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起床、跪着上班：被日记写透的清代官员真实“打工史”

清末有位老实巴交的官员，叫 恽毓鼎。他不爱写官样文章，偏偏喜欢在日记里记些“人遭罪”的细节。有一年给老佛爷祝寿，他写下这样一幕：那天凌晨一点半就被人叫醒，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先在东宫门外的帐篷里猫着等候，再一路摸黑往颐和园赶。等人到了园子，天还没亮，宫灯却亮得像白昼。

这一页小字，把清代官员的“上班状态”写得明明白白——你在被窝里翻身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寒风里走了两个时辰。

早朝不是“早”，是要命的那种早

今天我们说“早起”，顶多七点。可在古代当官，“早”意味着半夜。

早朝这套制度，早在周朝就有了。那时候要求狠，不来就罚。到汉宣帝，觉得天天折腾也没那么多事，改成五天一朝，算是开了个“人性化”的口子。但别高兴太早——上朝时间定在“夜漏未尽”，翻成白话，就是天还没亮。

问题在于，你不是住在宫里。家离皇城远一点，路上就得走一两个时辰。这么一算，官员想不迟到，只能凌晨两三点爬起来。

唐朝看似宽松。九品以上官员一月只在初一、十五上朝，但五品以上、监察御史这些“核心员工”，照样天天报到。卯时点名，听着是清晨五点，可要算路程，还是半夜起床。

真正把官员逼到极限的，是明朝。朱元璋这个人，出了名的勤政加狠。大臣们凌晨三点就得到午门外站好，天亮才能进宫。他自己也不睡懒觉，“鸡一叫就起床”，但问题是——皇帝熬得住，底下人不一定。

迟到一次，二十大板；攒够二十次，一百大板。明朝的板子是真打，不是吓唬人。

清朝换了地方，从太和门改到乾清门，表面上离皇帝更近，实际更折腾。乾清门在紫禁城深处，官员得一路走进去。有人受不了，跟康熙商量能不能隔几天来一次。康熙一句话堵死：“政务贵在勤，不能断。”

等到慈禧当权，上朝时间反而更早，寅时开始——凌晨三点到五点之间。

住得远，真是原罪

这么折腾，住哪儿就成了生死问题。

明朝官员大多挤在长安街附近，离宫城近。清代房价更离谱，越靠近皇城越贵。像和珅，家离皇宫六里地，走半个时辰就到，已经算“黄金地段”。

普通官员就惨了。没钱买近处，只能租房，甚至住到城外。偏偏京城有宵禁，天一黑不许乱走，逼得这些人只能更早起床。

清朝还规定，只有一二品大员才有资格骑马、坐轿，而且得皇帝点头。大多数人，只能靠两条腿。遇上下雨下雪，路滑天黑，起床时间再往前推。

级别更低的，还有“蹭灯”这一说。亲王、军机大臣前面有人打灯笼，小官就悄悄跟在后头，借点光亮。听着像占便宜，其实透着一股心酸。

进了宫，也别指望轻松

好不容易赶到宫门口，并不代表能歇口气。

先验牙牌，像今天刷工卡。名单一条条核对，少一个都不行。没提前报备就缺席，后果很严重。

进了午门，文官走左，武官走右，鼓声、钟声一通接一通。站哪儿也是学问。明初按功勋，后来按权势，再后来干脆乱套。正德年间，有份奏疏掉在地上，因为站位混乱，查不出是谁的，结果三百多官员一起被关。

站好还不算完。旁边的监察御史全程盯着：衣冠不整、东张西望、交头接耳，统统记下来，散朝再算账。

最折磨人的是——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上厕所。凌晨起床到上午九点，肚子早就空了。有官员偷偷在袖子里藏干粮，也有人路上买饼。京城的早点摊，很多就是靠这些“早朝客户”活的。

跪，更是噩梦。从宋代开始站着，元明清干脆改跪。奏事得跪着说，说得越久，腿越麻。散朝时，有人甚至站不起来。

散朝≠下班

辰时散朝，差不多早上九点。吃完皇帝赏的那点“工作餐”，官员不是回家，而是回衙门。

汉唐有休沐日，五天一休。可在京官的位置上，事永远干不完。明代废丞相，设内阁；清代又搞军机处，把权力拆得更细，工作量却翻了倍。

像 张廷玉，是出了名的劳模。白天跟皇帝议事，晚上在军机处批折子，经常忙到半夜。第二天照样天不亮就起。

到了清末，节奏才慢下来。恽毓鼎这种史官，上完早朝没事就能回家，稿子送上门，在家改书。缺席早朝的处罚也松了，有时头晕半路回家，没人追究。

为什么古人都爱睡“回笼觉”

凌晨起、摸黑走、站或跪、精神高度紧绷，再加一整天的公务，不补一觉根本撑不住。

所以古人下朝回家第一件事，往往是倒头再睡一会儿。这不是偷懒，是身体扛不住。

勤政皇帝在位，官员强度堪比今天的996。康熙、雍正、乾隆天天听政，风雨无阻；朱元璋更是“全年无休”。而一旦遇上懒政时期，朝会取消，官员反倒松快了。

说到底，古代当官，从来不是电视剧里那种体面活儿。凌晨三点起床、黑灯瞎火赶路、跪着开会、散朝后继续加班，这套流程，放到今天，也没几个人受得了。

所以，下次再嫌自己上班苦，不妨想想这些前辈——至少，我们不用摸黑走两小时，也不用跪着汇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