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千年贪腐的根源是什么？梁启超一语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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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弊千年，病根何在？

有人说，腐败是制度的漏洞。

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唐宋的三省六部制、明清的内阁军机处，历代王朝都在修补制度的篱笆，为何贪腐屡禁不止？朱元璋剥皮实草，雍正养廉银制度，乾隆雷霆反腐，可贪官如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

有人说，腐败是人性的贪婪。

荀子言 “人之性恶”，告子说 “食色性也”，若人性本贪，为何西方能走出权力制衡的路径？为何同一人性之下，有的社会清风劲吹，有的社会浊流横溢？

有人说，腐败是文化的惯性。

“官本位” 思想根深蒂固，“人情社会” 往来成俗，可文化为何偏偏滋养腐败而非遏制？孔孟倡导的 “克己复礼”，墨家主张的 “兼爱非攻”，为何没能净化官场生态？

对此，“维新变法”的旗手、近代中国思想家梁启超提出了一个惊世见解。

1901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痛陈：中国之大患，在于国民的“奴隶性”。他说：“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并进一步断言：“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

梁启超的“奴隶性”概念不单是指古代的人身依附关系，更是指一种精神上的臣服、顺从和自我权利的主动让渡。无独有偶，法国思想家拉博埃西在《论自愿的奴役》中也指出：“每一种暴政都必然建立在民众的普遍接受之上。” 暴君不过一人，若无亿万臣民的默许与臣服，何以坐拥天下？贪腐集团再猖獗，若无社会土壤的滋养，何以盘根错节？

奴性“三观”

• 迷恋救世主情结

中国百姓最朴素的愿望，莫过于 “盼明君、等清官”。

秦始皇焚书坑儒，天下人盼扶苏继位；隋炀帝横征暴敛，百姓盼李渊父子救民于水火；崇祯帝煤山自缢，南明遗民仍念 “朱三太子”。这种将自身权利与福祉寄托于他人的心态，正是奴隶性的第一重表现。

奴性与腐败之间存在着隐秘而牢固的链接。当人们普遍抱有“奴隶”心态时，他们会自动将统治者视为“主人”，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明君”“清官”的出现，而放弃了自己作为权利主体的资格。

梁启超痛心地描述：“国中虽有数万万之人，守国者实不过一家之人，其余皆无所不忍、无所不受、刺之不知、激之不动的麻木冷漠之人。”

这种心态为腐败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当民众默认权力者的特权地位时，对于权钱交易、用人不公等腐败行为往往选择视而不见、忍气吞声，甚至有人主动迎合、参与其中。

传统社会，贪官污吏横行时，百姓不懂得联合抗争，只盼 “包青天” 式的清官降临，可清官何其稀少？即便出现，也往往独木难支。这种 “等靠要” 的心态，实则是对自身权利的主动放弃。

拉博埃西说：“那些最初屈服于权力的人可能出于被迫，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

腐败在这种文化中逐渐被“常态化”，成为一种被默认的社会规则。

• 流行没有尊严的苟安哲学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句流传千年的俗语，道尽了奴隶性的第二重面相：逃避自由，贪图苟安。

古代百姓面对苛捐杂税，往往选择忍气吞声；面对官吏勒索，大多逆来顺受。他们并非没有反抗的力量，而是害怕反抗带来的不确定性。秦末陈胜吴广起义，虽喊出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更多时候，民众宁愿牺牲部分利益，换取暂时的安宁。

这种苟安哲学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明清科举制度日益严密，生员考中进士的比率仅为三千分之一，即便如此，天下学子仍趋之若鹜。钱茂伟教授指出：“社会各界均以读书做官为荣，‘官道’周围聚集了全国的知识分子，走其他道路的士子很少。” 这种单一的价值观，让人们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甘愿在体制内做顺民。他们明知官场腐败，却不愿挺身而出，反而加入其中分一杯羹。

现代意义上的奴隶性，更具隐蔽性。它不是外在的压迫，而是内在的逃避。人们害怕承担责任，不愿参与公共事务，对社会不公视而不见，认为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殊不知，当每个人都选择沉默，腐败便会如野草般疯长。拉博埃西曾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城镇、那么多民族，有时候竟能够忍受一个独夫暴君的为所欲为？” 实际上正是民众的沉默 “喂饱” 了暴君，是个体的苟安滋养了腐败。

• 认同不平等的秩序

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更是将奴隶性刻入民族基因。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的三纲五常，构建了一个层层隶属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下级必须服从上级，民众必须臣服皇权。秦晖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科举意味着天下学子平等地作为皇帝奴才的候选人，恰似天下女子平等地作为皇帝嫔妃的候选人。” 这种形式上的公平，实则强化了等级观念与奴性思想。

有学者注意到，近代西方有 “大批超越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的 “士” 唯一出路是 “仕”。他们饱读经书不过是为了仕途通达，升官发财，而这种追求又仰赖朝廷来实现。 这种差异造就了截然不同的社会氛围：西方大学保持着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成为自由思想的温室；而中国的读书人，许多终其一生都在追求 “功名”，渴望成为体制内的一员。

当等级观念深入人心，人们便会认同这种不平等的秩序。贪官污吏利用等级制度压榨百姓，百姓则认为 “官大一级压死人” 是天经地义。这种对等级制度的盲目认同，让腐败有了生存的文化土壤。因此，欲除腐败，必须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来对抗等级制，正如梁启超所言：“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由。” 缺乏自由与平等的观念，奴隶性便会代代相传，腐败也会如附骨之疽难以根除。

新民之道

认识到奴性与腐败共生的恶性循环，梁启超提出了“新民说”作为破解之道。他强调：“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在他看来，改变中国的根本在于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培育具有独立人格和权利意识的现代公民。他将“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自尊”等作为中国的新民之道。。

在国运日颓的清季，梁任公的新民之说很快引起了社会共鸣。在他的倡导下，形成了一大批以国民精神相号召的救亡启蒙人士。。

1905年左右，“国民”已成为国中人尽皆知的名词和行为准则。1920年天津《益世报》的一则报道，反映了国民意识在普通人中的觉醒：一名人力车夫被大学生辱骂时，竟能回应：“吾与汝同为中国国民，怎堪如此辱骂？”-

这一刻，被梁启超称为“奴隶”的民众，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国民”身份，这是近代中国精神解放的重要一步。

梁启超所谓“国民”，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公民”。我们揆诸现实，可以发现梁启超的洞见在今天依然不失其思想价值。它告诉我们，腐败的根治，不仅需要制度的完善，更需要精神的觉醒。

千年沉疴，唯有自救。当每个中国人都打破奴性的枷锁，树立公民精神；当每个人都敢于捍卫自己的权利，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当每个人都不再盼明君、等清官，而是成为自己的主人，腐败便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正如顾炎武所言：“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反腐败，保天下，人人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