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号017的朝鲜姑娘，名叫李美玉

李美玉点钞票的动作很特别。

她不数张数，而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钞票一角，手腕轻抖，让纸币在空中展开，再让它自然垂落。一张，两张，三张——每月最后一天，朝鲜姑娘们排队从管理员手中领到的，永远是这个数：三张一百元人民币。

而此刻，她正在清点的是另外一笔钱。

餐厅打烊后的深夜，美玉蹲在储物间最里面的角落，借着安全出口指示牌微弱的绿光，打开了一个铁皮饼干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各种面额的人民币，最大面值五十，最小是一元硬币。这是她两年零八个月攒下的全部财产：三千七百二十三元五角。

每一张钞票都有来历。那张缺角的五十元，是去年春节老板娘偷偷塞的“压岁钱”；那几张皱巴巴的十元，是客人落在桌上、按规定应上交但她悄悄留下的“小费”；那些一元硬币，是她每天从菜钱里抠出一点点、谎称“物价上涨”省下来的。

美玉把钱按面额重新叠好，用橡皮筋扎紧，放回饼干盒，再把盒子藏在一堆废弃餐具下面。做完这一切，她靠在墙上，长长舒了口气。月光从高处的换气扇缝隙漏进来，在她脸上切出一道苍白的斜线。

她今年二十三岁，来自朝鲜两江道。家乡的冬天比中国东北更冷，但那种冷是熟悉的，不像这里——这里的冷里夹杂着暖气的味道、汽车尾气的味道、还有街角烤红薯摊传来的甜香，这种陌生的温暖反而让她更觉寒冷。

“美玉姐，你在这儿啊！”

中国服务员小雨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半个煎饼果子：“给你留的，还热乎。”

美玉连忙站起来，下意识地用身体挡住身后的角落。小雨却已经看见了那个饼干盒的一角，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煎饼果子塞到美玉手里：“快吃，一会儿老崔该查房了。”

两个女孩并肩坐在米袋上。小雨二十一岁，吉林本地人，中专毕业就来餐厅工作，已经攒了五万块钱。“我男朋友在青岛打工，说那边工资高。”她啃着自己的那份煎饼，含糊不清地说，“等明年开春，我也过去。他说了，先租个小房子，等攒够首付就买房结婚。”

美玉小口吃着煎饼。薄脆在齿间碎裂的声音清脆好听，生菜叶新鲜得能尝出露水的味道。“你爸妈同意吗？”她问。

“有什么不同意的？”小雨笑了，“我自己的人生，自己决定呗。我妈说，只要我开心就好。”

美玉沉默了。她想起离家前夜，母亲在煤油灯下为她缝补内衣的场景。针线穿过粗布的声音细细密密，像永远下不完的雨。“到了那边，”母亲头也不抬地说，“要听话，要守纪律，要记住你是代表祖国去的。”

“妈，”美玉当时鼓起勇气问，“如果……如果我不想回来呢？”

母亲的手停住了。许久，煤油灯的火苗跳动了一下，母亲的脸隐在阴影里：“别说傻话。你的弟弟妹妹还需要你寄钱回来。”

煎饼已经凉了。美玉把它包好，揣进口袋。

“哎，美玉姐，”小雨突然压低声音，“你知道吗？上个月走的金善姬，她……”

“她怎么了？”

“听说没回国，”小雨的声音几乎听不见，“跑了。”

美玉的心脏猛地一缩。储物间的空气突然变得稀薄，她能听见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轰隆隆像远处开过的火车。

“她家里人呢？”她听见自己干涩的声音。

小雨摇头：“不知道。但老崔这几天脾气特别差，查房查得更严了。”

这时，走廊传来脚步声。两个女孩迅速站起来，美玉把饼干盒往里踢了踢，用废纸箱盖住。门开了，老崔那张永远没有表情的脸出现在门口。

“李美玉，这么晚不回宿舍，在这里干什么？”

“我……我在清点明天的食材。”美玉垂着眼。

老崔的目光在储物间扫了一圈，最后落在小雨脸上：“你呢？”

“我陪美玉姐，怕她一个人害怕。”小雨笑嘻嘻的。

老崔哼了一声：“五分钟内回宿舍。记住纪律。”

