式中走出来。过去的发展模式受益于房地产的持续繁荣，整体以债性思维为主导，如今必须确立权益思维、资本思维、股权思维、基金思维，通过国资和财政资金的资本化改革、基金化运作来全面对接资本和资本市场，拥抱科技创新大时代，真正分享资本红利和创新红利。地方国资国企如何有效支持科技创新？自主投入研发固然重要，但并非核心。更为关键的是转变角色定位：从传统的企业所有者转型为以股权、资本为纽带的投资人、股东，资产持有人，主动布局科创业务，而不是追求控制；从单一或控制性的出资人转型为市场参与者、产业组织者、服务商、“摆渡人”和资产配置者。

地方政府应当像重视GDP一样重视城市的资本市场市值，像重视招商引资一样重视科技创新、重视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城市的资本市场市值不仅是区域经济活力的直观体现，更是吸引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的重要指标。在存量经济时代，区域竞争的维度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竞争转向创新生态、制度环境的竞争。

制度创新的核心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并不矛盾，关键在于找准定位、明确边界。国有资本应当发挥引导作用而非替代作用，应当成为创新生态的构建者而非垄断者。

从投资实践角度而言，地方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成两个关键对接：一是导入新质生产力，二是对接资本市场。这两个维度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新质生产力的导入为区域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能，而资本市场的对接则为创新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和价值发现机制，同时也为地方国资提供了优化配置、实现增值的平台，进而通过股权财政、产业财政逐步替代过往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投资机构应坚定不移地做区域经济合伙人，努力成为科创企业的“灵魂伴侣”，在科创企业需要的时候不离不弃，在它们做大做强的时候助其一臂之力。

展望未来，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的深度融合将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在三个时代叠加的历史节点上，抓住头部效应带来的企业红利、把握资本市场展开带来的资本红利、拥抱科技创新浪潮带来的创新红利，将成为各类市场主体的战略选择。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持续推进制度创新，构建市场友好型、创新友好型、包容性发展的体制机制，让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