门重新关上。两个女孩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如释重负。

那天夜里，美玉失眠了。宿舍是八人间，朝鲜姑娘们睡在上下铺，房间里除了床和每人一个的储物柜，什么都没有。月光透过铁栏杆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牢笼般的影子。

邻床的崔英爱在梦中啜泣。她才十九岁，来中国不到半年，每晚都想家想到哭。美玉听着那压抑的哭声，想起自己刚来时也是这样。那时候她偷偷写过日记，用从厨房拿的铅笔头，写在卫生纸的包装纸上。但第三个月，日记被老崔搜出来，她被罚清洗一个月厕所。

“记住，”老崔当时拿着那些皱巴巴的纸片，在她面前一张张撕碎，“你们的思想也要保持纯洁。任何不健康的想法，都要及时报告。”

纸屑像雪花一样落在地上。美玉跪着擦地时，一滴泪砸在瓷砖上，很快就干了，没留下任何痕迹。

第二天是周六，餐厅客满。美玉端着滚烫的石锅拌饭穿梭在餐桌之间，脸上的微笑像面具一样焊在脸上。她注意到七号桌的客人——一对中国老夫妇带着小孙子。小男孩大约五六岁，穿着印有蜘蛛侠的毛衣，正用筷子艰难地夹泡菜。

“奶奶，这个阿姨的衣服真好看。”小男孩指着美玉的朝鲜传统服饰。

老太太笑了：“这是朝鲜族的衣服，叫‘赤古里’。”

“阿姨是朝鲜族吗？”

美玉的笑容僵了一瞬。她张了张嘴，却不知该怎么回答。

“快吃饭，别多问。”老爷子打断对话，对美玉歉意地点头。

美玉鞠躬离开，转身时听见小男孩低声问：“奶奶，朝鲜和朝鲜族不一样吗？

那一刻，美玉突然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在这片土地上，她连一个确切的身份都没有。她不是朝鲜族——那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享有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她是朝鲜人，一个“外国劳务人员”，一个没有手机、不能单独外出、护照被统一保管的“客人”。

下午三点，短暂的休息时间。美玉在员工通道尽头找到一个避风的角落，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她最珍贵的收藏：一张家人的黑白照片（这是出发前特别允许携带的）、一片家乡的枫叶标本、还有一个中国客人遗落的小小国旗徽章。

她抚摸着国旗徽章上凸起的五颗星星。那个客人是个大学生，在餐厅做社会实践调查，临走时把徽章送给她：“这个送给你，希望你在中国一切都好。”

美玉当时问：“这个……可以收吗？”

大学生愣了愣，随即明白过来：“当然可以！这是我自己的东西，送你做纪念。”

那是美玉收到的第一份礼物，来自一个陌生人，没有任何条件。

突然，她听见后门有响动。美玉迅速收起布包，假装在系鞋带。门开了，是小雨，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

“美玉姐，快来看！”

塑料袋里是一本破旧的汉语词典，还有几张明信片。小雨兴奋地说：“我在旧货市场淘的，才五块钱！你看这张，是北京的故宫；这张是上海的外滩；这张是桂林的山水……”

美玉一张张翻看。故宫的红墙黄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外滩的霓虹倒映在黄浦江中，桂林的山像水墨画里走出来的。她从未去过这些地方，也许永远也去不了。

“美玉姐，你最想去哪里？”

美玉的手指停在一张明信片上。那是深圳的夜景，高楼林立，灯光璀璨如星河。

“这里，”她轻声说，“听说这里四十年前还是小渔村。”

小雨凑过来看：“对啊，深圳速度嘛！我表哥就在深圳打工，说那边机会可多了。只要肯干，什么都有可能。”

只要肯干，什么都有可能。这句话像一颗种子，掉进了美玉心里那片干涸已久的土地。

当晚，餐厅来了一个特殊的旅游团——中国退休教师团。老人们和蔼可亲，对朝鲜姑娘们格外友善。其中一位白发老太太注意到美玉手腕上的伤疤——那是端热锅时烫的。

“孩子，疼不疼？”老太太用温暖的手握住她的手。

美玉摇头，眼泪却突然涌上来。她已经很久没有被这样温柔地触碰过了。在这里，所有的接触都有目的：握手是欢迎客人，鞠躬是告别客人，拍肩是上级的赞许或批评。但此刻这只手，只是单纯地想给予安慰。

“您……去过朝鲜吗？”美玉问。

老太太点头：“很多年前，我还是老师的时候，带学生去交流过。平壤很干净，人们很有礼貌。但我觉得……”她顿了顿，压低声音，“那里的孩子缺少一样东西。”

“什么？”

“选择的自由。”老太太的眼睛像两口深井，“我见过一个和你差不多大的女孩，她说她的梦想是当画家，但国家分配她去纺织厂。她接受了，说这是为国家做贡献。她甚至没有想过，自己可以有别的选择。”

美玉的手开始发抖。老太太感觉到了，轻轻拍了拍：“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些。”

“不，”美玉听见自己说，“请您……继续说。”

那天晚上，旅游团离开后，美玉在收拾桌子时发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用中文写着：“给那位手腕有伤疤的姑娘”。她心跳如鼓，躲进卫生间才打开。

里面是一沓人民币，整整一千元，还有一张纸条：

“孩子，这些钱请收下，去买些药膏。如果可能，也去买一本你想看的书，吃一顿你想吃的东西，做一件能让你开心的小事。你值得拥有这些。保重。——一个曾经也是老师的奶奶”

美玉坐在马桶盖上，把脸埋进信封里，无声地哭了。不是为这一千元，而是为那两个字——“值得”。在二十三年的人生里，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她“值得”什么。她只被告知应该“奉献”、“牺牲”、“服从”。

那一刻，金善姬逃跑的消息、小雨关于深圳的描述、老太太关于自由的话语，还有那一千元人民币——所有这些碎片突然拼凑成一个完整的画面。

一个危险的、诱人的、让人夜不能寐的画面。

凌晨一点，宿舍里鼾声四起。美玉悄悄从上铺爬下来，光脚走到窗边。铁栏杆外，中国的月亮又大又圆。她想起小时候在朝鲜，母亲说月亮上有玉兔在捣药。那时的她觉得，玉兔真可怜，永远重复同样的动作。

现在她明白了，自己就是那只玉兔。

她回到床边，从床板缝里摸出那个铁皮饼干盒。月光下，钞票上的毛泽东像清晰可见。她想起那位中国老太太说的话：“你值得拥有这些。”

美玉做了一个决定。

她抽出三百元——正好是她一个月能支配的零花钱——塞进口袋。然后把剩下的钱重新放好，饼干盒放回原处。最后，她从内衣夹层里取出那个小布包，把中国国旗徽章别在了衣襟内侧，紧贴着心脏的位置。

第二天，餐厅如常营业。美玉的笑容似乎比往日明亮了些，腰弯得依旧标准，但眼睛里多了一点别的东西。老崔几次扫视她，都没有发现异常。

下午四点，小雨偷偷塞给她一个塑料袋：“你要的东西。”

美玉打开一看，是一部最便宜的二手手机，已经充好电，里面插着一张不记名的电话卡。

“小雨，如果……如果我给你惹麻烦了……”

“别说这些，”小雨的眼睛红了，“美玉姐，我只希望你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那天晚上，在表演朝鲜民歌的间隙，美玉看向窗外。街对面，一辆长途大巴正在上客。车身上的广告写着：“深圳——梦想开始的地方”。

音乐响起，美玉和其他姑娘一起旋转起舞。粉色裙摆绽开成一朵朵花，长鼓的节奏急促如心跳。在最后一个转身时，美玉的目光与小雨相遇。两个女孩对视了一秒，然后同时移开视线。

深夜，储物间。美玉打开手机，屏幕的蓝光映亮她的脸。她按下第一个号码——这是那位中国老太太偷偷留给她的，说“如果有需要”。

电话接通了。

“喂？”是个温和的男声。

美玉深吸一口气，用练习了无数遍的中文说：

“您好，我是牡丹江朝鲜风味馆的服务员李美玉。我……需要帮助。”

而在那家朝鲜风味馆的储物间里，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握着一部手机，像握着一截刚刚点燃的、微弱的、但顽强不灭的火柴。

火光照亮了她的脸，也照亮了她即将踏上的，那条漫长而未知的路。